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现行体制条件下实行执政党可能接受的民主化进程，大体上存在三种思考路径。一是党外民主模式，包括新加坡的权威主义多党制民主；二是党内民主模式，即通过加强党内权力制衡与党内民主化，而逐渐走向党内有序的竞争合法化；三是基层民主，即自下而上地通过村民选举，逐渐过渡到更高层次的政权民主选举。
党外民主模式的优点是能较大程度地进行社会的民主化动员，并激发公民较快地进入民主化的学习热情，但由于这种民主化模式具有挑战执政党执政地位和现存秩序的游戏规则的性能。因此，如果民间民主力量发展不到一定的高度与体制内海归力量配合互动，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支持，足以能影响中国的部分社会秩序，从而促使执政党让步通过理论对话或谈判开放党禁，可以说党外民主化模式执政党一般是很难主动试行的。
党内多元民主模式可以说这是目前中国发展民主最受重视思考的一种模式，然而，要从党内发展到党内多派，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列宁主义型的政党，它是高度组织化的，由统一意识形态聚合起来的连队型的，具有集体主义自上而下的聚合力的政党，这与日本自民党原先就是多元小党联合的情况根本不同，中国共产党是难以从内部分化为不同的多元派系的。正如原先合为一体的手足四肢很难独立自主化为多元个体一样，其操作程度是非常的困难。
第三种基层民主模式的优点是，可以充分利用基层民众对自己切身利益的关注，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直接监督地方官员，从而培育民众的民主自觉意识和能力。但这种民主模式在实行过程中，也会遇到政治整合方式的某些困难。因现行体制是地方基层干部对上级命令的贯彻与执行，是自上而下的权威政治，中央政权靠数以万计的基层地方官员对中央负责。然而，基层民主选举将会使地方官员先于中央获得合法性而不再听命于中央，使中央失去自己的社会基础而导致中央权力空洞化，以及地方对中央的离心化，这样就在政治整合上形成新的断裂。无数个“合法”独立的地方政权就会演变成分裂中央的危险结局，而中国又有独立的省区倾向，因此，基层民主模式的贯彻实施一旦到省区，有国家解体的危险。
研究世界各国民主化的美国著名学者林兹认为，凡是先进行地方选举，然后进行中央选举的国家，如前苏联，地方领导人先于中央通过民主程序获得合法性，这样，地方政治精英就可以利用这种合法性来反对尚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中央政府。由于中央不是民选的，因而在与地方斗争时缺乏权威合法性基础。戈尔巴乔夫在与其政敌叶利饮的政争中失败，以致苏联分裂这一点可以说是一个重要因素。
以上三种民主模式均有其不同的优势与弱点，然而，民主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并不能成为阻碍中国人追求民主政治的障碍。因为中国走向民主是历史的大势所趋，是二十一世纪中国政治家获得民众持续支持与认可的重要条件之一。众所周知，从世界范围与历史来看，发展民主政治，是一个民族真正走向富强并享有高质量的生活的必由之路，也是有效防范腐败和扩大民众参与的必由之路。但话又说回来，民主虽好，它不可能自动来到民众的家门口，权势者不会主动邀请民众去公堂上与他们分享权力和遏制他们对财富的占有，这是与人性的贪欲本能不符的，历史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现实生活中也没有无条件的宴席，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了，政治改革几乎没有进程，甚至90年代以来相对80年代来讲还退步了就说明，民间忍耐坐等权威主义自觉启动政改进程，放松政治参政空间和确立政党竞争机制的想法是单纯的，是对专制本质认识不透的表现，因此，作为个体的每一个人还是必须行动起来，倡议民主宪政，扩大民主声势，这样那些有良心有民主思想的官员和理论家在推行自上而下的民主化改革时，才更有信心和合法性，否则自上而下的民主化就会被权威主义者消解，或攻击为没有民意和群众基础，扣上无合法性的帽子而扼杀。或长期跟民主玩游戏、兜圈子、搞假民主。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曾深刻地指出：“一个民族能否得到自由，不是取决于它有没有自由理论家，而是取决于它有没有这样的自由实践者，即使我们写不出罗尔斯、哈耶克那种层次的理论巨著，也可以实行’拿来主义’，但是倘若我们干不了甘地、哈维尔等人所干之事，那是决不会有人代替我们干的。”