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消息灵通的朋友,有一次拿到一份重要人物讲话稿,说有重要信息透露。等到大家把这份讲话稿转过来看一下时,大家又感觉其实没有什么,基本上还是那些官话与套话,只是添加了一点类似“社会主义还不够成熟”之类的官话。其实这个话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由邓小平提出过,那时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初级阶段”的提法本身就有“还不够成熟”的意思。从这样的官样讲话里,就我这个水平来说根本就读不出有什么重要信息来。

但是,消息灵通的朋友说:“这你就不懂了,因为你站在民间立场看官方语言,自然是不同的。你要想官方重要人士能够讲出你们经常讲的那些话,那是不现实的。因为民间语言与官方语言是大不相同的。”这在中国几乎就成了一种生存智慧,就是那种特别擅长的察颜观色与解读微言大义的功夫。我有一些朋友还特别喜欢每天观看千篇一律的央视“新闻联播”,并且能够从这些官话连篇的报道中解读出一些极有价值的政治信息,比如谁出场在先,谁的名字被放在了更前面,或者更后面,谁讲话只出声音而没有出人像。等等,据说都蕴藏了极其丰富而重要的信息。所有的宫廷秘密其实都公开写在这里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每天的“新闻联播”岂不成了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的罪魁祸首?如果真是这样,这样的泄密节目为什么不停止呢?

但是,这个说法提醒了我关注“民间语言与官方语言”的差异。确实,自己长期处于民间江湖中,村夫野老一个,习惯了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常常是口无遮拦,只要感觉那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就有说出来的冲动,并且果然就说出来了。因为,人是鲜活的,思想与语言也自然是鲜活的。但是我也确实关注到了,官方语言确实是有一个老套套,这就是说官话,打官腔,唱高调,搞形式,这套官话,也就是广州市原政协主席在退下来的时候的一顿炮轰的:“千篇一律的会议和生搬硬套的官样文章,被群众戏称‘常说的老话多、正确的废话多、漂亮的空话多、严谨的套话多、违心的假话多’,形式越搞越繁琐,就是落实不了。”这也就是朱先生临到要退出官场了,才爆出这样有点刺激性的话来。反正要告别官场了,临退下来时在官场扔他一个响雷,虽然也炸不起什么风浪,但是,毕竟还是有点动静的。

但是,官方语言常常就是朱振中先生描述的这种语言。因此,中国官场开会,常常是最好的瞌睡场所,因为这些开会的人员,虽然是坐在下面,但是,长短也是根恶棍,大小也是个贪官。这些人,常常“晚上精神不文明,白天文明不精神”,再加上会议台上的人长篇累赎地念千篇一律的大话、官话与套话的稿子,一连开了好多天的会,却没有听到一句新鲜话,没有一点新东西,自然,瞌睡压倒了一大片,这也算是中国特色的情景。不过,在这里官话确实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习惯了听大话、套话、重复的话的人,如果有一天乍听到一句不太一样的话,就会感觉有了重大的新信息。就像我的那些消息灵通的朋友错把“社会主义还不太成熟”这句话当成有重大信息的话一样。自古中国人,就习惯了从圣人之言那里寻找微言大义,也习惯了提前刺探圣意圣旨。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有人还为了提早刺探到圣上的圣意,甚至斗胆在宫里安装窃听器,这个事件后来触发了龙颜大怒,差点脑袋不保。其实中国的圣上,从来都是喜欢用一种微言大义或者含沙射影的方式,甚至用打哑谜的办法,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宫廷里那些善于解读此类信息的老油条们,常常是最善于察颜观色的。常常能够从圣上不经意的发出一个字,一个不易察觉的表情与动作里读出重大的政治信息。因此,在中国自古善于琢磨人确实是最重要的一种素质。因为,在人治社会里,个人的利益得失,甚至个人的前途命运,与生死攸关,都是捏在权贵手中。因此读懂了权贵的表情,就等于提前获得了政治前途与资源所在。就可以捷足先登,然后捷报频传,官运亨通。中国官场的几乎所有的成功秘密都写在了圣上的脸上,只是你善不善于去解读罢了。当一个社会所有的资源都掌握在伯乐手中而变成利出一孔的时候,你要想当千里马,而又不想琢磨伯乐情趣嗜好,那也是不可能的。

官方语言其实就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化的语言,在习惯了祸从口出的国度,在这种语言里说话最保险,最不费力,最能够保证政治正确。因此,一个人一经进入官场,立即自然而然地就学会了这种语言,并且运用这种语言说话常常成为一种习惯。比如开口闭口,便形势一片大好、英明伟大、大力发展、全面落实、全面解决、、积极稳妥等等,用这些词说话常常是不会错的。越是空洞的话,越是保险。

