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报道《八个复旦教授招不进一个国学“天才”》，正遭受多方“围剿”。有质疑指向报道本身：主人公孙见坤是不是“国学天才”，“熟读2000多本经史典籍”有无可能，复旦八名教授是否为了录取孙见坤写“请愿书”。
笔者认为，复旦大学既已澄清“八教授建议对孙见坤破格录取，但不存在‘请愿书’一说”，那么，记者报道的措词可以商榷。“国学天才”是加了引号的，因此也不存在报道失实之说。但孙见坤言及“从8岁开始，四书五经、各类经史典籍，均每日触碰，及至今日，达到2000余册”，被记者报道成“熟读2000多本经史典籍”，应当视为报道失实，至少有失严谨。
我认为，当下舆论对孙见坤事件，存在着对媒体报道、对当事人本人过于严苛的问题。而报道涉及的另一个更关键更根本的问题——大学办学自由、招生自主与当前僵化落后的招生体制和模式的冲突问题——则被忽视、淡化、模糊了。
说句比较愤青但也相当理性的话：即使孙见坤是个蠢材，我也更愿意支持大学教授的招生自主权，而不是地方招办的墨守成规。因为当前的高校招生制度在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方面都有欠缺。
从实质正义看，全国重点大学的招生名额过于向大学所在的城市倾斜，“重点大学地方化”，自上而下人为制造了城乡和区域不公。从程序正义看，本来应该还给大学和教授的加分权力，却匪夷所思地交给了地方权力机构，从而令大学和教授的招生自主权被自下而上架空，学生对大学的自主选择权也被架空。
如2009年重庆19.6万高考考生中，获加分人数高达7万人，占了35.7%！2009年4月，北京大学招生负责人做客人民网时曾透露，根据往年的统计，北京大学近几年在北京录取的考生，40％以上都存在加分投档的情况。2008年北大在重庆招录的24名文科考生中，有17名是获得了加分的，比例高达71%。其中，因为加分者太多，重庆文科裸分状元刘超然差点与北大擦肩而过。多亏了北大最后“扩招”，在重庆临时增加了4个文科招生计划。
在一定程度上被权力和金钱掌控的高考加分制度，对考生动辙加一二十分，且平均三分之一考生得到加分，使高考公平与大学权力沦陷在县一级，但教授们连联合加6分的权力都没有，这种状况只能说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教授点灯”。这种情况下，地方招办拒不承认教授们的“加分权”，以求“捍卫高招公平”，是不是很搞笑？
孙见坤是否“国学天才”姑且不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没有自主权的教育是不可能发现和培养大量创造型人才的。当年钱伟长报考清华大学，中文和历史各得100分，但数学、物理、化学和英文加起来才25分，物理更是只考了可怜的5分，但“弃文学理”的钱伟长居然通过游说系主任，进了物理系。这几乎是当时大学教育的常态。“钱伟长”们若活在当下，只会被统一化的模式踢出高招之局。
“要翻墙，用赛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