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摘要....................................(i)

一 梁启超办报实践及在此过程中其新闻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完善.........(1)

(一)从属于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政治活动的报业活动阶段..............(1)

(二)戊戌政变后康梁保皇立宪主张下的报业活动阶段...............(1)

(三)试图以学术改造中国的《大中华》、《改造》时期..............(2)

二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2)

(一)报刊功能观...............................(3)

(二)报刊舆论观.....................................(4)

(三)党报理论................................(6)

(四)报刊编辑观...............................(6)

三 对梁启超新闻思想的评价.....................................(9)

(一)梁启超新闻思想的先进性.....................................(9)

(二)梁启超新闻思想的作用和贡献.......................(10)

(三)梁启超新闻思想局限性.....................................(10)

(四)梁启超新闻思想的现实意义........................(11)

1.来自梁启超新闻思想的爱国主义的启示....................(11)

2.来自梁启超新闻思想造健全舆论观的启示...................(12)

3.来自梁启超新闻思想“五本”、“八德”的启示................(14)

注释....................................(16)

参考文献..................................(17)

摘 要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是中国近代报刊事业的奠基人。他56年的生命历程中有27年在从事与报业有关的活动,主持了17个不同的报刊。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是在他的报刊实践中形成、发展和完善的。他系统地阐述了一套资产阶级报刊思想。这包括他的报刊功能观、报刊舆论观、党报理论,以及他对报刊编辑方面的思考和观点。

他在办报活动的前期,认为报刊的功能在于“去塞求通”,而后期则发展为“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并提出实现报刊使命的办报四原则;在报刊舆论观中,他认为舆论监督政府,而报馆操持着舆论。他认为舆论不仅监督政府,还具有反映的功能。他将舆论分为健全舆论和非健全舆论,并系统地阐述了报馆造健全舆论所需具备的“五本”、“八德”;在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方面,他一直努力不懈地追求;党报理论,也是梁启超新闻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梁启超在报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编辑经验,完善了他的编辑思想,他为后人提出报刊编辑人员修养和道德要求,提出报刊“论说”、“纪事”写作要求,并且对报刊版面编辑和报章文体方面作出积极创新。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是有他的先进性的,他为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当然,他也同样存在他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对于梁启超新闻思想进行探讨和研究的同时,他的新闻思想对当今新闻事业和新闻工作者有什么现实意义呢?对今天的新闻工作者产生什么启示呢?本文也将对此谈一些个人见解。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声誉卓著的学者,政治家和新闻工作者。他一生致力于政治变革、思想启蒙及文化救国,投笔为枪是其最有力的武器,从“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再到五四运动,他的言论、思想影响之大,几乎在其同时期无人可比拟。梁启超的民主思想给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很大影响,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说到“其中一本叫做《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那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1]。对梁启超的崇拜,还体现在毛泽东对梁启超创造的新文体的偏爱,创建新民学会,也是受梁启超《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的影响;梁启超的气势奔放、感情丰富、文质并茂的政论文章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启蒙运动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从胡适、陈独秀、到鲁迅、郭沫若、邹韬奋,都深其思想浸润。以通讯见长的报界奇才邵飘萍受梁启超新思想启蒙,被他犀利文章感染和倾服,萌发“新闻救国”之志。

一 梁启超办报实践及在此过程中其新闻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完善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是在他的报刊实践产生、发展和完善的。他的新闻思想与政治活动、政治思想紧密联系。

(一)从属于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政治活动的报业活动阶段

梁启超从1895年起涉足报坛,到戊戌政变之前,他的办报活动始终服务于维新派的政治活动,有京师强学会机关报《万国公报》、《中外纪闻》、还有《时务报》、《湘报》、《知新报》,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批判封建制度。这一时期,梁启超总结前人经验,结合自己办报实践,提出一套办报主张,较系统地阐述自己对报业的主张。在1896年《时务报》上发表了他新闻思想代表作《论报馆有益于国是》,提出了“去塞求通”的观点,认为报馆有耳目喉舌的作用;他开创的“时务文体”,在当时社会上产生轰动效应。