一个人当他在努力争取自己的人权时，自然也就同时在为所有人争取人权，但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强权的压迫时各怀私心而沉默，就无法冲破压抑去实现自由，因此消极的自由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去争取，低调的制度必须以高调的人格来创立，为了实现一个承认人人都有“自私”权利的社会，必须付出无私的牺牲，换句话说，如果无权者即 “穷者”中没有人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兼济天下”，则所有人都难以“独善其身”，因为我们对待民主的消级态度最终将丧失自身所应有的人权，我们每一个人都必然要面对专制社会的无情侵害而牺牲自己的权利，因为专制社会既然继续存在，它的专制本质决定了所受的专制对象要被掠夺和侵害。这样那些消极民主者想“独善其身”也就没了“独善其身”的环境。据一位权威的政法高官在一次会议中得意地报道，中国1999年至2002年三年间，在严打整治中处决的各类刑事犯罪人员6万多人（这一数字要比美国发动的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三场战争死亡的总人数多，平均每年2万多人，而2002年被批捕公审的又有366万人，判五年以上、无期和死刑的人又有81.9万人，这些年来全国刑事犯罪率又不断攀升，当然从刑事犯罪侵害社会的一面看，这些被处决和判刑的人确实可恨，但我们又从另一面来讲，由于国家的资源配置权、全民的文化教育权、立法权和实施权、就业生存和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的权力都掌握在执政党的手里，因此，面对日益剧增的刑事犯罪问题，我们在恨之入骨谋求严打整治，并报怨愤恨这些“刁民”何其多、何其可恶的同时，能不能反思一下我们手握权柄的人自身是否有问题，因为在竞争不公平、生存发展不公平、法律待人不平等的前提下，我们的制度是否有一半的责任，我们是否考虑过这些刑事犯罪分子当中有一部分，是因为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和权威先侵害了他们，逼上梁山的结果，中国有一句话，养子不教父之过，民不善，未待好，所以如果我们只责备、抱怨和痛恨民不善的一面，而未反思未教好未待好的一面，让其愚昧无知，逼其铤而走险再从肉体上来消灭他们，是不是有些不人道，作为执政者是不是有些自私和缺乏仁政？同时作为现行制度对面的“犯人”，面对受侵害的不平等待遇，我们在愤怒或为了生存时选择触犯法律，以侵害社会的方式报复时，是否又很愚蠢无知呢？因为难道我们就没有更好的路可走了吗？比如从选择用群体的力量去改变不合理的制度入手，从而保障我们的基本人权，建立民主自由的社会制度，避免犯罪，人民痛苦，执政者从肉体上来消灭的下策做法。所以作为个体的每员民众还是要尽量团结行动起来，发表出强大的民主呼声，去声授那些真心实意想推行民主改革的上层官员，尤其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当中更需要有一些无私的人士为中国的民主勇敢地去奋斗，把民主作为一种神圣而又高尚的信念去追求，在民主问题上要有勇敢而大无畏的精神，要有甘地、哈维尔和曼德拉的精神和斗争方式，只有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并形成排山倒海之势，神州大地民主的曙光才会临近。
但是，在民主问题上我们一方面要有勇敢、坚定和执着的精神，同时也要有理智和理性的头脑，民主不是单纯的狂热、浮躁能解决的，民主必须以理性实践为前提，即道路不轻意选择，但一旦确定就必须坚定的走下去，不被任何阻力吓倒，顺时不狂热，不暴虐，逆时不浮躁不委靡，这才是理性的民主实践，相反浮躁的民主实践者在顺时也许表现得十分猖狂，但一遇逆境和挫折就急流涌退。我们不提倡去作浮躁的民主实践者，但推崇理性的民主实干家，理性的实干家对事物不轻意选择，对行动也不轻意决定，但一经选择和决定却决不退缩和回头，而且他们以高尚的人格和造福民众为前提。
