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大军 | 评论(0) | 标签:读书看电影,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社会学

——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原作者:Peter Ackerman和Jack DuVall

翻译:刘荻、、任星辉、范冠萍

校对:张大军

“痴人说梦”

“秘密纲领”在工人与在圣彼得堡发酵的更广泛的反对力量之间建立了桥梁。过去十几年来,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一直在报刊和其他严肃的论坛上委婉地批评政府,倡导改革。但在1904年,自由主义运动已经开始影响到政权的另外一些潜在反对者。这一点在教育工作者和医生代表大会上变得十分明显。由于这两次会议向学生和工人开放,会议迅速变成了政治讨论会。发言者呼吁公民自由和组建工会的权利。结果警察解散了教育大会,逮捕了组织者,而医生大会则在一片混乱中结束,与会者对被迫提前散会感到怒不可遏,对试图压倒他们的抗议之声的军乐队扔椅子。20

就在这些事件发生的同时,代表们正在抵达首都参加解放同盟(Union of Liberation)第一次代表大会。解放同盟是富有的贵族和激进的知识分子之间令人难以置信的联盟。多年来,贵族们一直试图让地方议会(zemstvo)变成宪政改革的跳板。尼古拉二世不仅无视他们的所有请求,还将其称之为“痴人说梦”。不过,徒劳的努力会导致手段的改变,许多从前的革命派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准备加入这一新的运动。解放同盟刊物的宗旨里写道:“我们的任务不是分化,而是联合。”21

1904年的两起事件有助于激起潜在的不满,也唤醒了俄国受过教育的上层人士的变革愿望。一月底,日本袭击了俄国在旅顺港的太平洋舰队,使两国在远东的竞争到达顶峰。战争几乎立刻给俄国带来一连串丢脸的败仗,暴露出军事技术的落后和指挥官的无能。原本已经对政权的冥顽不灵和高压统治深感灰心的舆论,现在更是紧咬军事挫败大肆抨击。

在不满情绪不断走高的气氛中,恐怖分子于七月暗杀了不得民心的内务大臣普列韦。接替其职位的梅斯基王子(Prince Sviatopolk Mirskii)认识到政府和该国精英之间敌意的裂痕不断扩大,他深感政府必须与温和派“和解”。有关梅斯基的和解态度的传言唤起了民众对改革的希望,而他放松对公共活动的控制也给了自由派畅所欲言和进行组织的新机会。在这个新近扩大的政治舞台上,解放同盟人士占据了舞台的中心。22

反对派在以代议制立宪政府的单一诉求扩大了队伍之后,现在开始邀请地方议会的杰出领袖来推动这一主张。第一届地方议会代表大会于十一月初在莫斯科举行,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支持设立有实权的国会,而这与独裁政治的本质完全相悖。23

为了使运动更加多样化并且给异议活动提供掩护,解放同盟人士从十一月底开始在全国各个城市组织了一系列宴会,纪念司法改革四十周年。著名作家高尔基在写给妻子的信中描述了其中一场晚宴:“参加人数超过600人——作家、律师、‘地方议会的人’,总之都是知识界人士。宴会中有直言不讳的演讲,与会者一同高喊‘打倒独裁!’‘制宪会议万岁!’和‘给我们宪法!’……气氛热烈,非常民主。”各地的宴会强化了变革的激情,还让许多人首次接触到无拘无束的演讲。24

解放同盟影响到了右翼的温和自由派,还有它的天然支持者城市专业人士,现在他们又把手伸到了社会主义者当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解放同盟致力于实现充分的民主而不仅仅是宪政改革纲领。到年底时,解放同盟已经可以名正言顺地自称代表俄国社会广泛的阶层,包括该国许多德高望重的公民了。25

尼古拉二世对日益增多的骚动似乎置若罔闻。他整日沉浸于宫廷庆典和琐碎的行政事务,而且由于他惯于根据个人态度和与皇室的关系亲疏来任命官员,政府的政策也就经常跟着大臣得宠和失宠来回摇摆。不过他的内政大臣却非常关注人民不满的原因,而且制定了一个解决方案。梅斯基告诉沙皇:“就我看来,大多数善良人民的愿望是……建立俄国的法制,宗教宽容和参与立法工作,以防官员恣意发布完全不适当的法律或者根据某位部长的臆想发布法律。”他于十一月底呈给沙皇一整套改革措施,建议扩大地方议会选举的范围,取消对出版物的事前审查,以及最重要的一点:设立由选举产生的咨询议会。梅斯基认为这些改革措施都不足以瓦解沙皇的统治基础,但是足以分裂反对派,平息政治改革的呼声。26