(二)戊戌政变后康梁保皇立宪主张下的报业活动阶段

1898年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在海外仍继续他的办报活动。此间梁启超发表大量主张民权、自由、革命、独立的文章,但总倾向是鼓吹君主立宪。这一时期,梁启超在报刊功能、办报原则、健全舆论和宣传方法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其新闻思想。

梁启超在海外创刊、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以及《政论》杂志、《国风报》。1901年,他在《清议报》上发表长篇论文《本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文中阐述报馆的地位是“政本之本”、“教师之师”;办报的四个原则“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1902年,他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说:“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2]在《新民丛报章程》中说:“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3];报馆需要“若孝子之事父母,若良师之诱蒙童”[4]那样去指导国民,这样才能变成“新民”。另外,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政府《少年中国说》等文章,在时务文体的基础上更上层楼,不仅思想新,文言成分少,人称“新民体”,在当时许多报纸都跟着学习,这标志着报刊新文体已发展到更加成熟的阶段。1907年,他在《国风报叙例》、《读十月三日上谕感言》等文章中,阐述了关于舆论的一系列问题。

(三)试图以学术改造中国的《大中华》、《改造》时期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侧重于对新闻自由和言论独立的思考,但由于各种原因,梁启超对“言论独立”的前景感到非常失望。到1918年左右,他渐渐淡出政坛,转入学术、教育救国和学术研究中,他的新闻理论也随之沉寂下来。梁启超在1912年初回国时接受共和制,想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宪政,他积极地进行政党组织活动,希望建立“政党内阁”,提出“司法独立”和“言论独立”的观点,此时,他逐渐认识到新闻自由、报馆独立特别是经济独立的重要性。1912年初,他创办《庸言》报,主张用平常、切实、有理、适用的报刊言论来为政府建议献策。1915年,梁启超担任了《大中华》月刊的总撰述,该刊注重社会教育,认为学术之盛衰,国民程度之高下与杂志之发达与否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主张大力鼓动创办杂志。梁启超1920年回国后参与主编的《改造》(原《解放与改造》),是梁启超所主办的最后一个刊物,他希望能从学术上谋根本的改造,为将来的新中国创造良好的基础。

二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与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理想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从一开始办报就注意到报刊所具有的强烈政治性和党派性,重视报刊的宣传和鼓动作用,利用报刊来引导舆论。其次,开民智、造新民是梁启超一生新闻思想不变的内容,贯穿梁启超新闻思想的始终。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主要体现在报刊功能观、报刊舆论观、党报理论、报刊编辑观等四个方面。

(一)报刊功能观

梁启超报刊功能观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早期他认为报刊具有“去塞求通”功能,把报刊之“通”功能与国家兴亡相联系。1902年以后,梁启超认识到报刊具有“向导国民”、“监督政府”两大天职。

1、去塞求通,通耳目喉舌之功能

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第一期上发表了第一篇论述报馆作用的新闻学术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他认为国家的强弱,在于内外上下是通是塞;中国的落后受侮,原因在于上下内外不通,有“废疾”;他将报纸的作用概括为“去塞求通”。

报馆怎么“去塞求通”改变因塞受侮的现状?他说:“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主体是报馆;“去塞求通”的途径和方法,就要“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艺要书。”[5]

2、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之功能

1902年10月,梁启超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说:“某以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6]这一报刊功能上认识的转变,体现出他在对报刊功能的认识提升到另一高度。

(1)监督政府的功能

梁启超认为,政府受公众委托管理国家事务,权力重且大,若没有限制、监督,不免会存在权力滥用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舆论是政府的监督者,报馆操纵着舆论。报馆监督政府应当“如父兄之视子弟……教导与扑责,同时并行”,应当“务其大者远者”,当纠政府之大局,当“监督政府之大方针”,而不应拘泥于细枝末节。[7]

