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燕山大讲堂的讲座

http://view.news.qq.com/a/20100827/000049.htm#p=1

主讲嘉宾:(新华社退休高级记者、新闻学教授)

主 办: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承 办:腾讯评论

时 间:2010年8月21日(周六) 下午15点-17点

地 点:银科大厦1601室

主持人:杨子云

主持人:这里是第78期燕山大讲堂。今天燕山大讲堂之所以请来杨继绳老师来讲“中国大饥荒”这么一个主题,是基于看清了解历史,有助于我们更珍惜今天。掌声欢迎杨老师。

杨继绳:今天这个题目,其实可以不讲,我已经有两本书,一套书有80万字,但这本书不让国内未能允许出版看,在国内为禁书,所以我不得不讲。武汉市教育局发通知给中、小学,收缴黄色、反动书刊——《墓碑》。教育局发动学校,中、小学。我没有想到这本书还能进入中小学,感到很奇怪,而且还是被归为黄色书籍。由于因为是“黄色”书籍不让看,所以我就得讲讲。

大饥荒到底死了多少人

首先我介绍一下几年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这个问题大家比较关心,也是有争议的一个问题。

官方承认的有三个数字,第一,官方公布的数据,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可以算出是1600多万,官方公布的数据,计算的结果应该是全面的。第二,80年代,各省公布了人口数据,根据各个省市的官方公布的数据,饿死2000多万。第三,国家计生委和国家统计局下达的国家际级课题,同西安交大的蒋正华计算结果,是1700多万。国家计生委和统计局计算是很科学的。

1600多万、1700多万、2000多万这三个数字是官方承认的。现在有一些网站像乌有之乡说没有饿死人,官方都承认有饿死的人,而且主要承认的是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老先生。

这些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

大饥荒年代的人口损失分两部分,一是非正常死亡人口,二是少出生人口。非正常死亡主要是饿死的,当时没有战斗、没有地质灾害,都是饿死的。少出生人口是因为饥饿,导致出生率降低。当时的妇女闭经、子宫下垂很多,所以出生率很低。

非正常死亡人口的计算方法: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当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当年平均人口

“当年死亡率”和“平均人口”是上年年底和下一年年底人口平均。死亡率、人口总数、出生率这些都是公布的。

“正常死亡率“是怎么算的?前三年加起来平均,后三年加起来平均,把两个平均数再平均一次,就是正常死亡率,没有饥荒正常年景死亡率应该是10.47‰ ,但按当时的情况来看,这是非正常死亡人口。

少出生人口是怎么算的?某年少出生人口数=(正常出生率-当年出生率)×当年平均人口

“平均人口”是上年年底和下年年底加在一起,除以2。出生率、死亡率都是按平均人口计算的。按照国家公布的数据算,前三年的平均加后三年的平均,再平均一次,为35.10 ‰。

为什么要平均?主要是排除偶然因素。

198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数据,在以前没有公布,这个数据可以看出,1960年公布的死亡率是25.43‰, 为多年最高,自然增长率是-4.57‰ 。

1960 年人口比1959年减少了1000万。1960年人口是66207万,1959年是67207万,正好差一千万。本应该是下一年人口比上一年人增加,可不但没有增加,人口反而少了一千万。所以公布了以后,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日本共同社发表新闻说:这是20世纪最重大[]的人口事件。

讲堂78期实录:杨继绳 1958-1962—中国大饥荒

(图说:1982年中国人口性别年龄构成)

如上图所示,纵坐标为年龄(0—90岁),横坐标为不同年龄的人数,80年代0岁有多少,一年一年地划,划到20岁那一年,是1960年,男女人口图留下了缺口。按说这个曲线是平划的,是延续的,但缺了一个口,1960年缺得最多。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画了一个图:21岁—23岁这一带人口缺了一大块。

1949 年是和平年代,没有战争,出生率是逐年提高的,而死亡率应是逐年下降的,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1972年开始计划生育。如果没有大跃进,1957年— 1964年人口趋势是连续的,死亡率是一条略微向下的倾斜的曲线,出生率是略微向上的曲线。各年代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分布在这两条曲线上。这是正常死亡率和出生率的预计。为了排除偶然因素,我就以1958年的前三年和1962年的后三年来分析做。 这是按国家统计局的一个官方数据。

