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发布财政政策报告,改写了“我国宏观税负实际偏低”的结论。
  那个结论,由《人民日报》一篇文章给出,并获得财政部认可,称中国税负“不仅远低于工业化国家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社科院报告称宏观税负“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总体宏观税负水平并不低”,而且“中国非税收入占GDP的比重明显高于发达国家”。
  税负“偏低”还是“并不低”,争争有益。财政部认可的结论称是“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口径”得出,社科院报告也表示是“按照IMF《政府财政统计手册》标准”得出。同一套标准,得出不同的数据,难道在中国,算术都不过关了,还要请IMF来裁判正误?

 

  社科院报告指出了政府全口径收入构成,包括一般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社保基金收入。财政部认可的数据,计算的是否“全口径收入”呢?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研所所长刘佐指出,“税收总额占GDP的比重可能只有20%,但全口径的话,我们统计至少超过了30%,还有统计不上来的。还有人说35%、40%的”。
  数据并不枯燥,数据会转变成每个人口袋里的钱。按照财政部“税负偏低”的结论,为了扭转局面,合乎国际标准,大家还得承担更多的税负。按照社科院“并不低”的结论,哪怕税负不能减少,至少是不能再增加了。这是社科院数据应当得到关注的原因。

 

  谈论税负,必然要谈税负承担者的权利。国际通行的说法,是纳税人权利。但在中国,财政上有大量非税收入,人们就不能简单地说是“纳税人”,而是税负承担者。纳税的义务与纳税人的权利不可分割,人们承担了税负,自然也产生相应的权利。
  这种权利,不只是获得一张发票,或者得到收取税负者友善的对待。
  税负承担人更重要的权利,是税负承担者有权监督甚至决定税负的使用,这就是公共财政的阳光化。公共财政支持着大量的不当开支;长官随便一个招呼,就可以导致几十亿公共财产损失;“政府采购”高出市场几倍价格……这样的财政开支,难道合乎税负承担者的意志?
  税负承担人的权利落实到每个人的头上,就是税负在何种程度上增进了全民福祉。教育、医疗、养老、育儿、贫困抚助等方面的福利改进,本来应该成为公共财政的主要去向,而不是乱开支以后“行有余力”才做。
  “偏低”也好,“并不低”也好,税负承担人的权利并不消失。在公共财政的决策上,税负水平高低,并不影响其权利,无论税负水平高低,财政收入全部来自于国民。在福利保障上,税负水平的高低,决定了福利保障的水平。把税负当成一个纯粹的经济指标来谈论,是没有道理的。只要想到税负,就应当想到财政阳光化和社会福利水平。没有权利的税负,再低也是高。

 

  另一个问题,是考虑税负问题时不能不立即指出的,那就是“隐形的税负”。腐败现象蔓延,权钱交易严重,产生了隐形税负。人们办任何事情,都须向官员个人或者其部门支付行贿成本,这种付出并未成为财政收入,但增加了社会运行的负担。每个人都为此付出,私下交易的方式产生了严重的不公。一个乡镇官员、一个处级官员,就可以有上亿不法财产;权力拥有者随便就可以向国外转移资产,官员甚至可以将全家转移境外,孤身一个做裸官,去治理一个地方……在此情形下,按照“全口径财政收入”来衡量税负水平,并不客观。而腐败成本到底有多大,有谁能够计算呢?

 

  人们到底承担了多少税负,人们承担税负后是否享受了相应的权利?深问之下,一片茫然。
                                           2010-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