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三俗的小兄弟最近跑路了。
他在某电梯厂当厂报编辑，上周该省的方面大员携美国某州长一
行到他们厂视察。厂长让他拍照片，还特地给他找了台D70。他不会用带镜头的相机，他的最爱是傻瓜数码相机，必杀技是手机自拍大头照。但他不好意思问厂长
“这相机怎么用啊”？又没时间去查使用手册，结果全拍花了。后来在冲印店他才知道，原来可以半按快门一秒，让机子自动对准。小兄弟抱怨说：“这机子真烂，
这么好的功能为啥不印在机壳上！”
但抱怨已经太晚，厂长要他把相片洗出来，做成相册，给美国友人一人发一本。小兄弟居然将拍花的、酷似午
夜凶铃的照片冲印成册，一大堆扛回厂办，然后马上辞职跑路。据说看到相册的时候，厂长气得把办公室的花盆都砸了。美国人翻了几页相册倒觉得不错，不断说
nice，以为是创意，暗示云遮雾绕的中美友谊……
小兄弟肯定要跑路，因为他一下子就砸了厂里的政治和商业的双重任务。接受美国州长的参
观，是一项政治任务，要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干部显示一下咱们民营经济的活力，拍出午夜凶铃的照片可不大妙。事后将厂长与方面大员、美国州长等的合影放大挂在
办公室里，能放多大放多大，再喜悦地标注上某年某月某日，与某某亲密会见，则可以提升企业形象，震慑一下来洽谈的商业伙伴，表示“我们不但上面有人，而且
外面也有人”。午夜凶铃的照片却将这一切全毁了，只能证明“我们不但上面有鬼，而且外面也见鬼”。
给领导拍照，有时是项苦差事。一般来
讲，领导长得都不是特别林志玲，勾不起人拍照的性欲，而与此同时，为领导拍照的压力又很大，因为你即使不能把他们拍成孙中山，至少也不准拍成猛鬼街。前年
北京通州区就出过一个惨案，摄影记者将区长低头讲话的样子拍成照片，登在区报上，就被认为是暗示“去年的工作没做好，区长在低头认罪”，算“政治事故”，
结果被开除。记者很委屈，因为他守了整整半个小时，一共拍了11张，区长一直都在低头念稿，没抬过一次头。记者除非躺在地上，自下而上拍，才能拍到非低头
认罪照，可是那样又会显得区长的鼻孔太伟岸。
摄影大师奥森·威利斯曾说：“相机如果不是诗人脑袋上的一只眼睛，其中的胶卷就没用”。在给中国领导拍照的时候，这句话也许应该改成：“相机如果不是领导胖胸脯中的一颗心，其中的胶卷就没用”。
不过给领导拍照，有时也是好差事。我认识一个某省级党报的摄影记者，每年光卖领导照片都能赚不少。他最拿手的是如何在最小的角度中将客户与头头的身体框在一
起，事后再剪裁掉闲杂人等，变成双方的亲密合影，就可以重金售给客户，以供后者放到很大，能放多大放多大，像最高级别的追悼会大堂中秧的照片那么大，挂在办公室，以震慑来访的商业伙伴，有时还偷偷印在企业宣传册上，表示咱企业不但在市场吃得开，在官场也操得转。
与领导的合影，在咱中国主要有辟邪与提劲的两大功能。连上防的群众现在都知道高举国家拎导人的照片，精明的企业家怎么会放过一切可与领导合影的机会？因此，一旦错过与大领导合影的机
会，或者将与大领导合影的机会搞砸，就会懊恼有加。据说某大领导上台前，曾到一研究所视察，结果所里掌管摄影器材的人翘班，没留下照片。该所的头头气坏了，后来这大领导上台，新闻联播天天见，该所头头又气了一场。
其实，在办公室里挂上几张与要人的合影，全世界的人大抵都不能免俗。不过，照相的方式在西方和中国却不太一样。我有个朋友的朋友，曾参与竞选美国弗吉尼亚
州议员，叫Sasha
Gong。她说，在中国，接近政治名人不容易，多少要有某种官方途径或较硬的后台才能做到。所以，中国人也就习惯了将这类照片当作政治商业社会资本。而在美国，政治名人总要不断到基层去和百姓打交道。尤其是那些民选官员，从市议会议员到总统，竞选期间都要四处去讲话、握手、照相。在竞选募捐会上，候选人更
是有义务与给钱的金主合影。这种合影有时甚至明码标价，比如一千美元与总统候选人单独合照。完事后，双方也就没有了任何个人关系。
Sasha
Gong说，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中，权力是自下而上的。也就是说，官员要讨好人民，而不是相反。具体到照相这种事，就是政治候选人总在找机会与各个阶层、年
龄、性别、种族的选民合影。站在他们身边的人越多，就象征着他们的支持面越广。但在中国不是这样。卑微的个体，不会因为自己的资本多雄厚、技术多牛逼就变
得高贵，在权力面前他们始终匍匐着，而且一有机会，就谋算着如何搭上权力的便车。与领导合影自然成为珍贵机会，哪怕这领导的肉体实在侮辱人类美学，裤子提
到奶子上，脑袋肿得像马桶，仍是千方百计的合影对象。如果我们通过上帝的镜头来看，这一切也许不过是变态的权力和因权力变态的人群的一张小小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