这是按国家统计局的一个官方数据。

第二是各省公布的人口数据,1986年以后出版了一套书,叫《中国人口》,是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此书是由教育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的领导下,组成专门编辑委员会组织编写的。各省分册由各省组织有关人员编写。除了西藏、台湾以外,其它各省我都抄了下来,一个一个地计算,算出的结果是2098万。

国家统计局算的结果是:1958—1962年间非正常死亡人数1619.92万人,少出生3150万人,人口总损失4770多万人。

如果使用各省数据计算的结果是:1958-1962年间非正常死亡2098万人,少出生3220万人)。人口总损失了5318万人

官方数据,包括国家统计局和各省市数据有很多误差。总人口增加数总人口增加数(当年底人口总数减去上年底人口总数)和自然人口增加数(出生人数减去死亡人数)应当是相等的,但实际不等,差别比较大,说明统计很粗糙,每年由各生产队统计,会计、队长一报,这个生产队死了多少人,生了多少人,总数多少,就算出来了。

官方数据最大的缺陷就是隐瞒的死亡人口。总人口不会,但粮票、布票各种票证都是按总人口发的,死亡人口一般都会少报,少报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是可以减少当地官员的政治责任,第二是可以“吃空额”,人死了以后不报,粮票还可以发下来,隐瞒死亡人口在那时是一个很强大的秘密机制。

我虽然讲了很多例子,但统计社是怎么隐瞒的?比如说河南信阳潢川县伞陂寺公社党委得知省委工作组即将到来的通知以后,立即召开大队电话会议,说公社党委向县委报的死亡人数是500多人,然后分到各个队,各队去报,不能多,也不能少。当时发了一个紧急通知:各生产队长、会计:公社分配我们大队死亡人数34人,大队商量,按食堂分配下去,数字不能多,不能少。一队4人,二队5人等这么通知下来。伞陂公社第一次向上报的死亡人数523人,第二次报的是3889人(后又改为2907人),后来省委工作组调查结果是6668人。

河南唐邑县统计死亡数字时上级规定“七不算,一不登”:本地人死在外地的不算;外地人死在本地的不算;很小的小孩不算;不在统计时期死的不算;外逃下落不明的不算;重名的不算,可登可不登的一律不登。就是尽量少说,死亡人口大量隐瞒。

国家统计局是1600多万,各省算出的是2000多万,国家统计局减少了死亡人口。

怎么样算出它的真相来?人口学家对中国统计局的数字进行分析修正:

1.1953年人口普查。他们认为人口普查效果比较好。

2.1964年人口普查。在1953年普查的基础上增加了三个项目,共九项。

3,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除了原有的人口数、性别、年龄等项目外,还新增了普查前一年内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等。

4.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大约100万人口中的约30万名15至67岁的妇女进行了抽样调查,即对1940年以来的41年的婚姻和生育史的回顾性调查。这一调查是由计划生育人员挨家挨户进行访问,可靠性较高。

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班尼斯特(J.Bannister)修订的数据计算结果,非正常死亡2987.1万人,少出生3119.5成人,人口减少总数为6106.6万人。

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ley.Coale)修订的数据计算的结果:三年非正常死亡2481万人,少出生 3068.3万人。人口总损失5549.3万人。用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ley.Coale)修订的数据计算的结果:三年非正常死亡2481万人,少出生3068.3万人。人口总损失5549.3万人。

用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卡诺(G.Calot)修订的数据计算的结果五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850.9万,四年少出生人口33197.85万人。人口总损失6048.8万人。

这是三个比较有名的人口学家算出的结果,一般三年是3000多万左右。加上1958年底到1962年可能就更多了一些。

彭尼.凯恩:《1959-1961中国的大饥荒》一书中个绍了几个数据,艾德尔认为1960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2300万,莫舍估计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100万至3000万之间。有各种估计。 彭尼.凯恩:《1959-1961中国的大饥荒》一书中个绍了几个数据,艾德尔认为1960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2300万,莫舍估计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100万至3000万之间。希尔估计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3000万,同时有3300万婴儿没有出生或延迟出生。

