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週刊》網絡特稿2010-10-14

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與六四事件、零八憲章,在內裏一脈相承,自此中國民間社會有了可以和體制對話的代表性人物。許多人在得知劉曉波獲獎消息後痛哭失聲,更多人在酒吧飯館聚餐慶祝。北京大學、山東大學傳出鞭炮聲,中央美院學生魏強掛起橫幅,告訴人們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還在監獄裏。

四點五十,四點五十五,四點五十九……身邊的記者拼命在刷新手機Twitter的頁面,刷得太多,手機屏都開始模糊。

五點!幾乎是同步彈出的快訊:「劉曉波,獲得二零一零年諾貝爾和平獎!」

北京的出租車裏,電台節目剛剛還在討論的諾貝爾獎節目,突兀地變成了流行音樂。彷彿戲劇一般,車窗外經過的,正是天安門廣場。

二十一年前,軍隊的機槍直指廣場上手無寸鐵的學生,即使是今天的總理也沒有能夠阻止慘劇的發生,年輕溫熱的鮮血,為共和國歷史,留下恥辱而刺目的一筆。直到今天,這一筆也沒有寫完。

二十一年後,那個曾在廣場見證死亡,自己屢屢遭遇制度暴力,卻堅持為普通人的權利高聲吶喊,發起《零八憲章》,並堅持「我們沒有敵人」的中國公民,贏得了與曼德拉、特雷莎修女、圖圖大主教同樣的榮譽——諾貝爾和平獎。

二零一零年十月八日下午五點,這是一個足以寫進歷史的時刻;而史書裏的這一頁,奇異得又彷彿像是一部小說,甚至一個預言。

許多人在網絡視頻、在電話裏聽到那個名字,痛哭失聲。他們之中,有學者,有企業家,有自由職業者,也有官員,他們中的許多人,和劉曉波一樣,經歷過廣場上幻滅的青春期,從此隱入人群,沉默不語。

許多人舉杯痛飲,他們給這場「慶祝」或者「譴責」(外交部語)第一個中國公民獲得諾貝爾獎的活動,起了一個網絡時代的名字,叫「飯醉」。這裏面,很多人是年輕的八零後。Twitter或者微博是他們的信息基地,他們大多從網絡上看到的紀錄片《天安門》、或者這之後的《零八憲章》認識劉曉波,對他不完全了解,但是相信他是個好人,認同他為了自由、民主、憲政的努力。

北京大學、山東大學傳出「不明真相」的鞭炮聲,北京師范大學研究生樓小規模慶祝了校友劉曉波獲得諾貝爾獎,中央美術學院學生魏強掛起橫幅,告訴人們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還在監獄裏。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衛平收到若干大學生、年輕朋友發來的短信,他們說,「悲喜交集」。

還有許多人,從這時開始異常忙碌。

玉淵潭南路九號院,一道警戒線,數十名遠遠近近的警察及保安,隔開了已經沸騰的百餘名境外記者。錄影、攝像、長焦、短焦,各種鏡頭在警戒線前密密鋪開,挪威、美國、英國、法國、、台灣……等候在這裏的全世界各大新聞媒體記者拿起話筒,將鏡頭對準那棟無法接近的十七號樓,做起現場連線。

這是劉曉波的家。他的妻子劉霞在十七號樓裏,被三名國保陪著,寸步不離。

來往路人不明白這裏發生了什麼,停下詢問。於是你看到總有一個人在和另一個人解釋,誰是劉曉波,他做了什麼,今天晚上發生了什麼。在現場圍觀的一名年輕人告訴記者,他給五個人解釋了劉曉波是誰,並教他們「翻牆」上網查看新聞。

北京市東城區公安局的警察,忙著撲滅地壇東門附近的一場「飯醉」活動。年輕學者許志永、網友吳淦、王荔蕻等人繫著黃絲帶,在地壇東門旁的小公園舉起牌子「慶祝劉曉波獲諾獎」,並用隨身帶的小音箱播放了五分鐘《國際歌》,向來往路人解釋劉曉波是誰——此種行為,被警方稱為「擾亂公眾秩序」。至少二十名警察衝進了一個小飯館,帶走了這十來名剛在街頭「擾亂」完畢的群眾。多數人在警局裏度過了一天一夜後被釋放,吳淦、趙常青、王荔蕻三人,則被處以行政拘留。剛獲釋的網友之一對亞洲週刊表示,他不認為自己違反了任何規定,但派出所的警察也顯得很不耐煩,「他們懶得追究我所寫的家庭住址是不是真實,懶得追究我的真實身份,甚至一個警察還問我:劉曉波到底是誰?哪個大學的?」

