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温总理美国当地时间23日上午在纽约会见了奥巴马总统。当听了温总理表达了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这一立场后，奥巴马也表示了赞同，但却强调双方要“努力实现平衡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我认为这句话最会引起“歧义”！那就是“平衡”是否意味着仅仅是针对一个国家自己的平衡，即自己的投资满足于自己的消费即可呢（那等于是倒退到封闭经济状态）？还是一种世界经济整体的健康平衡呢？即实体经济发展的规模与为之服务的虚拟经济规模之间发展的平衡，而双方之间暂时的“贸易不平衡”则恰恰是体现了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或者是中美双边之间保持“时时”的平衡(这给贸易保护主义找到了理由)呢？还是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完善制度建设和结构调整来保证双边“跨时”平衡的实现(只要未来随着中国消费能力的不断释放来缩小中美之间现在的贸易顺逆差即可)？因为只有中美决策层和学者充分达成对“平衡”的共识，那么我们才有可能形成能够齐心协力的国际合作模式，否则，缺乏“共识”的争端就会无法“收敛”！为此，关于这类问题，我想分几次刊载我在今年年初写的一篇关于“贸易摩擦不利于世界经济失衡结构的调整”为主题的博文，今天是第二部分，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二、 人民币升值“倒逼”不出中国出口导向增长模式的成功转型
众所周知，中国在2005年7月放弃了事实上的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政策，人民币在随后的3年间升值近20%。而自2008年夏季美国金融危机波及到世界经济的时候，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几乎再没有更大的变化。可是有趣的是，在升值期间，中美贸易顺差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而金融危机后期，虽然人民币汇率没有增值，但中美贸易顺差在大幅减少。按照中国出口产品靠价格竞争的态势应该会出现人民币增值的效果要明显高于当时日元升值对其靠附加价值出口的企业的抑制效果，但从对美国贸易逆差没有带来多大变化的最终结果来看，中日两个案例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反而是当去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大量利用日本低息条件借日元换高息货币的投机资本因国际金融市场收益状态的严重破坏开始回流日本偿还日元债务，结果造成日元需求的急速增加而带来了日元大幅升值，此时，确实看上去日本企业失去了国际竞争力，产品出口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但是，结合中国案例仔细一想，还是由于经济基本面的恶化造成美国市场的消费和投资能力的丧失，才在中日对美国的出口上起到了主要的抑制作用。不管怎么说，外生的汇率政策、影响最终价格的税收调整手段、数量限制等措施对贸易收支的失衡调整作用是“顺周期”的，很有限的、而且是不可持续的，而美国进口市场基本面的恶化——储蓄资产价值的严重缩水和投资消费能力的丧失（金融体系“去杠杆化”所致）才是真正形成了对美贸易收支平衡“有效”调整的“结构性”内生动力。
另外，金融危机后自己出国学术交流的机会增加，在出国滞留期间，经常会接触到中国的富人阶层“特地”来异国他乡进行“奢侈”消费的状况。他们的消费趋向是直冲“高附加价值、世界名牌的商品”而来，个人采购的数量之多、价值之大让处于危机状态惶惶不可终日的奢侈品商店带来了复苏的希望，也让很多外国人大饱眼福，甚至形成了今天“中国人很有钱”的错误判断。那么，为什么这些人不能在中国市场消费，拉动中国的“内需”或“外需”呢？是中国政府刺激消费的政策的不到位呢？还是中国市场自身存在着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呢？我想显然是后者。虽然，中国政府在危机后所采取的刺激消费的扶持人群主要集中在广大的低收入人群，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看到非常明显的消费带动作用，而且，中国社会危机前后的消费水平没有发生多大的实质性变化。稍微调查一下，我们就能找到几个富人不想在国内消费的理由：一可能是国内市场所提供的产品结构比较集中在低收入人群上，这就和我们企业的生产能力与市场发育的程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二是国际品牌进口代理店的价格偏高，没有形成“规模经济”所带来的优惠价格的好处，三是服务水平跟不上。不管是事前购买时，客观透明的产品性能介绍（而不是一味地推销产品），还是事后对产品维修和增值的“后续服务”上，都没有达到国际一流的水平。