中国学者的计算最早是李成瑞老先生,他到欧洲开会,会议阶段跟班尼斯特、科尔进行交谈,他想,既然外国人能算,为什么中国人自己不算?自己算更好一些,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李成瑞老先生回来以后就跟国家计生委主任陈慕华写了一个报告,要建立一个国家课题,进行招标,招标结果是西安交大的蒋正华中标。蒋正华是学电机的,80年代初期很多人搞软科学,他也是。但他没有搞其它的,就是经济方面的,后来在印度加尔各答学习一年人口统计,回来以后就搞人口所。人口所刚成立不久,蒋正华就中标了。算出结果,他很聪明,按国家统计局以前的1600万稍微多一点,算1700万。李成瑞、陈慕华很高兴,说咱们中国算出的人口是最科学的,最正确的,而且跟国家统计局的比较接近。后来蒋正华的官位一直顺通,一直到国家领导人,当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美国的一个教授叫丁抒,他算的结果最低数字是3500万人。

上海大学金辉认为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可能达到3471万。

历史地理学家曹树基三年大饥荒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3245.8万。

英国一个记者搞贝克尔写了一本书,称体改所有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现实,大饥荒年代,大约有4300万人—4600万人之间。还有一个数字是5000万—6000万。

这个数字怎么来,当时有没有调查,不清楚。1961年有三个人,一个是贾启允(国家统计局局长),二是周伯萍(粮食部办公厅主任),三是陈国栋(粮食部长)他们三个人就跟各个省打电话,统计死了多少人。搞了调查,统计以后,是几千万。他们写了一个报告,给周恩来和毛泽东。周恩来看了以后,马上说:立即销毁。过了一个星期,周恩来不放心,就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他们说销毁了。这样,周恩来才放心。这事后来是周伯萍在社科院人口所讲课,讲到的。2003年我找到了周伯萍家里去,问他到底有几千万,他不说。当时我说是不是两千万,他说就是这个数,他不愿意多说。中央领导人参阅的资料是5000—6000万,估计就是周伯萍这个数。周伯萍他们的统计是电话调查,也可能是正确的人口调查,在这里说是想做一个参考。

另外一个人叫王维志,是人口所的研究员。他认为三年非正常死亡是3300万——3500万人之间。他是莫斯科统计学院毕业的(50年代),在莫斯科学习人口统计,回来以后,就公安部三局搞人口统计工作,1961年、1962年跑到省里去进行人口核查的调查,他的数字没有向外国学者搞复杂的数据统计,他用他的经验办法,算出结果是3300—3500万。

根据多方面估计,我觉得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大约4000万人。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人。

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概念?

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

这个数字相当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

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一千多万人,发生在1914-1918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万人。中国1960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四千万到五千万之间。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000万人。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人间惨剧,这个悲剧掩盖了五十多年。当时,报纸、所有的官方文件都极力掩盖。逃往香港的难民和海外侨民的国内亲属传出了一些消息,一些西方媒体据此发出了零星报道。中国政府一概斥为“恶毒攻击”、“造谣诬蔑”。中国政府邀请了一些“友好人士”来华访问,希望借他们的笔“澄清事实真相”。对这些来华访问的人士,中国政府精心安排了行程,包括访问地点、接触人员以及接待外宾的台词等等。外宾访问时,与老百姓高度隔离,有的地方有意布置丰衣足食的假象。

英国记者格林(Felix Greene)在他1965年那本谈中国的名著《无知的帷幕》(A Curtain of Ignorance)中说,1960年他走遍严格实施粮食配给的中国,却没看见大量挨饿的事。

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是受骗后再骗别人的外宾之一。这些外宾的文章又被新华社翻译过来,成为“出口转内销售”的产品,在《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上发表,作为统一思想,压制国内的不同看法的工具。直到50多年后的今天,还有人说我的《墓碑》是造谣。政府还将它列为禁书。从香港是不让带过来的,带过来就要没收,所以我也只有这一本,我带不进来。

这么一个惊天惨案,被掩埋了50多年,到现在很多年轻人还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叫挨饿。