目前在民间理性民主精英未培育健全和庞大时，从稳定大局出发，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仍然继续享有对政治经济与社会各种资源的支配地位，仍然继续享有不受实质性挑战的政治统治地位，民主人士也应对共产党的这一性质和执政资格予以承认和合作，但共产党也必需认真回应国内知识分子、民众与国际社会要求中国走向民主的承诺和期待，履行宪法，遵守《联合国人权公约》（中国政府已签约），开放党禁，容许有一定竞争性的民主党团组织合法存在，去培育中国的理性民主人才，以便将来形成稳定和平的政党竞争机制，同时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开放民主选举的政治空间，让中国的民主政治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下有序地渐进过度，这对于民主人士来说，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在开放党禁条件下的政治合作民主运动。民主是全民性的民主，不是少部分人的民主，因此，民主进程的目标是普选和直选，而民主的特点又是权力制衡和政党竞争，因此民主进程的前提条件又是开放党禁和言论自由。而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只是培养民主土壤的基本方法之一，离民主宪政社会还有很大的距离，它不属民主进程的关键性启动，因为党内民主的实质是在统治者内部的自身消化，它属于民以外的人搞权力分配和权力运作问题，根本算不上真正的民主政治，因为民众是被排除在外的！基层民主是在一党的意志安排下，对一党的大政方针和法律法规支配下的一些细节政策问题和底层官员在朝和退朝问题，让步给民众参与协商定夺的政治表现形式，这在民主的幼年时期有一定的意义，但如是一个国家长期让民主停留在这一形式下，政治改革者的“诚心”就一定要被民众怀疑，因为基层民主根本涉入不到民众对国家的统治权力制衡和领导人的监督罢免问题，在大政方针、立法、最高行政权力等问题上民众还是无权问津，针对高层腐败和决策错误，民众还是望洋兴叹和无能为力。这些年，村民自治选举搞了这么多年，执政党还没有向乡和县等行政上级推进民选政府，说明基层民主只是执政党对外显示“民主”的一个招牌。所以对民众实行的真正民主只能是党外民主，这也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民主形式和人权基本准则，因为一个国家只有实行了两党或多党的和平制衡竞争机制，社会才能保持长期的基本平衡和稳定，避免民心受压出现的两种不利结果，一是忍耐窒息下的心灵死亡—智慧泯灭和创造力消失；二是逼上梁山的爆力发泄和摧毁行动，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和对他人人身的暴力侵害。民主只有在政党竞争下才能体现，国家政权的人才良性循环也才能实现，否则民主也只不过是统治人民的一种幌子，试想当年孙中山的辛亥革命理想不是建立民主社会吗？但由于中华民国没有确立政党制度的选举竞争机制，没有政党平衡条件，蒋介石才以稳定为名打击共产党，实施一党独裁统治，最终进入专制的死胡同，葬送了孙中山建立的国民党及其理想，不但祸国殃民还殃已，可是事情后来又出现了轮回，共产党人以反党禁反独裁的民主旗帜迎得人民的支持推翻了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但由于新政府还是没有建立政党竞争机制，极短的新曙光过后，反右运动开始，很多国民党统治时期支持革命的民主人士被以右倾的名义打倒拿来，那些早期是共产党的战友，可在社会主义改造时却成了右倾分子的民主人士在痛苦之余还没忘找一线希望求生，于是他们选派代表去向共和国的主席刘少奇诉说求情，获取宪法的保护，可刘少奇面对他们的却是沉默，没有勇敢的占出来维护宪法的权威，抵制专制淫威的蔓延，结果事过几年后这位共和国的主席刘少奇又遭受了当初来向他诉苦的那些民主人士的命运，甚至还要更惨，共和国的主席得不到共和国的宪法保护被专制者秘密关在开封的一座监狱里困死，死时屎尿污染一身，这些都是历史的教训。 因此，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权，必须在政党选举竞争的机制下运作。现在，民主进程和民主人士奋斗的主要目标是开放党禁和言论自由，以便能及早培育平衡社会稳定的政党竞争机制，因为如果中国在直选和普选开始前未培育出能平衡和稳定社会的两党或多党的和平竞争政治环境，那么历史的悲剧会不会重演还很难说，所以民主进程的关键一步是先开放言论自由和党禁，普选和直选只有在党禁开放后待有和平竞争性的政治环境及能平衡社会稳定的政党建设成熟后才能进行，这样普选和直选才具有稳定前提条件下的可操作性。
当然是否开放言论自由和党禁是执政党的“权力”，但民运人士也要为此去争取去奋斗，民众也不能坐等，民众必须行动，而团队精神的推广和宣传问题，应该是民运人士主动承担的担子，可以说，开放党禁是民运人士奋斗的首要目标，而团队精神的推广和宣传却是当前和长期的工作目标。当前，民运人士必须认真考虑团队精神的相关问题，并逐渐创造和完善好团队建设的有关条件，把团队精神的架子树起来，实施有效运作，首先有一个制高点，金字塔的塔尖，然后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辐射中国各省区、各民族、各阶层、各独立社群、各宗教信徒的塔基和塔身，只有这样，中国在将来走向直选和普选时，权力运作才能稳定平衡，良性的政党竞争机制才能确立，而中国梦寐以求的民主社会理想才能实现。
