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深圳“第二次改革”,魄力和行动最重要》

以发展方式转变为重点的经济转型、以利益表达和利益协商为重点的社会转型、以公共服务为目标的政府转型,都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

深圳“第二次改革”:公民是最重要推动力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1980年8月—201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

9月6日上午,胡锦涛出席庆祝大会时称,“中央将一如既往支持经济特区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发挥作用。”之前不久,温家宝在深圳考察时说,“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深圳如何迎接下一个30年?本报专访了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迟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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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经验:最大经验是“试验权”

新京报:深圳特区发展30年,其最大经验是什么?

迟福林:作为特区,就过去30年而言,需要用特殊的办法走出一条特殊的发展路子,这个办法就是改革创新,这个路子就是依靠改革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新京报:这两个“特殊”,特殊在哪?

迟福林:就是说别人没做的,你可以先做;以前没有的,你可以提出来先试;国家刚提出来的,你可以走在前面;国际上有惯例的,你可以先做;适合深圳的一些办法,你可以先来做。

所以深圳的最大经验就是它的先行权、试验权。

新京报:“经济特区大胆探索、先行先试”,继续发挥“试验权”,深圳的障碍在哪?

迟福林:今天深圳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深圳的发展方式跟国内各地相差不大,其优势远没发展出来。

深圳本来应该以人力资本为条件———因为其人力资本积累最多,以高科技为支撑,以服务业为主导,以国际化为目标。

尽管在这些方面也有所发展,但是尚没有实现重大的突破。只有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突破,深圳才能在科学发展上走在全国前列。

新京报:有人认为,如果深圳政改的步子与经济发展不协调,也是下一步的障碍。

迟福林:在纪念改革、礼赞改革的同时,重要的是深化改革、力推改革。现在各方面对深圳的期待是,下一步深圳在二次改革中会有哪些重大突破,“第二次改革”的目标重点在哪里。

现在看,二次改革的复杂性、深刻性的特点更为突出。为此,仍然需要按照小平同志的要求,改革要打开一条血路,要勇于突破利益关系的掣肘。

这个改革的革命性意义,不亚于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甚至更艰难。难在哪里?就看你敢不敢打破利益关系的影响和制约。

新京报: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模式”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深圳是否算是“中国模式”的缩影?

迟福林:深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典范。至于如何看“中国模式”,我的理解是,我国仍然在探索实践当中,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通过改革开放走出一条公平可持续发展的路子,面临许多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研究。

2
中央思路:三大转型是改革切入点

新京报:1978年12月,邓小平针对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端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此次中央高层也都表态,前后跨越30年的呼应,是否说明政治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迟福林:实践一再证明并日益凸显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迫切性。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第一,如何在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上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勇于突破;第二,如何从现实的需求与条件出发,清醒地、主动地、务实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新京报:中央高层的深圳讲话,比如“支持经济特区大胆探索、先行先试”,比如重提“政治体制改革”,透露出什么信号?

迟福林:第一,反映了社会现实需求,经济改革、社会转型都需要政治体制改革,而且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比如说解决腐败问题,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等,都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

第二,反映了社会各方面的普遍期待,反映出全社会对它的关切程度。

第三,反映出中央高层对改革的思路和决心。

新京报:温家宝提出:“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清除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各种体制障碍。”您理解的“各种体制障碍”主要指哪些?

迟福林:但是,现在暴露出的问题,本身多出现在经济领域,这包括多方面的内容:有经济转型不到位的问题;也有社会转型严重滞后的问题。深圳富士康事件中暴露出来的劳资矛盾问题,说明了社会转型的滞后,反映出缺少一个民众有效表达利益诉求的社会机制,缺少劳资协调和劳资对话;更有政府转型不到位的突出原因。

为什么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很难,为什么社会转型滞后,不能不说同政府转型滞后直接相关联。

新京报:没有政治体制改革,这些障碍难以消除?

迟福林:以发展方式转变为重点的经济转型、以利益表达和利益协商为重点的社会转型、以公共服务为目标的政府转型,都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

当然,这个突破需要和“三大转型”紧密结合,并且从“三大转型”为切入点,探索新阶段务实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有效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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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动力:让公民成为“推动者”

新京报:您在最新著作《第二次改革》中提出,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进入“第二次改革”的阶段,认为“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是“第二次改革的基本任务”,这些观点算是为政治体制改革预热吗?

迟福林:“第二次改革”是一个更深刻的全面改革、结构性改革。

从现实需求和现实条件看,以发展方式转型为重点力推“三大转型”,既有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也有社会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任务。

我在《第二次改革》一书中提出以“三大转型“为重点,力求研究如何务实推进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结构性改革。今天,关键在于要对改革有一个坚定信心,有一点改革的魄力和务实推进改革的办法。

新京报:以深圳为例,“改革的动力”在哪里?

迟福林:就是如何让公民成为改革的推动者。我在深圳大讲堂讲课前,有一个社区交流活动,给我以启示。就是说能不能在社会知情的情况下,以老百姓参与为重点,形成一股新的改革动力。

新京报:如何让公民成为改革的推动力?

迟福林:第一要有社会的知情权,这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压力,比如说信息公开,公共事项公开。

第二,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官员财产信息也要公开,这样公民才相信你。

第三在相信你的情况下,公民才愿意来支持你。目前,政府和社会互动缺少信任。为什么缺少信任?要从制度找原因。第一,社会信息的不对称,第二,社会协商制度这条渠道的缺失,第三,社会参与的制度安排缺失。

这些建立好了,公民肯定会成为改革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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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魄力:“第二次改革”重在行动

新京报:深圳“第二次改革”的魄力在哪?

迟福林:口号重要,行动更重要。

第一,政治体制改革敢不敢试,就是你敢不敢突破。比如说行政范围内的三分制提出来了,但是有些阻力,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从实际需求出发,敢于突破。

行政三分制符合中央的精神,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来了,要建立相互监督、相互协调的行政范围内的决策、监督和执行体系。

中央已经提出了,深圳能不能够先行先试,首先在于你有没有这样的胆魄。

新京报:有学者担忧改革中“行动乏力”和“顾此失彼”的问题?

迟福林:改革关键在于行动。改革到了这一步,你得有点魄力,不能是一般性说说而已。

有了魄力要有突破,现在魄力和行动显得特别重要。今天是突破利益关系,远比过去那个时候打破体制束缚更复杂,魄力显得更为重要。

当前,谈改革,一般性的东西多,具体行动的东西少;一般性的改革做的多,真正实质性的改革、重要性的改革突破的少。

新京报:深圳的“第二次改革”,您更关注哪一块?

迟福林:深圳有条件在“三大转型”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深圳的二次腾飞依靠“三大转型”。

深圳历史上创造了很多的全国第一,第一只股票、第一次土地拍卖……这都是深圳出来的。今天深圳还有多少第一呢?人们更需要从深圳探索出来“三大转型”方面的“第一个”经验,这个经验对全国会有重要影响。

新京报:也就是说,您期待深圳仍能秉承改革的“试验权”?

迟福林:在形成我国改革的实践中深圳功不可没。在继续探索我国第二次转型与改革中,深圳仍然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

这个角色应该说一点不比过去减轻,而且比过去分量更重,压力更大,所以需要的魄力也更大。

“要翻墙,用赛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