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举国上下高呼“教育去行政化”“校长摘官帽”之时，深圳大学饮了“头啖汤”——本月起开始实施人事制度改革，实行全员聘任制，改革后全校都将“无官”，校长则相当于CEO，不再是正厅级干部。这是深圳大学副校长李凤亮在日前举行的“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开放”研讨会上透露的消息。（新快报9月17日）
深圳大学的改革——全校推行职员制、聘任制，不签约不聘任，教师岗位不再是“铁饭碗”，去留与教师的教学、科研成果、服务学生等情况挂钩——让我想到了10年前在我国985高校所推进的全员聘用改革，具体的操作细节有差异，但思路基本一致，就是要通过改革，让教师出活，提高办学质量。然而，众所周知的是，985高校的改革并不成功，反而催生了严重的办学功利化以及学术腐败。
分析起来，全员聘任制的失败，主要在于思路出错，不应该是提高所谓效率，而应该是建立按照教育规律和学术规律办学的基本管理制度，同时缺乏两大基本前提。
其一，学术共同体评价。教师的聘任，无疑发生在学校行政与教师个体之间，但对教师的评价，却不能由行政操作，教育与学术的评价权应该归属教师共同体，而所有高校在推进全员聘用时，实行的还是行政管理与行政评价，因此，对教师的考核指标，就是各项可以突出办学政绩的行政指标，包括发表论文数、申请课题、申请专利、获得经费等情况，这直接把教师们变为“学术民工”，同时也造成急功近利的学术泡沫和各种弄虚作假，一些坚守学术理想与教育理想的教授反被边缘。
其二，学校校长职业化。教师的聘任，要不受行政制约，除了行政交出评价权之外，还应该实行真正的行政权与学术权、教育权分离，这就是行政官员（校长以及学校各职能部门负责人），从利益回避出发，不能再从事教育与学术研究，不能利用职权为自己争取教育资源与学术资源。在过去10年中，各高校并没有推进这一改革，其结果是近年来评选的国家教学名师，80%有各种行政头衔，去年的100位名师中，校座就有20位；新当选的两院院士，也有超过80%有行政职务。这对教师的教学与学术积极性打击是致命的，可以说，这样一来，根本没有正常的教育与学术评价可言。
深圳大学此次改革，力图在去行政化方面有所突破。比如，行政部门的正副处长和政府的正副处长脱钩，设立三四级岗位，规定院长、副院长都是教师岗位，不是官，均由教师担任，学院的党委书记也由教师来担任；学校成立“布衣教授人事委员会”，由13名普通教授把关人事，等等。
根据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已是大势所趋，深圳大学率先提出校长不再是厅级官员，这是符合改革方向的，然而，这也不是深圳大学说不是就不是的，要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需要组织部门、教育部门对学校拨款方式、校长遴选方式、学校管理模式进行统一调整、部署，否则，就是“换汤不换药”，或者名义“取消”，实质“套用”——国企改革与中小学校长职级制改革，都是前车之鉴。
另外，校长是否真正只是学校的“CEO”，走向职业化，不再从事学术研究、不再参与学术资源的分配，这十分关键。从深大“规定院长、副院长都是教师岗位，不是官”分析，这与之前的“双肩挑”并无不同，也就是说，行政干部，还是主导教育与学术资源配置，并参与分配。“布衣教授人事委员会”也存在同样问题，这个委员会是完全独立运作，还是受命于行政，至关重要。客观上说，有关现代大学制度的“概念”在我国大多高校或多或少都有，包括理事会、董事会、学术委员会、教授会，但所有这些都与现代大学制度真正的内涵大相径庭。理事会成为募捐机构，大多学术委员会被闲置，只是摆设和工具
深圳大学的人事制度改革，可谓国家教改语境下的首起大学改革，其改革成败无疑具有示范效应。笔者的期望是，政府部门依照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应加快推进取消行政级别，建立级别取消之后的新的学校管理模式、校长任命机制、校内行政人员管理与薪酬体系，切实落实学校的各项办学自主权，为学校的改革扫除体制障碍；而学校，也应该以去行政化为基本思路，积极培育所有大学教师都有参与权、决策权的教授委员会，以及学术民主选举产生的学术委员会，清晰界定行政权、教育权与学术权，来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全新的教师管理制度与评价制度。只有发挥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的学术管理、评价作用，在此基础上推进全员聘用，改革才能避免重蹈985高校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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