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掉仁义道德的人

 


历代王朝的政权多是从前朝从别人手里抢来的(后世某些所谓的禅让,其实是

一种特殊的抢,是以武力为背景的而用文明礼貌装扮起来的抢。)为了衬托自家的好,新政权总喜欢把前朝描绘得坏些。这不难理解也可以理解。

 

我党的政权是从国民党手里抢来的,把国民党描绘得特别坏些,“党”之常情也。问题在于,历代王朝虽把前朝说得坏些,多少有些底线,不至于太离谱,尤其是在在修史的时候,绝不敢象我党那样,把事实当做面团乱捏一通,或者完全不顾基本事实。就算“主子”要那么做,那些负责具体修史的儒臣也不敢奉命,不会奉命。

 

更特别的是,长久以来,我党不仅随心所欲地抹黑前政权,还随心所欲地抹黑之前所有的政权、所有的社会。似乎几千年来所有的政权和社会统统都是野蛮邪恶黑暗到极端,唯独我党伟光正。

 

贬低、抹黑别人和前人,乃是缺乏自信的表现,一个人如此,一个政权也是如此。我党之所以缺乏政治、思想和文化的自信,是因为缺乏合法性:既没有制度所保障的民意合法性,又没有文化所提供的传统合法性,堪称双重的“非法”。

 

(民意的合法性由一定的制度保障,道统的合法性由儒家提供。任何中国的政权只有确立儒家的意识形态地位,才能取得道统合法性,成为中华的正统。详见东海《高举仁本主义,回归中华正统》。)

 

说“我党缺乏政治、思想和文化的自信”,或许有人不同意。因为从表面上看,我党所尊奉的马列主义似乎不乏自信。其实这种自信是无根的,故短暂而虚妄。与其说是自信,不如说是盲目自负和虚骄狂妄,它消除不了我党“集体潜意识”里的文化自卑、道德虚弱和信心匮乏诸症,“贬低抹黑别人和前人”乃成为我党之必须。

 


在“贬低抹黑别人和前人”方面,鲁迅无疑特别投了毛共之所好,异常合乎毛共之需要—-鲁迅主观动机如何已经不重要了。在客观上,他不愧是当年我党最为称心如意的思想帮手、政治打手和文化杀手。鲁迅之所以受到我党特别的垂青,被抬上神坛并长期供奉,主要的原因正在于此。正如某网友所说:

 


“毛几乎完完全全是以邪恶的手段来夺取的政权,因此,他必须把妖魔化他的对手,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他做的非常成功,他是这方面的天才,这里面就有鲁迅的功劳,因为鲁迅几乎是唯一一个如此彻底地批判了毛国之前社会的人,这对于毛是何等重要。”

 

当年反对国民党和反对中华文化的文人学者不在少数,论学问见识和思想深度文学水平,鲁迅都有限得很,这些方面比他强的文人学者海了去了,唯鲁迅与我党一拍即合,持久地被偶像化神圣化。这是有其必然性的。鲁迅不仅在妖魔化国民党方面功勋卓著,在彻底打倒中华文化、全面否定儒家价值、完全抹黑传统社会方面,更是劳苦功高,前无古人,非其他文人学者所可望尘也。

 

对于文化和道德来说,外在的暴力、武器的批判造成的伤害只是一时的,挂着“正大神圣”的名义的鲁迅式的“批判的武器”才最可怕,其影响要恶劣得多,后果要严重得多持久得多,其流毒之广、遗害之深堪称空前。各种政治性的暴力及打压,包括文革的摧残,其实无伤中华文化之大雅,鲁迅们所造成的伤害才是根本性颠覆性的。

 


如果中华文化不遭受空前慘烈的剿杀,如果良知信仰不被杀光、仁义道德吃掉,如果没有鲁迅们思想上精神上的支持配合,马列主义不可能长驱直入并占据意识形态地位,象文革这种史无前例的反文明、反道德、反社会的运动更不可能发动不起来,即使万一“发”了起来,也不至于“疯”到那么野蛮荒唐的地步。

 

文革早已成过去(但是否一去不复返呢?尚难逆料。)鲁迅仍然传人众多广受尊崇,并且仍有一定的利用价值—–君不见,鲁迅的众多传人在“贬低别人和前人”方面往往不约而同。

 

当年的毛共是狂妄和自卑并存,现在,马列赋予我党的各种自负和狂妄早已彻底消失,在政治、制度、文化、道德等各方面都缺乏必要的自信。仅凭经济一枝独秀远远支撑不起这些自信。因此我党过去有必要、现在仍有必要借“贬低别人和前人”以抬举自己。

 

对于我党来说,鲁迅针对国民政府的“批判”精神虽要淡化(那种“批判”其实很不正常),但他贬低、抹黑、打倒一切的作风仍有发扬的必要,鲁迅搞乱思想、混淆是非、颠覆正常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的愚民功效,仍然不可小觑。

 

清算鲁迅的思想流毒,铲除鲁迅的精神土壤,让鲁迅回到文学史上他应在的位置,

把被鲁迅们吃掉的仁义道德和中华文化的尊严重新恢复起来,这是我们这一代文化人重要工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2010-9-14东海儒者余樟法于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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