(2)向导国民的功能

梁启超重视报刊的向导国民的作用。梁启超认为,报馆是“鉴既往,导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者”、“养普通之人物者。”[8]报馆面对普通人,其发行量大,传播面广,可以长期有效地向导国民。

除此之外,在梁启超的新闻实践中,也常常体现出他对报刊教育功能和政治宣传功能的高度认识和把握。

3、报刊功能实现的四项原则

那么报纸怎样才能实现自己的各项功能呢?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的长篇论文《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文中提到办报四原则:

一曰宗旨定而高。梁启超认为办任何事都有宗旨,办报也是如此。“宗旨一定,如项庄舞剑,其意常在沛公”,报馆宗旨应不为谋私利,不媚权贵,应“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 [9]

二曰思想新而正。这里的新指“万国之新思想贡献于其同胞者”,“报馆之著述者,贵能以语言文字开将来之世界”,应依据国史民情选取“最有利而无病”之新思想,“而后以全力鼓吹,是之谓正” [10]。

三曰材料富而当。梁启超认为报刊应该荟萃“全世界之知识”,但报刊对要刊登的材料“选择极严”,“使阅者省无谓之目力,阅一字则得一字之益,而又不使有所挂漏,有所缺陷” [11]。

四曰报事确而速。梁启超认为报纸应让人“知今为最要”,“各国之报馆,不徒重主笔也,也更重时事,或访问,或通信,或电报,费重资以求一新事不惜焉。”[12]一定为求准确无误,错了要公开纠正。

(二)报刊舆论观

梁启超把报馆作为舆论机关,把报馆等同于舆论中心,报刊之监督功能来源于其舆论效应。梁启超对于报刊舆论方面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国风报叙例》、《读十月三日上谕感言》等文章中,对健全舆论、对报纸怎样才能造成健全的舆论等等作出详细的论述。

1、区别健全舆论与不健全舆论;

梁启超在《国风报叙例》一文中,在谈到舆论的重要性上,他说“舆论之足以为重于天下”,且区别了健全舆论与不健全舆论:“非舆论之可贵,而其健全之为可贵” ,舆论是“多数人之意思结合,而有统一性继续性者也”,“非多数人意思之结合,不足以名舆论;非统一继续,不足以名健全”。[13]他认为,当时的社会舆论也是不健全的。

2、报馆要造成健全舆论必须有五要素

梁启超认为造成健全舆论必须具有“五本”:

一曰常识。就是要拥有广博的知识,这样才能在报事和论述时有根据,有凭借。梁启超认为,常识是普通学识,它包括:自然界,社会界的重要现象和原理、原则;本国及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实;目前陆续发生之大问题、其因果和背景。

二日真诚。至诚才能打动读者,至诚才能形成健全的舆论。怎么做到真诚?就是要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目的。

三曰直道。造舆论者,要以国家和民众的利益为重,要不畏强暴勇往直前。若遇强权威逼便“依草附木”、一味迎合,这样形成的舆论非舆论,而为“妖言”。

四曰公心。不能以个人或党派之私来判断是非。

五曰节制。就是要导之以真理,不能拔之以感情,做偏至之论。

梁启超将以上五点中前三者归为“成全之要素”,后二者归为“保健之要素”。

3、言论自由及出版自由

梁启超自接受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后,一生都没放弃对新闻自由的坚持和追求。他冲破封建统治者和其他统治势力的言禁,打破封建统治者垄断新闻事业的局面。他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一文提到“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 [14];他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提到:“西人有恒言:‘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一切自由之保障。……而报馆者,即据言论出版两自由,以龚行监督政府之天职者也。”[15]在他看来新闻自由就是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在新闻领域的运用。

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之后,逐渐认识到新闻自由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他深切感受到,无经济独立能力的报业,要求生存,要求自由发表独立的言论,是何其艰难。

