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就读者而言，冠英镇的农夫不会关心安阳殷墟发掘史，佤邦难民也不会关心西班牙马兰诺史。读者只关心以他自己的兴趣、阅历、知识与想象力“订制”的历史，就像每个人只凝视他自己的回忆。就作者而言，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伍德则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所谓历史研究，只是一种精神活动，而精神活动永远住在个人当中，因此，一切历史某种程度上都是个人史。
譬如，唐代府兵制的衰亡，钱穆认为是诸卫将军人选的堕落疲软，从旧时“勋德信臣”到武后之世的“外戚降虏”，而非制度本身不当。唐长孺认为“府兵之坏，正坐用兵之繁，征镇之役，非人民所能负荷”，却是抨击其制度本身。陈寅恪则从太宗时就否定府兵的效率，以为到玄宗全部废止乃是大势所趋。英雄所见略不同，真相究竟如何？
但是，对我个人而言，唐代府兵制的真相关我鸟事？若是一个府兵的奥德赛，告别丰腴村姑，离开青绿故乡，辗转千里沟壑，终赴绝塞边关，在那里种田、聚赌、搞营妓，偶尔出去打猎，将獐头鹿耳装满口袋，或者越过大漠，与蛮夷游骑干上几架。这才有点儿乐子，因为美妙的叙述就在其中。
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因为历史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个人主观——尤其是兴趣与想象力之上。治史需要兴趣，正如性交需要勃起；治史需要想象力，正如渡江需要舟楫。任何一个历史学家，归根到底不过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其所叙述或分析的只是他自己所看到的历史轮廓或细节，而非历史实在本身。
实际上，西方现代史学理论早承认甚至推崇想象力在历史学中的作用、功能与地位。柯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里就曾说：当我们眺望大海时，看到一艘船。五分钟后，我们再次眺望，船已移位。因此，我们必须想象，在我们没有眺望时，船一点一点挪过中间地带。这是历史思维的一个案例。同样，如果被告知凯撒在不同的日子里分别呆在罗马和高卢，我们必须想象凯撒在两地之间旅行的情景。
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还因为历史学至今尚未成为一门具备范式的学科。历史学就像是波义耳之前的化学或者欧几里德之前的数学，历史学当中也从未出现过缔造统一疆域的秦始皇。正因如此，全世界的人都有资格当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布衣皆可为卿相，历史学家宁有种乎？
不过，承认历史学中的个人主观，并不意味着可以将之无限放大，像罗兰?巴尔特、海登?怀特、安克斯密特等人做的那样。那只能导致绝对的历史相对主义，进而走向历史虚无主义。而如果历史纯然成为一种虚构，人类的集体回忆就将濒临灭绝或者崩溃，我们今天所踏的大地也将浮在云端。
托波尔斯基有句话值得一听，“承认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客观历史存在，也承认历史学家的创造性认识功能对历史事实的解释。”即是说，客观历史确然存在，它就安详地躺在时间的河流，我们无法将它完全再现，只能带着时代及个人的历史前提假设，运用尽可能精当严密的史学方法，尽力使之复活。最终复活的也许不过是历史的一个影子，但这影子，必定既有历史实在的骨骼形状，也有我们自己的血液在其间流淌。
“要翻墙，用赛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