在极度饥饿的状态下,人体的各种机能活动能力下降,而在一段时间内,其本能的饥饿反射极度强烈。由于生存本能的需要,他会不择手段地去搜寻一切能吃的东西。这时,生存压倒一切,动物性压倒了人性。饥到极点的人们,为了找到吃的,不考虑亲情、道德、人格和其它后果。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人吃人的记录超过数千起,其中有吃自己亲人的。

人吃人的案例:

甘肃省临夏地区10个公社,41个生产队,588人吃掉337具尸体,其中,仅红台公社就有170人,吃掉尸体125具、活人5名。小沟门生产队8个作业队,有6个队发生吃人的情况。23户吃掉57人。有的父子、母女、夫妻、儿女、姐妹相互残食。有的吃刚死的人,有的吃埋了7天的人,甚至埋了一个月的人也被吃了。癿(读qie)藏锦光生产队,马希顺吃了病人的尸体,自己死了,全家11口人也全部死掉。社员白一努先后吃了8个死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 癿(读qie)藏公社贫农社员马阿卜都,饿得奄奄一息时,嘱咐其女马哈素非说:“我身上的肉没有了,我死后可把我的心挖出来吃。”马死后,其女就把他的心挖出来煮了吃了。他的遗产就是一个心脏,其子女可以拿出来吃。社员马一不拉夫妻二人把自己14岁的女儿活活吃掉,马死后又被其妻吃掉。红台公社小沟门作业队李尕六吃了自己的两个死孩子。李尕六死后又被社员胡八吃了,胡八死后,又被肖正志吃了。(李磊(甘肃省妇联主任):《悠悠岁月》第149-150页)

信阳人被吃也有很多,不是个别现象。江苏宜兴是很富饶的地方,这里也发生了人吃人的情况。省委农村部孙海光在一份报告中就写到了人吃人的情况。甘肃省通渭县也有很多人吃人。

河南省息县张陶公社温圈子大队社员张文儒于去年11月间到野外剜尸体当牛肉卖,每斤3角,被发现后遭毒打致死。贫农李世平和其子李心泉、其女李小妮三人夜间到坟地扒尸体,因与中农社员王振宇争夺尸体,李世平父子将王振宇打死,并将王的尸体抬回家煮吃,被干部发现,用刀背对着李的头部狠打,当即致死。陈登常,38岁,息县项店公社人,中农成份。去年11月29日,将他病重的6岁亲生女儿掐死煮吃,5月2日,又将队里的两岁男孩尸体吃掉,被捕后判20年,已死于狱中。(中央、省委联合调查组)

安徽亳县农业银行离休干部、中共党员王体忠回忆:1960年春,他家乡五马公社泥店西南王楼村,有不少农民因饥饿而吃人肉。为制止这种情况蔓延,大队下决心抓典型示众。该村王某的前妻某氏,多次吃人肉。有一次刚把煮熟的人肉捞到盆里,被干部查获,把人和人肉一起送到大会场里,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对她进行批斗。参加大会的人闻到香喷喷的人肉,想吃又不敢吃。有个大胆的人说一声“我尝尝”,伸手拿了一块人肉大口吞食,接着众人一哄而上,你抢我夺,乱成一团,转眼间一盆人肉抢得精光。王体忠的妻子也抢了一块,当时吃了感觉很香。批斗大会无法开下去,只好宣布散会,不了了之。

我到信阳调查遇到过一个吃过人的人,问他好吃吗?他说蛮好吃的,口感比较软点。

除了饿死以外,很的农民被打死。打死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小偷小摸。地里的庄稼还没有熟,就偷着吃,干部看见,就打,然后被打死亡;在街上如果是拿一个东西在前面吃,后面马上有人就抢走了,抢吃的比较多,这样发生偷抢食品被打死的有很多。

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写的《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中提供了这样的数字:光山县和潢川两县被打致死2104人,被打致残的仅潢川一县就有254人。

