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长平

富士康连环跳楼事件之后，由卢晖临、郭于华、潘毅三位学者牵头，两岸三地20所高校60多名师生组成联合调研组，对富士康进行了三个多月的调研，目前已经写出了报告，将在下月初发布。我看到了报告的部分内容，也和潘毅见面做了交流，感触良多，因此做一个预告，建议媒体关注。

同时，重贴当时写的两篇文章，权当是提前写的读后感。前一篇发表在《南方都市报》，发表时标题为《他们为什么只有一个打工者的身份？》，我想说的是在当下的社会情状中，打工者体制性地走向孤独的深渊，群体性地变成心理病患者，都在非人性的处境中痛苦挣扎。后一篇发表在《新闻晨报》，我说的重点是富士康采用极权主义的办法来解决极权主义造成的问题。这在师生们的调查中得到了可怕的证实。

除了自杀，还有尖叫和梦魇

长平

我曾经采访过珠三角的一些中小工厂的打工者，跟他们的普遍遭遇相比，富士康这种“正规”企业，不仅不能算是“血汗工厂”，而且是令人心向往之的好去处。在媒体将“血汗工厂”这个标签贴在它身上之后，富士康可以说是因祸得福——这几年来，我在很多场合都听到人们替它喊冤。

我被反复地告知，这家企业遵纪守法，规范管理，薪酬较好而且不拖欠。更重要的是，它的巨型厂区有很多人性化的设施，比如篮球场、网球场、俱乐部、露天电影等等。这就是身处一个不好的社会环境中的好处：一些正常的状态，几乎就要让人感激涕零了。

这种包容和赞扬压制了人们对这类企业中非人性化因素的观察和批评。今年以来，半年时间不到，已经有十个打工者在这里跳楼。我们至少应该想想，在这个较好甚至非常好的工厂里，都有那么多人处在生死边缘，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富士康固然比很多中小工厂做得要好——据我所知也不尽然——但是它和那些工厂有很多不可比较的地方。毕竟，它的一举一动，都关涉到动辄几十万人的利益。而且它作为一个资本巨鳄，拥有超大的市场权力，同时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中也拥有很大的社会和政治权力，对它投以更多甚至更严厉的关注，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有心理学专家对媒体说，跟全国平均自杀率相比，富士康的跳楼发生率不算高，甚至还有些偏低。这种貌似学术的观点，是极不负责任的说法。首先，发表这些意见的专家是受富士康公司的邀请，前往调查研究，出谋划策。“拿人手软吃人口软”，言行须格外谨慎，才能取信于人。在还没有进行深入调查，就匆匆发表意见，不像是专家所为，倒像抢媒体公关的饭碗。其次，全国平均自杀率也太笼统，意义不大。按人口平均也许如此，按地理面积呢？按年龄分布呢？按收入划分呢？

大众媒体可能更关心自杀者，但是作为心理学家以及企业和社会管理者，更应该关心在这背后更广泛的问题。大多数心理疾病患者，都没有以自杀来了结生命，但是很多人每天都过着“生不如死”的痛苦生活。是怎样的企业文化和社会环境决定了他们的生活？作为一个国家公民，他们为什么只有一个打工者的身份？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他们如何能够活得有尊严？

香港社会学者潘毅女士在《中国女工》一书中，深入地剖析了这些打工者的精神痛苦和灵魂挣扎。她并没有选择自杀事件来研究，作为重点分析的例子是一个女工的尖叫和梦魇。由个体的痛苦出发，她勾勒出一幅底层政治中的抗争图景。那么我们在为“十连跳”而感慨的同时，也要关心在那个巨无霸的工厂里，还有多少尖叫和梦魇？