四是山寨机流通较为广泛，在一般的店中购买品牌或奢侈消费品时感到“不安心”。而到国外，即可以充分比较和选择自己中意的消费品，而且也不用顾忌店的名誉好坏问题，能够享受消费物有所值的商品所带来的“幸福”全过程。五是在国内不敢显“富”。这和中国产权制度还不完善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当然，另一方面，在贫富分化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情况下，少数仇富心态的不法分子的存在，也让富人阶层失去了消费的“安全感”。在所有这些“结构性”的内生问题没有解决的前提下，中国最有消费能力的族群也不一定能在政府内需刺激计划的带动下发挥出他们应有的健康的消费力量（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富人资产过多的用在金融资产的投资上而不是它们想消费的产品上）。
从上面人民币汇率增值效果和富人热衷海外消费的现象分析中可以看出，影响贸易收支变化的原因来自于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方面：一是周期性的因素，二是结构性的因素。所谓周期性的因素是指经济在周期性变动的时候，就业状况突然出现了恶化，于是，货币政策、汇率政策、财政政策和资本管理政策的导入都会引起贸易收支的变化。但是，在今天全球化环境下，很多外生的改变贸易收支变化的手段和资本管理的国家相比都会失去一定的效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比中国更期待国际政策的合作来改变目前周期调整过程中的国际收支失衡的问题。即便如此，中美贸易结构不平衡的状况是属于结构性的，经济不好时，它会被凸现出来，甚至被恶意放大负面影响，而经济繁荣阶段，国际贸易的双赢效果又掩盖了结构性中美贸易失衡的问题。具体表现在美国消费过度（国家军事开支、金融机构中人力资本投资的过度开支，个人无节制消费开支）和中国消费不足（国家教育开支和社会保障开支不足，个人消费能力有限）所反映的两国经济结构上的背离。而各自的经济结构都存在经济效率改善的空间。比如，对美国而言，问题不是在贸易逆差上，而是要发挥美国创新能力的“比较优势”，尽快打造出能够让世界真正走出危机的“新增长”的舞台！为此，提高投资的效率（边际产出率），减少不必要的军事开支，加强金融监管以保证健康的消费和投资活动也是美国下一轮增长所不可或缺的条件。对中国而言，我认为，也不是在贸易顺差上，而是要加速经济的健康发展。为此，只有通过经济发展来提高人们的收入能力，并去不断完善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以及提高产品和服务的附加价值，才能有效地释放出中国人口未来巨大的消费能量。而这一切都是无发通过人民币升值和贸易摩擦的升级来实现。
事实上，世界经济的发展存在一种可持续的、健康的“失衡”状态——它是在各国健康的经济发展（或投资和消费）的“内生结构”中，根据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原理所建立起来各自合理的贸易结构反映出来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破坏各国健康的经济结构去人为地调整世界经济平衡状态所反映出来的扭曲现象。当然，为了保证这种健康“失衡的经济结构”能够可持续的维持下去，一个让世界各国都可以信赖的国际货币体系（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虽然对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之心，也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强化自己的金融体系和货币功能以防范美元负面冲击对本国经济造成的巨大影响，但即便如此，也不会去“威胁”到现存的、有着强大经济实力支撑的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所以，鼓吹“中国威胁论”的政客完全是别有用心），和为了保证国际贸易（和投资）所创造的财富流动能够公平有序的运转下去而需要建立起一个全球统一的监管模式，也是维持健康的“失衡”状态所不可或缺的又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于是，由此反映出来的国际收支（经常收支和资本收支）的不平衡，是人们合理安排自己的投资和消费的最优结果，也是世界经济不断发展的光辉写照。一句话，这种健康状态下的“贸易顺差”或“贸易逆差”，是世界各国“各取所需”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没有什么好坏之分，更谈不上什么善恶之分。相反，人为地去加以调整这种健康的
“失衡状态”，结果只能是破坏世界经济共同发展的良好秩序，而对当事国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最多也是短暂和有限的。(待续)
[提示]昨天的话题是“为何要放大人民币的升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