不过12月12日尼古拉二世最终发布的谕令与梅斯基的建议相差甚远。谕令没有保证进行改革,只是含糊地承诺愿考虑进行若干变革,而且只字未提议会的事。沙皇坚决表示:“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同意代议制政府。”次日发布的第二道谕令则威胁说,如果再有公众骚乱或反政府示威就要进行镇压。梅斯基提交了辞呈并且告诉沙皇:“治国而无社会力量的支持,是不可思议之事。”27

十二月的谕令不仅把温和派及其对有序渐进地改革体制的希望拒之门外,也暴露了解放同盟的策略的局限性。只要沙皇坚信自己能够对德高望重的公民的想法置之不理,只要他坚决反对任何削弱独裁权力的企图,那么无论抗议声音有多大,表达得有多么清楚,仅靠抗议都不可能带来实质性的改革。仅仅反对独裁制度是不够的;反对派必须推动政权进行改革。在那一年结束的时候,沙皇和他的大臣们及自由主义反对派都未能察觉,一股新的力量正在他们脚下快速形成,这股力量就像出乎意料的冬雪消融一样,将在新的一年里融化他们脚下所踩的冰雪。

“让全俄国都听见”

与律师、教授、地主和知识分子们引人注目的异议活动相比,沙邦神父和朋友们建立工人协会的工作很难掀起波澜。不过,工人协会在水面之下迅速发展:到了秋天,协会已有超过7,000名会员和11个地方分会,都保持着非政治的外表——其实席卷知识界的政治思潮早已淹没了工人协会。报纸报导了令俄国丧尽颜面的军事挫败,以及解放同盟、地方议会和晚宴活动所提出的政治诉求。法纳雪夫写道:“这一切都成了工人协会各分会完全合法和令人满意的宣传煽动材料。”解放同盟成员到工人协会来演讲,其中有几个人私下会见了沙邦。卡列林一伙和自由主义者都在推动同一件事:工人必须参加反对独裁的运动。28

11月28日晚间,在士兵们血腥攻击示威学生之后,包括工人协会地方分会领导在内的大约三十五人挤进沙邦那憋闷、光线昏暗的寓所里。神父向他们介绍了“秘密纲领”,然后要求不赞同的人退出会议并保守秘密。留下的许多人希望采取直接、激烈的行动,而不仅是发声明或派代表向政府请愿。“但是大家都同意一点,”法纳雪夫回忆道,“如果工人们要发声,那就不该只让政府听到,而要让全俄国都听到。”于是他们决定由沙邦来起草请愿书内容并策划公开呈递的方法。29

沙邦寓所中的会议带来的更多是讨论而不是迅速的行动。但很快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迫使工人协会摊牌。十二月初,四名在俄国第一大工厂普提洛夫金属工厂(Putilov metal factory)工作的工人被解雇或受到解雇的威胁。沙邦将其视为一项挑战:如果他不能让工人复职,组织的权威就会受到损害,还可能遭到其他专横行为的打击。十二月的最后几天里,工人协会领袖拜访了该市的首席工厂督察、普提洛夫工厂厂长和市长。除了市长之外,另外两人都用十分粗鲁的态度来对待他们,他们的要求也遭到拒绝。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最后的制裁手段:罢工。30

在1月2日星期日这一天,6,000名普提洛夫工厂工人在工人协会纳尔瓦(Narva)分会开会,投票决定次日罢工抗议解雇。到了星期二,他们已经关闭了工厂,使超过12,000名工人停止工作。他们的要求是:让被解雇的工人复职,成立工人代表委员会来监督工资标准,八小时工作制,停止加班和免费医疗保健。普提洛夫工厂的罢工者开始走访其他工厂,到了周末,圣彼得堡超过400家工厂的110,000名工人参加了罢工。31