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是新生代民工心理健康问题；但不仅如此，也是劳资关系问题；也不仅如此，借用潘毅的研究来说，这是由国家、资本和父权制共同构建的社会状态。比如，富士康的保安可以暴力惩罚员工，几乎取代了警察对社会治安的执行权力，这就不是一个企业的事情了。又比如，在美国有女工起诉沃尔马性别歧视，而且把个体官司打成了集体诉讼，也就是160万名女工同时索赔，上个月联邦上诉法院裁定集体诉讼成立，这在中国富士康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还有，中国的户籍制度，从法律上承认并帮助了资本对中国劳动力的临时性使用。更不用说，打工阶层的公民权利被广泛地忽略之后，他们在工厂里只有一个单调的身份，遇到问题时几乎看不到身后的社会，也就没有机会把目光越过工厂的围墙看得更远。

这些社会情状使得打工者体制性地走向孤独的深渊，群体性地变成心理病患者。至于是否如同潘毅及其他学者分析的那样，这种孤独也将构建一种新的社会反抗阶层，以及这种包括尖叫和自杀在内的反抗方式的社会效果，也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观察。

富士康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做什么

长平

接二连三的自杀悲剧，让人们对富士康的管理模式产生质疑。那种认为悲剧与企业文化无关的辩解，已经成为一种不好意思重复的谎言。如今富士康忙着查补阙漏，政府、学界和相关企业也介入调查。假如富士康及全社会不对这种管理模式有足够多的反思，做得再多也对那些濒临精神崩溃边缘的打工者没有帮助。

单就企业管理来说，资本可以是民主的，也可以是专制的。资本的特性就是逐利而趋，只要挣钱容易，哪种模式它都有可能去选择。世界的企业管理模式多种多样，既有平等亲和式的，也有等级森严式的。你完全可以说，就其本质来说，资本是冷血而专制的。在前现代的资本丛林社会，确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现代社会的幸运在于，资本只是社会权力的一种。无论它怎样专制，它也不是生活的全部。更重要的是，它将受到别的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尽管资本的权力对政治权力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政治权力大过资本的权力，这是一种文明的共识。比如，一个资本家可以用金钱去影响政客，但是他/她不能要求自己的员工必须投谁的票。此外，工作之外的自由思想、时间处置和个人隐私，都是员工的政治权利，资本不能去干预，甚至不能去收买。这就是《劳动法》要限制加班时间的原因。

人们说，只有在中国大陆，富士康才能做成“世界代工之王”。这并不是指员工人数，而是整个社会政治环境。作为一个纳税大户，它早已经超越了资本的权力，而拥有很大的政治权力。国家有劳动法，但是富士康仍然可以设计以加班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管理制度；深圳有警察，但是要进入富士康工厂处理治安问题并不容易，工厂的保安基本上可以代劳；员工跳楼之后，心理专家会说自杀率还没有达到社会平均水平，政府官员则首先责怪媒体报道。

但是，如果有人因此说富士康没有过错，都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那就大错特错了。富士康及同类企业是这个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是权力运作的参与者，压制工人权利的合谋者和操作者。它从这个社会权力运作中，占了极大的便宜。有些制度并非因它而起，比如造成城乡二元分割从而产生大批廉价劳动力的户籍制度，但是它从中渔利。正因为如此，富士康的管理制度才可以造成对工人精神世界的压制，让他们动辄走入死胡同。

如今富士康积极行动，又是从五台山请道士做法事，又是从清华大学请心理专家，还要挂起150万张防跳网。这些举措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甚至可能有负面效果。除了该做什么之外，最重要的是，富士康应该思考不该做什么——交出超出资本权力之外的权力，解除对员工的精神控制。平心而论，这本来是应该由政府来做的事。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它的控制欲，而社会应该用更大的权力来限制它。但是，政府在资本面前的“亲商”姿态是公开的，一时难以改变。资本自身又是这种权力扭曲的合谋者和得利者，主动把社会的还给社会也是一种道义，而且是解决眼下困境的关键所在。如果不改变这种状态，员工的精神世界可能会有更多的危机。

抽象地说，宜疏不宜堵是谁都能明白的道理。但是，放到具体问题中，富士康则很难跳出现状。员工的心理病因，主要来自企业的极端家长制控制。但是，家长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同样采取的是控制一切的办法，包括自以为对员工有利的举措。此时此刻，无为而无不为，让员工还原成一个正常的社会人，也许是对富士康最好的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