4、舆论具有反映和监督两种功能

梁启超早期就认识到报刊具有“去塞求通”、“通上下内外”的功能,这主要是针对报刊反映和提供信息而言,报刊通过传播信息,国民知晓后形成话题,从而形成、反映舆论。后来,梁启超提到报刊“监督政府”时,明确提出舆论监督的概念。他说:“监督权谁操之?曰:舆论操之。舆论无形,而发挥之、代表之者,莫若报馆。”[16]

梁启超论述了舆论监督的必要性:人性有弱点,需有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力量对其监督、约束,以确保政府履行本职;政府的权力受托于公众,所以要受到代表公众意见的舆论的监督;他分析了舆论监督的特点:舆论监督即 “名誉监督者”,它区别与法律监督和宗教监督,它不使人服从、信仰和畏惮,“却隐然示人”,若无视舆论监督将不容于社会,将于乐利有所损;他还明确了舆论监督主体的地位:报馆和政府地位平等,认为报馆和政府如父兄与子弟的关系;最后,他分析了舆论监督的方法:需教导、扑责,需监督政府的全局、大政方针,要区分主次、轻重,着眼于全局。

(三)党报理论

梁启超承认报纸的资产阶级党性。他认为党报宣传是政治斗争重要舆论工具。在他看来“有一人之报,有一党之报,有一国之报,有世界之报。。。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党之报也。”[17]

梁启超非常重视党报宣传的作用。他认为党报是党的重要机关;宣传党的政策,争取群众支持,是政党(主要是指在野党)对政府进行监督的工具。

在戊戍维新时期,《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和《时务报》都具有十分浓重的政治色彩,鼓吹变法,反映维新派意志,为其政治经济利益呐喊,具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变法失败后保皇会机关报,以《清议报》、《新民丛报》最重要,鼓吹保皇立宪;梁启超曾指《新民丛报》实为“吾党一生力军”,他于1907年4月筹办《政论》月刊时,更明确谈到“党报将出”,“先造此基础,为立党之先河”。由此可见,梁启超当时已明确地提出了报刊的党性问题。

不难看出,梁启超关于党报理论的见解,同现代党报理论的某些重要观点,如党报是党的机关,是建党的工具,党报要旗帜鲜明地表明党的态度,宣传党的政策等,大体上是一致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一,梁启超党报理论所说的党报是资产阶级党报,其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利益;其二,梁启超是处于在野党的位置来谈党报理论的。

(四)报刊编辑观

梁启超在二十多年的办报活动里,积累了丰富的报刊编辑经验,他的编辑思想理论,在中国近代编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1、报刊“论说”、“纪事” 编辑写作要求

梁启超在《<时报>发刊例》中,提出办报的论说四条,纪事五条的要求。论说四条:“公”、“要”、“周”、“适”;纪事五条:“博”、“速”、“确”、“真”、“正”。[18]

“公”,就是要以社会利益为重,不附于一党之偏见;

“要”,就是要拣“一国一群之大问题”论说之,而不能找一些小事来误导读者;

“周”,就是要分清主次,对大问题或论说予以批评,以达到着重强调之作用;

“适”,就是所论说的理论一定要适合中国的国情,“虽有高尚之学理,恢奇之言论,苟其不适于中国今日社会之程度,则其言必无力而反以滋病,故同人相黝,必度可行者乃言之。”

“博”,就是要广博,全世界各地都要在其视野之中,“务使材料丰富,使读者不出户知天下。”

“速”,就是要求纪事讲求时效性。“各处访事员,凡遇要事,必以电达,务供阅者先睹之快。”

“确”,是要准确,“凡风闻影响之事,概不登录。若有访函一时失实者,必更正之。”

“直”,就是要直书,不能隐讳。

“正”,就是要正直,“凡攻计他人阴私,或轻薄排挤,借端报复之言,概严屏绝,以全报馆之德义。”