工人协会领袖认为这个机会不仅能够巩固自己的组织,还可以采取攻势来推行自己的政治新主张。时机好得不能再好了:由于又一次军事挫败——旅顺港海军要塞的沦陷——的消息刚好传到首都,政府的威望跌至新低。1月6日星期四,沙邦宣布了他的计划:他将率领一支和平但庞大的罢工工人游行队伍前往位于圣彼得堡市中心的冬宫外的宏伟广场,在那里向沙皇本人呈递请愿书。游行将于1月9日星期日举行。32

沙邦的请愿书全盘纳入了“秘密纲领”中的改革方案,包括公民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和八小时工作制。沙邦附上一篇致沙皇的前言,加入了一条更进一步而且是最重要的要求:一个由普遍和平等的投票选举产生的议会。这项主张反映了沙邦过去一年的思想变化——在卡列林一伙、自由主义活动家和政治动荡的激昂气氛的影响下——而且与解放同盟的民主政治秩序目标非常接近。33

到了星期三,工人协会办公室成了罢工的神经中枢。在法纳雪夫所负责的维堡(Vyborg)分会,一群又一群罢工者把办公室挤得水泄不通,工人协会会员则帮他们起草要交给老板的罢工要求。星期四,分会领导人开始告诉人们游行的事,并且要求大家在纸上签名,以便同请愿书一起呈递给沙皇。在办公室外的街道上,工人协会会员与罢工者混在一起,鼓吹把争取更好工作条件的斗争与更广泛的争取政治权利的运动结合起来。法纳雪夫等工人协会领导人从去年春天开始就在会员中进行的谨慎的政治游说现在终于有了成果。34

接下来的几天里,一种激动的情绪感染着参加城市各处的室内会议的罢工者和工人协会领袖。一位社会民主党党员在描述一次会议时写道:“会议自始至终笼罩在一种神秘、宗教般的迷狂气氛中,成千上万人连续几个小时人挨人地站在燥热、密闭的会场里,如饥似渴地聆听工人们毫无矫饰、极端有力、简单、热情、声嘶力竭的演说。”在一个分会上,演讲者问群众:“同志们,如果统治者不愿接受我们,也不想读我们的请愿书——我们该如何回答?”听众的回答震耳欲聋:“那我们就不要沙皇!……不要沙皇!……不要沙皇!”35

尼古拉二世直到星期三才听到骚动的消息。计划举行游行的消息星期四才传到政府。沙邦预先把请愿书寄给了许多官员。沙皇的大臣们决定万万不可让尼古拉二世亲自接受请愿书;事实上他已经离开首都,前往附近沙皇别墅的皇宫。他们还决定不宣布戒严,因为财政大臣正在与法国和德国的银行家洽商一笔急需的贷款,不希望发生任何可能吓跑金主的事。相反,政府计划展示军力,用军队封锁通往冬宫的路。他们安慰自己说,游行者只要看到有士兵阻拦就会撤退,既不用让步,也不用流血。政府于星期六发出警告:“不容忍街头集会或游行……为防止群众骚乱将依法采取果断措施。”36

星期六晚上,沙邦与法纳雪夫等人开会商讨准备工作。沙邦担心革命派会试图改变游行的目的,携带红旗和激起暴力。因此他们决定禁止携带武器,以免给政府暴力攻击游行者制造借口,沙邦当晚撰写了一封致沙皇的信笺,向沙皇保证亲自接受请愿书不会有任何危险。游行领导者还制定了发生暴力事件时的应急计划,并要求卡列林的妻子组织工人协会的女会员照顾受伤者。最后,他们找了一位摄影师合影。37

他们知道游行可能以殉道收场,因此交换了亲人的姓名,以便在罹难时有人通知家属,还写下了诀别信。工人协会主席瓦西列夫(Ivan Vasil’ev)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纽莎(Niusha),如果我没有回来,如果我被杀害了,纽莎,请不要哭泣……把瓦尼乌拉(Vaniura)养大,告诉他我是为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牺牲。”他们也为其他游行者的牺牲做好了准备。法纳雪夫所写的关于周六晚间聚会的文章说:“大家都承认他们对过程中的牺牲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因为没有人怀疑”当局会使用暴力。另一个人写道:“一次行动的短暂牺牲好过百年的痛苦。”38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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