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数字就足以让中国经济决策者彻夜难眠–6,540万套、287亿美元和2.45万亿美元。

这些数字依序是:政府调研机构对中国空置房屋数量–大多为投机性投资–的预估值、中国7月贸易顺差以及中国为了压制人民币汇率而积累的外汇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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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项数字简要概括了中国经济扭曲的一面–通过压低资本和其它要素成本的方式来鼓励投资,代价却是牺牲消费者的利益.工资低和存款利率低,压制了消费者购买力。

由于国内无法消化所有自产商品,中国便转向出口。

中国经济过去30年就是靠这种模式迅猛发展,并且一举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但北京方面也承认这一模式不可持续:中国必须更依赖家庭消费,尤其目前正值西方勒紧腰带以消除过度的负债,造成中国出口前景趋于黯淡。

不少专家确信,务实的中国将在未来十年成功转型,新增长模式将建立在以下基础上:城市居民消费、技术创新以及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

不过也有人态度保留,主要在两个方面.首先,中国太晚才开始想要摆脱投资密集的出口增长模式;其次,执政党将无法战胜抵制改革的既得利益群体。

“失衡的状况不可能以这种速度再持续十年,根本就不可能,”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Michael
Pettis说。

他表示,改革的压力在两三年内将变得迫切,若贸易摩擦迅速增多,那麽时间可能更短。

“他们开始着手转变,但世界上其他国家可能不会有太多耐心等待,”Pettis说道,”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速大约为5-6%.”

避免政治翻车

一些身处当局核心的人士也有着同样的疑虑。

中国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长期以来认为,中国需要实施稳健但深远的政治改革。

他在新书《中国向何处去》中谈到,只有精简政府架构、鼓励小企业发展并消除房地产市场扭曲,才能避免政治翻车。

“我们向哪里去?所走的道路选对了,我们就可以避免坠入发展陷阱;走错了,我们就可能跌入社会政治动荡、经济发展缓慢的’中国陷阱’之中,承受经济凋敝、国家竞争力下滑之痛,”周天勇写道。

他认为,如果政府继续奉行”特权行业、大企业、大资本和大项目”的发展模式,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中国陷阱”。

他指出,由于中国已形成路径依赖和惯性,且既得利益群体已经做大,转型过程将很艰难。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黄益平等人认为,中国的生产市场充斥着各种扭曲,包括补贴生产商、出口商和投资者。

他们在”中国:下一个20年的改革与发展”这份澳洲-中国论文集中写道,劳动力、资本、土地和能源都很廉价。

他们认为,这相当于向投入要素征税,而最大的受害者就是消费者,这正是居民收入和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直线下降的原因。

他们写道,”所有这些表明,要素成本扭曲已经成为中国结构失衡背后的主要原因,再加上其它问题,比如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以及污染等,这些都可能严重影响中国经济未来保持快速增长的能力.”

既得利益集团

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已经不在于经济政策,而转到了政治经济层面。

另一位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姚洋认为,政府本身、其依附者以及国有企业,就结成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在同一论文集中,姚洋表示中国共产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应认识到如果希望同时保持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稳定,除了实现更全面的民主化之外,没有其他选择。

“强势和特权集团的出现,将阻碍经济成长所创造的福利在社会中的公平分配,结果可能枉费共产党以经济成长换取民众服从统治的策略,”他说。

金融线记者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表示,尽管下一阶段的经济改革必然伴随着政治风险,但不应该排除中国共产党实施改革的可能。

“分拆中国的经济利益集团,会给共产党的政治力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吗?在密林荆棘中辟出道路总是艰难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适应能力不容低估.”马利德在新书中写道.

“要翻墙,用赛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