但是,民间要是用这样的语言说话,人们一定会认为这个人是疯子,或者病得不轻。其实出现这种差异,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官方语言要维持一种既得利益的秩序。在这套语言中增添任何新东西,都是对原来权力秩序的严重挑战,对利益格局的巨大冲击。因此,只能够用那种僵化的、死板的,不含任何新思想、新信息的语言说话。这样大家彼此省力,彼此安心。有好处大家互相罩着,官场上,咱们既是敌人,又是哥们。你的炮绊着我的马脚,我的马咬着你的车头,大家纠缠绞合在一起,谁也不敢放松。因此久而久之,彼此约定俗成了一套官话。说起来最省力,最安全,也最能够体现共赢。会也开了,样子也做了,但是什么问题也不讨论,什么问题也不解决,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人们只是纷纷加入这个利益共同体,谁也不敢轻言打破这个利益共同体。但是,这个垄断的利益共同体越来越集中,越来越垄断,因此,民间越来越讨厌这套官话,慢慢地民间另有一套话语系统。这套话语系统鲜活有力,充满变数。那些受官话影响太深的老师的课是学生最不喜欢听的课。这样的老师,常常习惯于照本宣科,动辄忠诚老实,对付有点想法的学生,特别有一套。但是,因为这种课最没有趣味,也没有思想内涵,同时也最远离了人性,因此,让学生感觉最讨厌。因为,学生远离官话所在的利益共同体,相比还比较单纯,自然喜欢更人性化的语言。直到他们毕业之后,有人幸运地成为“接班人”,也开始尝到了特殊集团的好处为止,他们开始抛弃民间鲜活的话语,开始了打官腔,说官话的生涯,因此,这也就标志着一个新兴的小官僚诞生了。如此循环不止,代代相传。

应该提示一点的是,以上所描述的情况主要是人治国家的情况。对民主法治国家来说,这种情况大不相同。相对而言,民主法治国家的官方语言不是没有,但是,相对人治与专制国家来说,要弱得很多。他们也不是没有意识形态语言,但是,可以说基本上是与民间语言逐渐融合在一起了。因此,我们听美国领导人发表演说,很少听到相同的话语,每个领导,每一次发表的演讲,重复的极少,因为,他们的产生本身就是要靠选民的选票,要获得选民的选票,你如果不懂选民的语言,不了解他们的想法与需求,你的演讲就不会打动你的选民,因此也就得不到选票,自然这样一来,也就难以脱颖而出。这一点关口决定了,他们的领导不会,也不敢使用太僵化的语言说话,也不可能会有太浓重的官气。其实,民主法治国家的意识形态主要是以人为本,国为民而建,而不是民为国而死。因此,民间的语言与政府所使用的语言也就基本上是一致的。听林肯总统的演讲与听肯尼迪总统的演讲,乃至到小布什的演讲,除了“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些基本词汇是一致的外,其他很少是相同的。因为,他们的演讲要表明他们处于不同的时代,所要面临的问题是不同的,解决的方法自然也就不一致。他们每一个的演讲都表明要把美国向民主、自由、人权的保障向前更推进一步。因此,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几乎每一个总统的演讲都是非常精彩的,都是充满了悬念与期待。美国乃至全世界的人听美国新就职的总统发表演讲,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因为,在这种演讲里,他要坚定国人的信心,指明下一步要走的方向,同时申明目前存在的困难,语言鲜活,充满魅力,在很煽情的同时,也很理智。他们都是天生的职业演说家,不用准备,常常即兴地脱口而出,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就是一篇非常漂亮潇洒的好文章。在这样的国家,要形成一套僵硬的官僚话语体系是不太容易的。除了教育的不同外,他们的文化与社会体系也不会允许这种浪费纸张,浪费人力物力财力的东西,充斥整个社会。哪个电视台充斥着这种官话,那个电视台就意味着破产,哪个报纸杂志连篇累牍地刊登这些东西,那些报纸杂志就意味着倒闭,因为市场决定了,只有社会需要的,只有合人性需要的东西,只有富含思想智慧与充满人性化的情趣的东西,才能够在市场生存。因此,在美国你根本看不到那种发行上千万份,读者却不到百人超级庞大却无人阅读的报纸。因为,那太浪费社会资源了,也太浪费人的时间精力了。但是,这种报纸曾经在苏联出现过,那种全国发行最大,读者最少的报纸,有如《真理报》就是很好的例子,在这种报纸里,官话连篇,毫无新意,此文与彼文的差别,只是文字游戏上的差别,并没有真正的思想与意见上的差别。大一统,政治正确,统一口径,舆论一律,有经大家一起念,所谓学习的目的不是开拓视野,开阔眼界,提高认识能力,而只是为了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口径。不是为了活跃思想,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为了便于领导,方便控制。最后还是为了维持特殊利益集团的需要。

在这里,官方语言与民间语言上的差异,其实也看到了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差异。前者与后者相隔越远,两种语言也就相差越大。

2010年9月7日星期二

“要翻墙,用赛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