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保柏(BUPA)健康小组今年6月至7月对12个国家12262人进行的在线调查显示：72%的65岁以上的人不感觉自己老，67%仍感觉健康。法国人心理最年轻，32%觉得超过80岁才是老年；巴西人盼老愿望最强，高达17%，远高于全球水平3%；俄罗斯人对老年生活很有信心，65%没有为养老做任何准备。前面都是些福利国家有充分的养老保障，尚能理解，非福利国家的印度人不担心老年生活竟然也高达70%。
该调查还显示：尽管中国人是世界上对晚年准备最充分的国家之一，中国人还是最担忧老年生活，26%对变老有恐惧感，30%对晚年生活表示担忧。中国人心态之老也格外突出，有45至54岁人群中约有54%已把自己看成是老人，65%的人认为60岁前就已经老了。
这些数字虽然触目惊心，但是环顾左右，的确符合实情。由于是网上调查，参与调查者的处境比起国民平均水平还要优越一些，如果全民抽样调查，比例只会更高，不会更低。1960前后出生的那一代人超过一半已经认老服老了，这说明他们放弃了努力、放弃了抗争、放弃了创新，他们适应社会发展的信心没了。
这意味着，那个二十年前怒吼“一无所有”的崔健已经“老”了。这意味着，人生从无到有只有二十年时间，然后是漫长的从有到无的老年生活。45岁至55岁是标准的人到中年，阅历、精力俱佳，本来是人生最精华的时期。假如不重振中年人的雄心，积极投入财富创造，任凭再高明的精算师也设计不出合理的社会养老方案。中国目前人均预期寿命72岁，人均有50年时间要靠25岁到45岁这20年的收入生活，如果应付得过来？
中年服老，不是能力衰退了，更不是健康出了问题，而是心理上的挫败感太强。一个社会总会有成功者，有失败者，但是比例过半的中年人挫败感强烈，这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社会的失败，这印证了孙立平教授的社会溃败论。
国民心态老化是严格按年龄划线的“干部年轻化”政策的副作用。这些天因温总理深圳讲话，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俨然变热，须知80年代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非常多，而且最终还落实了一条，这就是干部年轻化。它曾经起到加快高层领导干部轮替的积极作用，但是也让很多基层年龄过线的干部早早失去进取心。
建国以来又有泛政治化的传统，既然干部要年轻化，国企工人年轻化、秘书年轻化、老婆年轻化便顺理成章，连私营企业招聘广告也不避讳对年长者的歧视，如此氛围，不能不让中年人气馁。
若再讲远一点，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造的孽。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衍生品出了阶级斗争、两性斗争，其实还有代际斗争。中国原本是尊老崇老的国家，自从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在中国广泛之后，中国瞬间转变为欺老的社会。梁启超写《少年中国说》，鲁迅与左联青年的故事，再到文革的时候发动中学生造反，老人都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代名词。
社会达尔文主义虽然起源于西方，但是属于西方社会的旁门左道。西方现代社会对人的尊重，和中国古代的仁道异曲同工，都是让社会关系更和谐的理论。人不分男女，不分阶层，不分年龄应该受到平等的尊重。就拿官员来说，美国有克林顿、奥巴马这类四十多岁的年轻总统，也有里根70多岁才当选的老年总统，格林斯潘工作到80岁。错误的理论不仅让平民不幸福，官员也不开心。
崔健曾经唱道：“过去我幻想的未来可不是现在”。和崔健同龄的极少数幸运儿，他们在各个关键岗位尚能影响社会进程，莫等老大徒伤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