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于理财一周。该报副刊终于无限期停刊(此前该报办得相当不错、在我心中乃是全国一流的“上海杂志”副刊已全面收缩)。向波波、才才致以同志的敬礼。)

说到抗战时西南联大,人们通常会觉得那里充满热血沸腾的师生,是左翼运动中心,“民主堡垒”。近读学者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一书,才发现上述极可能是错觉,或至少有意无意遮蔽了事实的另一面。(钟岩苑《究竟是谁的西南联大?》对坊间继续制造此种错觉的粗糙读物有初步揭批,也可一读。)

据王氏考证,当时西南联大教师总数为371人(兼任除外),其中教授155人。而此时西南联大的教师党员有150余人,也就是说,当时西南联大教师约40%加入了国民党,教授加入国民党的比例则可能接近50%。

1945年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朱家骅与陈立夫联名向蒋介石推荐了98名“最优秀教授党员”,其中我们熟悉的名字有陈寅恪、冯友兰、朱光潜、竺可桢、贺麟等,还有华罗庚。而六大召开时,华罗庚更是被朱家骅提名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候选人。

华罗庚自称在1926年北伐时期加入国民党,后因经营店铺、潜心算学而未参加登记而自动脱党。1942年12月华罗庚经朱家骅介绍重新入党。当年12月19日,华罗庚写信给朱家骅致谢,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骝先部长先生赐鉴:遥颁大教,语重心长,谋国之忠,垂念之切,跃然纸上。罗庚敢不奉教,今后当体念国父遗教、总裁训诲,以追随先生为党为国,尽其绵薄。溯民十五时,罗庚曾在沪入党。其时军阀之势犹张,革命之花未发,北伐成功后,罗庚为经济所困,不得不负责经营先父之店铺,日则持称运筹,晚则研习算学,每日工作有过于十六小时者,致对党务方面因循未暇登记。今常戚戚,愧为国父信徒。今先生振聩启蒙,使罗庚得生新机而还旧识,感激之殷,有若拨云霓而见天日者……”

此信差堪玩味者有四。一是青年华罗庚在各种通俗读物(好像还有中小学课文)中,都是“家境贫寒的小店员”,但从此信可以看出,他不是店员,而是店主。二是华罗庚虽是数学家,讲套话的本领却不亚于解方程。“国父遗教、总裁训诲”云云,大类今日之“坚持江总书记的三个代表思想”、“贯彻胡总书记的科学发展观”。三是数学家华罗庚的政治算术也不赖,他是否在1926年入党现在很难考证,但其随后自动脱党的真实原因,恐怕不是开店铺,搞算术,而是“军阀之势犹张,革命之花未发”。四是在中国任何一个党派,党治都常指向人治。因此,华罗庚高唱“国父遗教、总裁训诲”是虚,与朱家骅拉个人关系,得其“振聩启蒙”、“有若拨云霓而见天日者”才是实。

华罗庚重回组织怀抱之后,立即向朱家骅请求赴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因当时国民党中央有规定,凡战时出国人员,都必须到中央训练团受训,否则将来遭不遭“边控”,党就不能保证了。然而,华罗庚身有残疾,左腿不便,这是1929年他患伤寒病的后遗症。朱家骅就劝他别去受训了,还说如果以后华罗庚要出国,自己可代为证明,保其出入无阻。但华罗庚坚持要去,在致朱家骅的信件中,他说:

“罗庚请训之鄙意,实为慕风而非徒为出洋计也。溯罗庚自民十四折节读书以来,久违党教,凡百举措,类多隔膜,自去年先生重介入党以后,每思有以报党之道,但常有不知从何处努力及如何努力之感,是以苟能来渝聆训,饱识时宜,或可为党尽一分力量,而不致徒为挂名党员而已也。”

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常缺耻感,却不缺罪感。面对皇权也好,党权也好,常常预先就把自己摆在有罪的地位上。古代文臣上书,动不动就说“臣昧死以闻”、“臣昧死请”,先就摆出一副待决死囚的嘴脸来。说到底,这种罪感其实源于对强权的恐惧。华罗庚信中的”久违党教,凡百举措,类多隔膜“,差不多也是这样,只是比之1949年后冯友兰主动去信毛泽东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写中国哲学史,郭沫若宣称”我以前写的书都该烧掉“,要稍微没有那么如履薄冰了。(毛给冯的回信也很耐人寻味:“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说回来,朱家骅收到华罗庚此信后,感其态度老实,由中央组织部寄去旅费3000元,促成华罗庚从昆明至重庆受训。1942年抗战大后方物价飞涨,但3000元仍不是一个小数目。据1942年的《西南联大教师薪俸等级》,“副教授薪俸由240元起至400元止”,“教授薪俸由300元起至600元止”。这3000元基本是教授的半年薪俸,可以在当地吃上七、八个月的包饭。(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浦江清1942年的日记中说,“研究所由一本地人服役并做饭。七八人但吃两样菜,一炒萝卜,一豆豉,外加一汤而已”,“每月包饭费四百元”。)

1943年11月,华罗庚得遂心愿,入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期间屡就党国要政向朱家骅献计献策。此外,他还介绍了不少西南联大的理工科教授加入国民党。1945年5月,国民党六大选举新一届中央委员时,朱家骅签呈蒋介石,将华罗庚列为中央委员候选人。虽然最终华罗庚未能当选,但他仍写信给朱家骅致谢,表示”感深铭腑,莫可言宣“。

1946年,华罗庚赴美考察,先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担任访问教授,后被伊利诺大学聘为终身教授。1950年2月,在归国途中的香港,华罗庚发表了一封《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很是煽情:

“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朋友们!语重心长,今年在我们首都北京见面吧!”

有论者以为,华罗庚这封声情并茂的公开信,间接害死了不下20个留美精英——他们全死在归国后,因了华罗庚的感召。这种说法对华罗庚未必公平,但也并非全是谵言妄语。

1958年春,正是反右与大跃进新陈代谢之际,华罗庚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号角响了!科学工作者要飞跃前进!》的发言,表示“思想改造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在旧社会中生活是很久了,感染得极深了,只要稍许懈意,便会故态复萌”,要“丢掉架子,去尽骄气,低首下心,全心全意地向工农学习,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把自己改造成为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知识分子”。这和当年他向朱家骅请训的信件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走得更远。

1958年6月,华罗庚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全体员工大会上倾吐心声:“我立志要做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我立志要做到又红又专,我立志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我立志要争取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做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伍的战士。”不过,迟至1963年,华罗庚才向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结果未遂。1964年,已调到中国科技大学的华罗庚向该校党组织递交第二份入党申请书,仍被拒绝。1967年,文革已爆发,华罗庚向中国科技大学党组织递交个人的第三份入党申请书,还是搞不定。1979年3月,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华罗庚第四次申请入党,3个月后,党向他敞开大门。这一年,按传统虚岁算法,他已70岁。入党后,他写下《破阵子·奉答邓大姐》,尽展其文、理、政三修的本领:

    五十年来心愿,三万里外佳音,沧海不捐一滴水,洪炉陶冶砂成金,四化作尖兵。
  老同志深愧怍,新党员幸勉称,横刀那顾头颅白,跃马紧傍青壮人,不负党员名。

结句中只一个“傍”字,已境界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