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县委书记带领四十多条汉子到机场拦截两女子,后者因惊恐而逃至女厕,仅靠手机和外界联系并求助。这个场面好莱坞大片都演绎不出,但却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生活现实。机场派出所明确告知两姐妹:“今天你们哪里都不能飞”,这是上级部门的要求。我不知道两姐妹免于恐惧的自由在哪里,她们的人身自由同时也遭到“上级”赤裸裸的侵犯。事后该县一位副县长向记者解释“抓人”的原因:“每逢国庆,地方政府都会对辖内可疑人员或信访人员进行监控,避免他们进京上访。”这等于不打自招,试问政府有什么权力对公民进行监控,或许这就是一个“警察国家”?而且这不是一个地方的作为,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遇此问题无不如是。以上俱为青天白日下的公权违宪。清末梁启超说:“英人常目他国之宪法为纸上之宪法,盖笑其力量之薄弱也”(注: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今天,“纸上的宪法”权力根本不在乎,因而这块土地上违宪的事频频发生。然而,权力违宪则势必侵权,就它侵犯民众的合法权益而言,侵权又必然导致民众维权。权力一向视维权为不稳定因素;那么,这种不稳定到底是谁造成的呢。不从权力这个源头痛下狠手,维稳无从维起。

神木县官郭宝成因推行免费医疗而调职,自认有被“贬”之嫌。官场调动,本属正常,哪怕当事人认为事实上的不正常。需要关注的是,继任的县官是保留这已经成形了的免费医疗呢,还是一茬官一茬事,让这项改革废掉或不了了之:我想这才是该县县民更关心的事。如果这次医改的确是有关县民福祉的一次善政,如果又因为郭氏调动而使它可能昙花一现;那么,需要进一步关注的,倒不是郭本人的贬与非贬,而是他这样的县官何由产生又由谁产生这样一种任免机制。不用说,这次任免是上级,县民想留也留不住。然而现代社会中各级行政权力的来源在民选,县官也不例外。只有“权为民所赋”才能“权为民所用”。当然,权为民所赋,目前未必合适在所有的权力层面同时铺开。但在中国农村,由村而乡,由乡而县,真正由民众选出自己认可的官吏,却是切实可行的递进民主。若干年前,这个过程曾经有过村级层面的启动,但缺乏后续。如果不是把“权为民所赋”停留口头,就应该重新拾起这个过程,扎扎实实从村开始,并有步骤地让它由乡而县。神木医改(包括一切改革),需要民主的后援。

朝阳煤矿突击提拔矿长助理下井带班,确实是在应付今年7月19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这是该通知的第五条:“强化生产过程管理的领导责任。企业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成员要轮流现场带班。煤矿、非煤矿山要有矿领导带班并与工人同时下井、同时升井……”。然而,我的疑问是,朝阳煤矿不是国有企业,而是一个民营煤矿,它是否是国务院通知第五条的适用对象?固然通知本身没有提及企业的所有权属性,但其用词与口吻是针对国家企业当即目可见。比如,国企才叫“领导”,私人民营,那叫“老板”。国企才有一个矿长书记总工之类的班子,私营开采不是国家机构,班子未必这般齐全。更何况,国家只有对国企才能提出领导下矿的要求,这个要求如果转对私企,明显不合适(正如政府没有权力要求一个民营服装厂老板一定要和工人下车间)。国家安监总局发言人说:朝阳煤矿提拔矿长助理这是企业自主行为,我们不能干涉。但如果其目的是为了顶替矿领导带班下井,一旦查证属实,便要处理。这里的问题是:对民营煤矿来说,老板是否下井,不同样是企业自主行为,政府又何以干涉。

高校思想政治课是高校每个学生必选的一门公共课,这个课照例成为学生的应付课:课堂上学生看英语、听耳麦、睡觉是常事。应该说,我很理解学生,这不怪他们,要怪只有怪课。你看,在几百位教师参与的思想政治公共课的培训会上,“专家在台上大声说:‘请大家记住,我们不是要进行公民教育,我们是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专家在课程辅导上如此扭曲该课的性质,让人匪夷所思。任何思想性质的课都不是灌输而是开启学生思考。落实到政治上,政即社会公共事务,治则对它的治理。那么,这门课首先要让学生思考的是公民与政治是什么关系。政治既然属于全社会的公共事务,那么它就是每一个公民自己的事(否则何以称“公” 民)。作为公民,我们对于公共事务的权利与义务是什么,我们应当如何应对由我们选举出来的公共权力,这都需要认真思考和讨论。可是,这位专家力主排除这类公民教育的内容,实际上是割裂公民与政治的关系。在这位专家那里,政治或许只是权力的事,然后把权力的思想灌输给学生,这就叫思想政治课(我们这门课的实际情形就是这样)。如果该课老是以灌输教条为能事,也就别怪学生对这门课不感兴趣。因为学生是公民,不是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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