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打假斗士方舟子遇袭事件成为舆论热议的题目,很多人对其遭遇极感同情,并对暴徒进行了谴责。那么,方舟子究竟是何方神圣,偶然遇袭竟会引来这么多同情和谴责?据介绍,则方舟子1967年出生于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本名方是民,是《新语丝》月刊和同名网站的创办人。自1999年以来,方舟子设立新语丝网站,通过发表自己的文章以及刊登网友文章,揭发中国科学界、教育界的学术腐败现象,批判伪科学、伪气功、伪环保等。方舟子同时兼任诸多平面媒体的专栏科普作家,其言论经常引起热议,被公众誉为“打假斗士”。从这个简历中,我们不难看出:方舟子的主要功绩都建立在对中国国内的“”之上。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身在外国的方舟子为什么不在外国打假,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这个问题说白了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外国没有那么多假给他打,所以他只好出口转内销。外国所以没有这么多假,源于他们的宗教、司法和新闻监督。

就宗教而言,西方普遍信仰的基督教反对扯谎,因而也就封闭了造假空间。《马太福音》中有“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的人的父。”而保罗也说我们要弃绝谎言,各人与邻舍说诚实话……不要让圣灵担忧(以弗所书 4章 25,30节 )。此外,路加记载初期教会一对夫妇因说谎欺哄圣灵受惩罚当场死亡(使徒行传 5章 1-16节)。先知耶利米指出以色列民因为犯罪而被神交于外邦人,其中一项罪就是:说谎欺哄邻舍,不说真话(耶利米书 9章 1-11节)。其他如诗篇、箴言都指出神不喜欢人说谎(诗篇 5章 6节,12章 1-2节;箴言书 12章 22节)。启示录记载将来那些喜好说谎的都不能进入永恒的天堂(启示录 21章 8节,22章 14-15节)等等,这些记载都说明在基督教中扯谎造假是不被允许的,因为宗教强大的束缚,因而西方人造假概率大减,也就用不着象方舟子这样的“打假英雄”来东伐西讨南征北战了。

西方所以造假少,还因为西方健全的法治。以美国食品安全而言,美国有覆盖全国的立体监管网络。美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分为联邦、州和地区三级。三级监管机构聘用流行病学专家、微生物学家和食品科研专家等,采取专业人员进驻食品加工厂、饲养场等方式,从原料采集、生产、流通、销售和售后等各环节进行全方位监管,构成覆盖全国的立体监管网络。与之相配套的是涵盖食品产业各环节的食品安全法律及产业标准,既有类似《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这样的综合性法律,也有《食品添加剂修正案》这样的具体法规。一旦被查出食品安全有问题,食品供应商和销售商将面临严厉的处罚和数目惊人的巨额罚款。在美国,负责食品安全管理的机构有3个: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美国农业部和美国国家环境保护机构。如果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就不允许上市销售。另外,美国从事食品生产、加工与销售的企业,不存在无照经营或家庭作坊式企业,因此掺假现象极少。值得一提的是,民间的消费者保护团体也是美国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力量。

我们再看看法国对于学术造假的治理。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成立了科学伦理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教育研究人员尊重科学伦理,正确处理个人研究自由和对社会义务的关系,他们重视对科研人员的整体评价,避免研究人员因过度追求眼前利益而铤而走险。法国另一个重要科学研究机构―――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所也在 1999年成立了科学廉洁委员会,该委员会接受书面申诉报告,并在保密的前提下备案并开展相关调查。一旦确认属于可受理案件,委员会就会邀请国内外专家,展开由浅入深的调查。因此,法国科研人员大都认为,目前学术上的压力确实在不断增大,但法国的科研单位的学术氛围相对宽松,因此他们并不愿意在学术上进行欺诈,因为一旦被发现,就将身败名裂,得不偿失。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健全的法治,西方国家根本不需要象方舟子这样的打假独行侠来包打天下——因为他们明白:个人是靠不住的,不管他口号多响亮。真正靠得住的还是制度和法律。
西方杜绝造假还有一个重要途径,那就是新闻监督。在西方社会中,大众媒介可以运用舆论的力量对整个社会生活进行监督,使之沿着社会共同的道德准则运行,是谓新闻的监督作用。就以美国而言,美国的新闻监督体制是卓有成效的,他们主要利用调查性报道和揭丑新闻对社会进行监督。我们所熟悉的“水门事件”以及最近的安然安达信事件都是美国新闻界监督的结果。一些美国学者指出,与西欧媒体较少报道坏消息相比,美国媒体据说有报道坏消息的癖好,“多数新闻记者是社会自由主义和改革派人士。那种向公司、政府、警察、军方和社会其他权利中心的权力和权威挑战的新闻吸引着他们。他们的新闻主题是权力被贪婪的商人、沆瀣一气的政客、傲慢的官僚、施虐狂的将军、残暴的警察等滥用。他们把穷人、少数民族、老年人和劳动阶级描绘成官方的愚蠢、极度的贪婪和高级官员的冷漠的牺牲品。他们宁愿从自由主义的、具有改革倾向的和公共利益集团获取材料,对政府、公司和科学界的材料持怀疑态度。大多数新闻具有坏消息的癖好”。这种癖好的形成当然不能简单的归于单个新闻记者的个人倾向,而是源自于美国新闻思想的某些特征以及新闻实践多年来形成的传统。美国新闻界之所以可以在舆论监督上发挥很大的作用,主要得益于对新闻自由的制度保障。在一个现代社会中,大众传播能够成为国民利益的代言人,在民主体制中发挥有效的作用,是以对新闻自由的法律保障为基础的。“不管民主的定义是什么,没有新闻自由,民主本身就无法存在。”

西方正是靠了宗教、法律和新闻的力量,将造假危害将至最低,因而也不需要个人来做罗宾汉,做打假英雄;而中国,却因为这三方面的缺失,不能不依靠弊端极大的个人打假方式来做原本应该是由社会自身靠观念制度来做的事——所以,我说:方舟子的出现是国人的耻辱。

“要翻墙,用赛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