在反瞒产过程中,息县全县共打死、逼死群众1065人,其中当场打死226人,打成重伤以后致死的360人,自杀的479人。基层干部被打死29人,打残 46人。据防胡公社9个大队统计,29个干部打死群众91人。大队支书王心月亲自打过150多人。副支书朱炳堂手拿皮带见人就打,打过44人,打死人数未查清。大队团支书王凤才共打过36人,据群众反映,他打死了16人,他自己只承认3人。( 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关于息县情况的调查》1960年10月9日。)

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过去可以逃荒,但在那个时候不仅不可以逃荒,还不能求救。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有一个党支部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3 个党员给河南省委写了一封血书,请求省委救救农民。这封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扣压,并下令查处。为了防止饥民外出走漏消息,各县县城四门持枪守卫,公路要道设岗把关,汽车站由警察把守,长途汽车要求党员队长驾驶,非党员不能开。公社派民兵在村头设卡,如发现有人外出,就夺走随身携带的东西,甚至剥下衣服,进行拷打。外流社员一律称作“流窜犯”,强行收容关押劳改。信阳市设立了数百个收容站,先后共堵截外流人员19万人,被强制收容后又不给饭吃,饥饿、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员大量死亡。光山县白雀公社杨砦大队,组织10名基干民兵拦截逃荒群众。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春节,共殴打来往社员40多人,其中打死12人,剥掉了195人的衣服。潢川县设立收容所67处,把外逃者抓到里面后审讯,搜查,毒打,强制劳动,不给饭吃。共收容外逃人员9330人,在收容所里毒打致死、致残2195人。防止外人知道挨饿,群众饿得走不动,连个拐棍也不让拄,干部调查时,要挺着胸膛走路,要装成没有挨饿的样子。

百姓大批饿死,干部却搞特殊化。公共食堂为干部们侵吞公物和生活特殊化大开方便之门。群众吃稀的,干部吃干的,群众吃菜,干部吃肉。

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在公共食堂无米下锅,干部们尅扣克扣口粮,大吃大喝。1959年下半年,管理区的几个干部把小春剩余的2000斤种子私分了,一部分拿回家,一部分放在管理区任其挥霍。1959年中秋节前后,他们从副业队提回几十只鸭子,专供几个干部吃。

长宁县桃坪公社12名总支委员中,有贪污挪用行为的有9人。全公社干部中有贪污挪用、私分行为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60%以上。大足县土桥公社多吃多占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67.9%。小河大队支部书记蒋某1961年为父亲祝寿,办了20桌酒席,请了160人,碾盘大队53名干部1962年1到8月就多吃多占粮食1661斤。社员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干部经常私下“打平伙”、“加餐运动”,还把粮食、糖拿到家中。群众说:“社员饿得光骨头,干部吃得肥油油”、 “社员面黄肌瘦,干部肥头大耳”。

安徽凤阳小溪河公社山河大队干部几乎人人都多吃、偷吃、吃好。“一天吃一两,饿不死小队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管理员。”

这些都是从档案材料馆看到的,这些档案里大部分都是基层干部怎么贪污盗窃,没有高级干部的,后来我到四川调查,李井泉住在重庆潘家坪招待所的时候,几乎每天吃了晚饭后先看电影,再打牌,或者先看戏再跳舞。看电影是专场,看戏是堂会。跳舞、打牌到凌晨再吃夜宵。

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到下面考察工作时,同兰州饭店每天派专车送饭。这送的不是一般的饭。

1960 年7月信阳地在鸡公山召开会议,开会是为了掩盖死人真相,肯定“大好形势”,缩小信阳事件的影响。鸡公山在湖北和河南交界的地方,鸡公山是著名的避暑胜地,风景很好,在饿殍遍地的夏天,省、地、县的官员们,一边避暑,一边为自己开脱责任。面色红润的领导干部们是面有菜色的农民用滑杆抬上山的。吃的有鸡鸭鱼肉,每天睡够了午觉,吃饱了西瓜再开会。权力极其腐败,当时干部的权力那么不受制衡,所以许多吃的时候,当然会腐败,这也正常,这是制度造成的,并不是品质的问题,品质再好,在那种情况下,也很难自制。

需要提到的几个重大事件:

信阳事件。中国死了100多万人。

通渭事件。饿死了三分之一。

山东省馆陶事件,济宁事件等,这些事件非常惨烈,有人向上告状,中央处理了。

罗定事件。广东罗定县,总共死了17000多人。

信阳事件。非正常死亡人口100万,占全地区总人口的八分之一。很多家庭死绝,一些村庄消失。没有人埋尸。人吃人不是个别现象。信阳附近的粮仓就有粮食,就是不开仓放粮。

通渭事件。反瞒产私分。千人现场会,万人斗争会。县里成立了“万人整社团”,到各生产小队和农民家里搜粮食,挨门挨户,翻箱倒柜,普遍搜查,斤两不留。打死、逼死多人。全县死亡人口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共9万人。

山东省馆陶事件,济宁事件。食堂停伙,社员四处觅食,不能远出者就近拾冻地瓜、冻萝卜度日;能远出者到河北邯郸、曲周、大名等地逃荒要饭。有的卖儿卖女,有不少姑娘、老太婆出门求嫁。死亡大量发生。

山西寿阳事件。寿阳“挖粮集资”运动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月,全县 283个管理区中,有259个管理区发生违法乱纪,造成人身伤亡,在435个生产队中,有11159户被抄家搜查,24063户被集资,3116人遭到残酷斗争,打死、逼死、吓死及缺粮饿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49人之多。

广西环江事件。 1958年9月9日,广西环江县放出了水稻亩产13万斤的“大卫星”。反瞒产私分,城关公社陈双大队的逼粮会上,逼死13人。人口大量死亡,1962年,全县人口比只1954年减少了4万多,占当时人口的四分这一。

遵义事件和金沙事件。贵州省湄潭县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4月初,全县共饿死12.451万人。死亡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20%强,占农业人口的22%。杀人而食者16起,吃死人的事件无法统计。

罗定事件。从1960年1月到8月20日止,广东罗定县占全县一半左右的公社,约27万人的地区,发生了极其严重的不正常的水肿、瘦弱死亡情况。据全县1-8月统计,死亡达17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62% 。

一旦发生饥荒农民就会起义,揭竿而起,为什么大饥荒没有发生动乱?虽没有发生过大的暴乱,但小规模的还是有的。部分地区都有,抢粮食,劫火车等。刑事案件增加,当时的刑事案件都是因饥饿造成的。

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控制极其严密。还因为前几年的肃反、反右,不仅消灭了反对者,也使更多的人恐惧,不敢反抗,导致社会没有结社自由,一旦出现政治组织,很快就被扑灭。无组织的群众难以对付有组织的政府和军队。而且,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共产党控制的组织之中,他的一切言行都受到集体控制。

过去说“普天之下,莫非黄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帝王的一种理想,很多荒蛮之地他们的权力是达不到的,而现在政府掌握了现代化武器和现代交通、通讯工具,任何啸聚山林的造反者,都在政府武器的射程之内。对任何边远地区的“根据地”,政府军都可以借助现代交通,迅速到达。所以现在不可能有宋江的梁山泊,也不可能有毛泽东的井冈山。在现代极权制度下,民间造反很少有成功的可能。

各省饥荒程度不一样,从1960年死亡率来看,四川为53.97‰,河南39.60‰,贵州52.33‰,安徽68.58‰,山东23.60‰,甘肃 41.30‰,青海40.73‰,湖南29.42‰等。有些省一开始灾情就很重,由于揭露得较早,到1961年就开始好转,如山东、河南等省。有的省的盖子长期捂住,继续推行大跃进的政策,饿死的人就多。如四川省,1958年就开始饿死人,一直到1962年还有饿死人的现象发生。这五年四川的死亡率(‰)为:15.17;46.9;53.97;29.42;14.82。

为什么各地不一样呢?哪里“三面红旗”举得高,哪里饥荒就重,。高指标、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个红旗,也就是三个万岁是不能反对;哪个省留下粮食最少,哪个省饥荒就重;哪个省问题揭露得早,饿死人总数就少;哪个省捂盖子时间长,哪里死人就多。

也就是说,哪个省对毛泽东的向心力最强,哪个省饿死的人就多。像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安徽饿死500—600万人。

……

“要翻墙,用赛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