当前我们可以定一个粗略的计划，在五年左右争取中国开放党禁，以便进一步完善团队建设条件，在十年左右争取中国实行有两党或多党和平竞争机制的普选和直选，争取方式可以采取非暴力的和平请愿运动。
我认为十年左右，中国的普选和直选条件基本成熟。
一、那时中国人的整体文化水平将提高，农民的主体已不再是半文盲，中产阶层队伍将进一步扩大，各宗教力量也将更加发展和壮大，体制外精英的比例将进一步提高，民间的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将进一步加强，执政党要继续走独裁道路的国内国外阻力将越来越大。
二、那时具有制衡功能，又能辐射全国各省和各利益群体的政党建设将初步完成，八九学潮兴起的民主精英从身心智能所受到的磨炼已基本具备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考验已基本结束。
三、民众在基层民主、社团等环境下培育的民主意识，民主能力将大大增强，能有效地适应民主运作机制。
四、民间的民主呼声更加强烈，民主力量更加强大，要求政改的声势更大。
五、国际社会要求保障人权的愿望更高，民主国家共同体、民主国际联盟的力量将进一步扩大，国际上对专制政权的制裁干涉会更强硬。
六、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的解决将促使执政党不得不认真对待中国的民主进程问题。
七、执政党在民主问题上将逐渐走向开明，这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那时由于年龄段的限制，接受浓厚意识形态教育的官员纷纷退坛，在中央各部委、各省区、各司局级的领导在西方接受民主思想影响的海归派将占有很大的数量和位置，而在地方的县、州、市级领导、中央和省直机关干部很多是八十年代末在大学接受了学潮民主思想影响的人。据统计，十六大时中国海归派位到副省部级的不到10人，而如今已有165位海归担任副省部级以上的高官，另外，教育部直属高校在岗校长中，有近八成的人是海归，近2/3的博导是海归，81%的中国科学院院士，54%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海归。
我们知道，海归派娴熟经济、科技等专业技能，也谙习西方制度，易在中国与全球接轨的过程中崭露头角，他们之中不乏受到西方民主文化薰陶的人。从台湾、墨西哥等国的民主化经验来看，海归不但帮助国家经济发展，也会软化威权体制的行为，扮演从内而外推动民主化的角色，因此大陆海归的人数越来越多，开始担任重要政治职位后，他们对中共政权产生何种影响，很值得我们关注，直言之，从政海归派曾经是台湾和墨西哥民主化的一股推力。
前陆委会副主任林中斌担言，2030年左右中共最高领导人会是殴美海归派，他认为留学生改变台湾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台湾以前走过的路，也会在中国大陆出现。事实上，中共自己也对留学生多数前往美国有所警惕，担心美国利用留学生促使中国发生和平演变。当然从台湾与墨西哥等拉美国家民主化的例子来看，具有动员能力的民间反对力量才是民主化的主要推力，体制内海归派仅扮演软化威权政权的辅助能力，如果社会反对力量薄弱将使得体制内海归派无法与社会异议力量发挥加乘效果，滞留民主化进程。未来海归要扮演中国民主化的主要推手角色、需具备三个条件：
1、大量的自费生回国之后，未来海归派高官的人数与比例增加。
2、自费生，长期旅外的海归逐渐取代公派海归和短期进修海归成为海归派高官的主体。
3、具有长期留学经验的海归派有担任组织、宣传、军事等要害部门的主管。
如果上述3个前提都被满足，海归派从体制内促进中国民主化的可能性才存在，若是这3个条件未被满足，海归派就不可能扮演中国民主化的主要推手角色。中国民主化的推手力量还必需得从民间集聚，体制内海归还是只能起到辅助作用。但无论怎么说，十年后中国的民主化形势是令人乐观的。
目前，海归派渐入政权高位的同时，建国初期留学苏联及东欧的老一代留学生群体，包括江泽民、李鹏、李岚清、邹家华、钱其深等在主导中国政治十年后先后退隐。
十年后海归官员将对中国的政治生态带来积极变化，有政治学者认为，海归群体成批在国家机关担任司局级干部，今后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的“海归派”将会更多，中国的政治生态也将朝着更加开放、宽容和透明的方向演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