这实际上揭示了新闻报道的广泛性、时效性、真实性、客观胜和公正性等多种性质,有其超越时代的先进性。

2、制定报刊编辑人员自身修养及道德要求

梁启超在《国风报叙例》指出的“五本”、“八德”,既是对报馆行为的要求,也是对报刊编辑活动及报刊从业人员的自身修养及道德、行为要求。“五本”上文以详述,此“八德”如下:

一曰忠告。不能对政府或国民不轨正道,不适时势的举动视而不见,应苦口婆心地规劝之。

二曰向导。向导的对象兼政府和国民,为向导者,应“先自识途至熟,择途至精,然后导人”,应“循序渐进,使积趾步以致千里” [19]。

三曰浸润。浸润与煽动皆为鼓吹舆论最有力的手段,浸润收效缓但更持久,而煽动收效速但弹指旋灭。

四曰强耻。梁启超认为,“立言者,贵其能匡俗于久敝,而虑事于未然”[20]。不能期望对于民众之惰性用一二言就能去除,而是要不厌其烦地再三“反复以谏”以达到规劝成功的目的。

五曰见大。即报馆需对国家之“大者、远者”之事举纲张目,不就一些琐碎之小事纠缠不已。

六曰主一。就是要坚持报纸的宗旨,凡所论述,“一以贯之,彻于始终”,“百变而不离其宗”[21]。而不能持论矛盾,让读者无所适从。

七曰旁通。业报之人,应有相当的常识,然后才有相当的判断力,即要求报刊视线宽广,做到随时可以替人释疑解惑。

八曰下逮。即报刊内容要适合读者的知识水平,为读者所喜闻乐见。

3、报刊版面编辑方面的思想

梁启超勇于创新报刊编辑体例。他在编辑《中外纪闻》时,开创了“一事一议”的短评栏,在编辑《新民丛报》时,专门开辟了“国闻短评”栏。“时评”体裁栏目逐步成为中国近代报刊上引人注目的一个重要报刊体裁。梁启超主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时,栏目较多,内容较丰富,为中国当时报刊中所少见。

梁启超积极运用新式页码和标点编排。他在办《新民丛报》时,充分吸取了西洋书编页的长处,改进编页方式,采用每页两个号码的编码方式,面使检索方便。

梁启超积极改革报刊版式编排。办《时报》时已用点号、分段,字体用小楷字,并用不同的字号和圈号来区分内容的重要程度,并且提高其标题的醒目程度。值得一提的是,在梁启超参与领导《时报》期间,在报纸的编辑、出版方面大胆革新,为我国报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贡献:第一,首创报纸专题周刊,设教育、实业、妇女、儿童、文艺、英文、图画等七个版,分别聘请专家负责编辑;第二,首先采用1至6号铅字排版,新闻标题“皆加圈点以为识别”,版面编排醒目;第三,最先将一张报纸分为一、二、三、四版,两面印刷,彻底摆脱了书册报纸的痕迹。

4、对报刊新文体上的革新

报刊新文体改革倡始人梁启超,以言论精辟,风靡一时,他在《时务报》期间,继承王韬报刊政论的传统,在政论写作中不断突破革新,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报章文体。梁启超这种文体的特点是疾呼救亡,直陈时弊,介绍西学,条理清晰,语言半文半白,有时还夹有口语、俚语,因而平易畅达,易于表现新思想,被称为“时务文体”。后来,梁启超在中国办《新民丛报》时,他的报刊政论文章《少年中国说》等在原来的时务文体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不仅思想新,文言成分也更加减少,时人称为“新民体”,这标志着报进新文已发展到更加成熟的阶段。

梁启超对新文体改革主要是考虑:其一,读者文化水平不高,需用一种最直接的方式来唤醒民众;其二,他认为文体改革是政论的需要,这种文体能帮助政论把道理讲清楚透彻。

“要翻墙,用赛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