钱伟长为何成了顺民？

几日前，论文曾经受到爱因斯坦称赞、与钱学森、钱三强并称“三钱”的中国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在上海逝世。逝者已矣，身前身后事俱已成烟。原本不该再说长论短，但内心中深替先生惋惜，似有不吐不快之感。

当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怀着满腔热情，钱伟长从美国回国参与建设，并被聘为清华大学教授，同时兼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中共建政后，他先后担任了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副教务长、教务长、民盟中央常委、清华大学副校长等职。然而，为人的率真、政治上的天真让他在中共治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不仅让他在晚年发出了“分明拿好马当驴使”的慨叹，也让他从此“幡然醒悟”懂得了顺从。

1957年，在中共的有意诱使下，一些知识份子对中共提出了批评，这就包括钱伟长在内，而这些人最终都被打成了“右派”。当年的钱伟长主张清华理工科结合，批评的核心是“党内党外有鸿沟”，他表示：

“我是老清华了，一向是敢说敢做的，但这些年来，当家做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许多事情很想插手，但是做不了主，因为另外有一条线，总比你快。对于校务，我只能在事情还没有做出决定前提提意见，决定以后就服从执行。但究竟其间是怎样决定的，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就茫然不知了。”

“校务委员每当开会决定学校里的一个重大问题时，总是由党内负责干部介绍一下情况，问题分析的很全面，谁也不会投反对票，就这样顺利通过了。党内有好多资料，党外人不知道，很难发言，校务委员会实际是个形式。党把人分成两类，对一类人(党团员)总是先看他的优点，对另一类人总是先看他的缺点。清华党委对老教授总是抱怀疑的态度。多数系主任与教研室主任没有真正当家做主。像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这几年就是挂个空名，从未问过系务，竟然连一个徒弟也没有。近年来学校里一种寂静肃穆的空气实在让人难受极了，老教授们认为没有出息的一些人，偏让他进教研室当助教。选拔学生出国，教师提级等重大问题，也没有征求过教授们的一点意见，走的尽是党和行政路线。”

“过去教授家里总是有川流不息的来来往往。现在呢，大家‘板板六十四’，板起面来办公事，特别是师徒间的关系不融洽。你在学术上帮助他，他却抱怀疑批判的态度来学习，甚至还要斗争你。试问这样如何教呢？”

钱伟长的言论在中共“反右”开始后即遭到了批判，说他是“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向文教界进攻”等言论遍布清华和媒体，这其中还包括与其同从美国回来的钱学森。1957年7月17日的《人民日报》刊载了钱学森对其的批判：“钱伟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不是偶然的。……钱伟长说要把清华大学办成像加里福尼亚理工学院，好像并没有什么，但他传播这个资本主义学校制度，并在全国范围内活动，却是一种对人民对党的反叛行为。……钱伟长完全是一个说谎话耍政治手腕的人，没有一点科学家的味道，是最恶劣和狠毒的政治野心家。看看钱学森的言论，怎不令人感到悲哀？

被批判后的钱伟长从一级教授被降为三级教授，所有职务都被剥夺，他还被剥夺了公开进行科研、发表论着的权利。他的儿子尽管高考成绩优异却受牵连而“不予录取”。文革期间，他还被下放到北京特种钢厂炼钢车间当炉前工。钱伟长后来回忆道：“生活用具和衣服棉被，或被抄走，或被征用。在近半年的时期，夫妻都被分别‘隔离审查’或‘群众专政’，靠两个在中学里当‘狗崽子’的女儿在监视之下送饭度日。在最艰难的时刻，靠着亲人们相互关怀，相濡以沫，聊以度日。”

经历了困苦岁月后的钱伟长，于1979年被摘去了“右派”的帽子，并回到了原有的优裕生活。或许曾经的磨难让他从内心对“党”产生了恐惧并认清了“党”的无情，或许眼前“幸福的生活”让他不想再以言获罪，八十年代后的钱伟长变得“温顺”了，对于社会诸多不公正之事，选择了缄默，甚至选择为保全自己出卖良心。

1987年，“右派”许良英，刘宾雁、方励之联署倡议于同年2月在北京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钱伟长亦在受邀之列，但却没有回复是否参加。而此前方励之在高校支持民主的一系列讲话，业已传到邓小平耳朵里，让其甚为不满。此时钱伟长通过民盟中央却把邀请信交给了中共中央，并附上这样的意见：“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指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职），但与他们是不同的。”

随后，邓小平点名批判了方励之、刘宾雁等人，并不点名地批评了保护他们的胡耀邦。邓还说：“这次钱伟长表现很好，应予重用！”不久钱伟长果然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

在关于三峡大坝问题上，钱伟长1991年撰写了《从海湾战争看三峡工程》一文。文中指出了三峡水库溃坝的危害，同时也指出了三峡大坝将成为外部敌人威胁的目标。因为面对导弹技术，三峡大坝的防御是不可能的。因此，钱伟长建议，三峡工程千万不应上马，否则就是自铸达摩克勒斯剑的蠢举。然而，在文章发表之后不久，钱伟长就收回了他从海湾战争中得到的启示，转而表示坚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支持三峡工程上马，还专程去三峡坝址道歉。或许这又是他从曾经的磨难中所获得的经验吧。

显而易见，我没有资格也没有理由苛责身处专制环境中的钱伟长，只是深深地厌恶那个将敢说敢为的他变为顺民的制度。不知临终前的钱伟长是否明了了这一点呢？是否像曾经批判过他的钱学森一样彻底醒悟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