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外逃与铜墙铁壁

　　河南安阳市委副书记李卫民潜逃已经快四个月了，此事被报道也已经10多天。
　　作为新闻事件，李卫民出逃已基本失去价值。然而，这样的事件难道只是一个新闻，而不是一个政治事件？
　　一个新闻，说到底就是一个谈资，它在一天之内迅速发酵，然后迅速消失，迅速被更新的新闻代替。而政治事件应该有更深远的影响，大的政治事件可能划分时代，一般的政治事件也足以影响人们的政治态度、政治判断和政治选择。

　　官员潜逃，不是个案，而是现象。在这个意义上说，李卫民潜逃，不过是在已有的潜逃者名单上增加一个新的名字。高严、高山、许超凡、蓝甫、杨秀珠、卢万里、刘佐卿、周金伙、蒋基芳、杨湘洪……这份名单到底有多长？
　　去年2月，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有报告称，10年间出逃的中国腐败官员达一万多人，携带出逃款项达6500亿元人民币以上。到现在，数字自然又创下新高了。官员出逃成为现象，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只要不能遏制风气，就可以说每天都创下新高。

　　中国历史上，哪怕政权倾覆，也未曾发生严重的权贵潜逃。清朝灭亡时，并不像沙皇倒台时有那么多权贵滞留国外；国民党政权失败，虽称是源于腐败，也没有过官员潜逃之风。即使从世界历史来看，以我有限的了解，也只有沙俄被推翻时，产生了较为严重的权贵外逃或滞留国外，另外就是第三帝国土崩瓦解时，大量纳粹分子潜逃到南美。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巨变，有人称“社会转型”，更有人称“创下中国模式”，经济持续发展，“崛起”之声不绝，号为前所未有的好时代，充满希望向未来。为何却有如此多的官员惊慌而走？哪怕就这是反腐败有巨大的威力，难道不也内在地表明腐败现象之严重？而前所未有的财富创造，与严重到如此地步的官员潜逃后面的财富掠夺，两者结合在一起，又将使人如何判断这个时代的本质呢？

　　确实不能说没有过管理。例如官员的护照，是已经集中管理了的；官员出境，审批是已经严格起来了的；一些官员自己做官，举家出国，这种“裸官”现象也是引起了注意，并且被列为重点管理对象的。
　　然而，官员潜逃之风遏制住了吗？
　　我们很难判断腐败现象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但数以万计的官员潜逃，在全世界有谁能出其右？一个腐败的国家，未必有“经济发展的奇迹”，财富总量是有限的，潜逃到富裕国家去生活的能力是有限的。而在中国，既有庞大的官员数量，又有“经济发展的奇迹”，权力无所制约所产生的腐败，腐败行为所产生的利润，都达到了令人惊叹的水平。

　　每当有官员潜逃的新闻出现，人们总要考虑怎样构筑一个不使外逃成功的“铜墙铁壁”。然而，“铜墙铁壁”真的存在吗，如果存在，它又是何种形式？
　　今天的中国，基本上不存在政治原因而产生的潜逃，潜逃是贪腐行为的后续。官员潜逃是非政治的，这就是说潜逃官员不具备做“政治难民”的资格。
　　但怎样治理腐败，又是政治问题。民众绝不认可官员的腐败，绝不认可制度上对权力无所约束。权力腐败是政治问题，治理腐败必须在教育手段、法律手段之外，有政治改进的考虑。甚至可以说，政治改进已成为预防和惩戒发挥作用的前提。
　　着力于怎样使官员不致轻松逃走，收存护照、加强出境控制等等，都是必要的。但根本上讲，腐败在先，潜逃在后；权力无所限制在先，腐败在后；权力不受之于民众在先，权力自我膨胀在后。

　　权力来自于开放的竞争，竞争直接诉诸民众的支持，即使不足以杜绝`腐败，至少比任何权力私授或者少数人决定要好得多。官员把他治理的地方当成私人的提款机，一面提款一面准备外逃，这不是偷窃，而是抢劫。官员一面行使权力，一面抢劫财富，同时筹备逃跑，这样的情况，在任何一个竞争性权力制度下，对希望获得治理地位的群体都是万劫不复的灾难。像李卫民这样的官员，在一个竞争性的权力构架下，出一个就足以使相应地方的权力集团丧失民众的信任，处理不好就足以影响民众的选择。那不是逃走一个官再换一个官的问题，而是逃走一个官，可能就要换一个治理集团。
　　这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一种诉诸民众的竞争性的权力体系，能够有效防止腐败，也不致使外逃成为风气。怎样制止腐败，怎样限制外逃，何须那么多的技术细节。若无整体制度的改易，技术细节又有何用，难道政治体制已经完善到只有“细节决定成败”了吗？
　　                                201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