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周,同在北京石景山区,两位作家的命运掀动人心。

一位是久负盛名的打假斗士方舟子先生,青天白日,他在自己寓所附近遭到两名身份不明歹徒的当街追杀,凶器是足以致命的铁锤,攻击手段也意在夺人性命。若非捷足的方舟子躲过飞向自己脑袋的铁锤,事态将不堪设想。

另一位是长篇报告文学《大迁徙》的作者谢朝平先生,他在自己租住的寓所里,被几个以“人口普查”为由骗开房门的陕西渭南警察带走。这些警察的身份与《大迁徙》的唯一关联是:《大迁徙》揭露的种种腐败和社会不公,正发生在陕西渭南。
这是安全感之争。

两位作家的共同点之一是:他们的写作会使一部分人感到不安。

两位作家的共同点之二是:他们的写作,有助于社会和公众的安宁。

因为学术造假、贪污腐败等原因而被曝光的家伙,难免担心自己受到惩处或法办,因此,他们必然会视揭露者为仇敌,不惜除之而后快。凶暴的行为与强烈的恐惧,往往互为因果,这也是美国作家房龙在名著《宽容》里得出的结论,他说:“我重复一遍,恐惧是所有不宽容的起因。”
但是,彼辈的安全感,是建立在欺骗、侵害、剥夺、荼毒他人的种种权利之基础上的,与其说他们在保障自己的安全感,不如说他们在强化自己继续侵害他人的权力。这样,彼辈的安全感得到保障,我们的权利就沦为祭品了。质而言之,彼辈的安全感与我们的安全感,势不两立。
反观作家方舟子、谢朝平的安全感,则维系着大众的安全感。假如他们的检举揭露,得以使中国减少几个骗子和恶吏,也是一件善举;假如他们的勇敢担当还能促成我国制度方面的相应改变与完善,则更是一件善莫大焉的豪举。因此,方、谢的安全感与我们的安全感,唇齿相依,密不可分,至于彼辈的安全感,则只会加剧我们的不安。两位作家一周内的遭遇,传递出的信息是:彼辈的安全感貌似在加强中,彼长则此消,我们的安全感只会进一步下滑。
相形之下,方舟子的遭遇虽然情节上更加凶险,但还算可以理解。因为,没有人天真地认为,中国竟然会缺少丧心病狂之徒。这样的买凶之徒,方舟子只要不幸撞上一个,就可能上演街头历险记。这是任何一个社会都难以杜绝的人性之恶,我们可以祈求法律的保障和警察的作为,但还不必垂头丧气。
至于谢朝平的遭遇,仅就目前媒体上披露的信息,已足以让人倒吸无数口凉气。个别靠纳税人养活且名义上冠着“人民”、职责上在于“保一方平安”的警察,在某些地方竟然成了一种向人民反戈一击的力量,被权势者用来对付有大恩于一方百姓的作家。更有甚者,抓捕的理由及手段,还充斥着随心所欲的特征。已有多位权威人士(包括谢朝平的律师周泽先生)从司法角度作出了分析,结论是:拘捕谢朝平的理由,于法无据;拘捕谢朝平的程序,颠倒错乱。假如已有的信息不存在重大纰漏,那就等于说:拘捕你的理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拘捕你。只要想收拾你,什么样的借口都可手到擒来。
在任何社会,一个手无寸铁的作家(或任何一个公民),面对来自个别警察的为所欲为,都是束手无策的,我们看到的对策,一般只是出现在影视作品里,其功能也仅限于提供一点心理安慰。明摆着,双方的力量是如此悬殊,以致我们除了将其视为“不可抗力”,别无良策。但是,这种行为对社会秩序和人类公正心理的摧毁,又是无以复加的。来自个别警察的胡作非为,最足以让人失却信心。这是精神的后院起火,它不仅颠覆社会的秩序,还会首先颠覆人们生活的信念。所以,我们希望法律最终能维持秩序、捍卫公正。
我见过方舟子先生,不管他在别人眼里如何强悍,在我眼里仍然只是一个书生。当然,在我对书生的界定里,并没有“百无一用”之说。我素来以为,嫉恶如仇、直面惨淡的人生,也是书生应有的担当。但即使如此,书生的能力构成里仍不必包括“捷足的阿基琉斯”之勇,我们更不应要求他们具有詹姆斯·邦德的能耐,与手拿铁锤的凶犯格斗并制服他们。
方舟子、谢朝平先生的安全感,无限接近于我们自身的安全感,正如彼辈的安全感,则会无限拉长我们生命的阴影。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

http://www.dfdaily.com/html/63/2010/9/6/51581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