在上海的人民廣場,另一場「挪威飯局」被黃埔公安分局撲滅,媒體人石扉客、學者王曉漁和另一名媒體記者在等人吃飯的時候被帶走,六小時後釋放。

門戶網站徹夜刪貼

中關村的幾層寫字樓,到夜半三點還燈火通明。新浪、搜狐、網易幾大門戶網站,下午三點接到網管辦的指令,三點十分從主頁上撤去了整個「諾貝爾獎」的新聞專題;和平獎結果頒布後數小時,幾大門戶的微博部門接到通知,嚴格除有關劉曉波獲得諾獎的一切信息。

內部人士向亞洲週刊描述了幾十人挑燈夜戰微博的盛況:「我們網站的整個審核部門幾乎都出動了,至少五十人,從晚上開始逐條審核、帖,有些人忙到半夜三四點才回家,第二天一早七八點繼續回來。」他說,消息剛發出到晚間高峰時期,估計有三成以上的微博在傳遞有關諾貝爾和平獎的信息,幾大門戶網站加起來估計有十數萬條。

忙不過來的帖者停掉了大部分站內微博搜索,讓機器直接屏蔽「劉曉波」、「六四」等一級敏感詞,設定「諾貝爾」等二級敏感詞,二級敏感詞出現後彈出提示給網站後台,審核人員逐條看過後由人手逐一除不合規定的內容。監管部門還要求各大微博提供消息散布源頭的「黑名單」,不願具名的內部人士說:「這,就要看各網站負責人的良心了。敷衍過去,也是很容易的。」

中國十三億人,有多少人知道劉曉波?如一名普通白領所說:「我昨天知道這個消息,心裏感受剛剛起來,就被撲面而來的雞零狗碎和身邊人的漠不關心給按倒了。」但和平獎,仍讓這難以計數的沉默知情者感覺到了值得。

故事秘而不宣,暗流卻已經四處湧動。

此時最安靜的,恐怕是距離京城五百公里之外的遼寧省錦州監獄。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宣判劉曉波有期徒刑十一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這位剛剛榮獲了諾貝爾和平獎的囚徒劉曉波,目前正在遼寧省錦州監獄服刑,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一日才能出獄。

十月八日這一晚,外面世界的喧囂或者冷漠,都與劉曉波無關。他在錦州監獄十個月,總共與妻子見過五面,每次只有一個小時。他還不知道自己獲獎。

十月十日,劉霞在國保人員的全程監視下,第六次見到了劉曉波。

劉曉波妻子被軟禁

當天晚上九點,劉霞通過Twitter發出消息,告訴網友自己被軟禁,但已經見到曉波,曉波十月九日晚上從獄警處得知自己獲獎。劉霞的好友王金波在 twitter上確認,上述內容是劉霞所發,他又補充:「霞姐說警方對她說不能見媒體、不能見朋友。曉波對霞姐說,這個獎首先是給六四亡靈的。曉波哭了。」

曉波哭了。妻子知道,他不是喜極而泣,而是為亡靈而哭。

了解劉曉波的人,都知道六四事件於他的意義。一九八九年之前,他是北師大最受學生歡迎的老師,他被稱為文壇「黑馬」,是與李澤厚對話的張狂才子。

一九八九年五月,劉曉波提前結束正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訪問,返回北京,希望用理性勸阻廣場上的學生,避免可能發生的慘劇。只是理想的蠱惑力超過了絕對理性,在廣場的《國際歌》聲中,他決定以絕食支持學生運動。劉曉波、、侯德健、高新這「天安門四君子」發起「六二絕食」,並在《絕食宣言》中首次提出:「我們沒有敵人」,「不要讓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們的智慧和中國的民主化進程!」

兩天之後,軍隊和坦克進城。儘管「四君子」在最後時刻挺身與軍隊談判,竭力勸退並安全帶走廣場上的上千名學生。但年輕的鮮血,已經在天安門四周噴湧而出,永遠無法擦乾。

這一刻是劉曉波個人生命的轉折點。周舵回憶,一九九一年,曉波剛從牢裏出來不久,朋友帶他外出,車行經過天安門,他完全不敢面對,背向廣場嚎啕大哭。周舵說:「這是曉波的個性。他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甚至可以用性格複雜來形容。他的心裏永遠在天人交戰,永遠在自省、在懺悔,像聖徒那樣,不跟自己妥協。」

寧願坐牢不願去國求存

他的身份從此變成「六四倖存者」,背負上亡靈的十字架,以殉道者的勇氣緩緩前行。此後的道路,格外孤獨。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一年,他因為參與六四事件,被判「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入獄,一九九六年至一九九九年,他因「擾亂社會秩序罪」被處勞動教養三年,此外,他時常被監視居住、被軟禁,八九之後便從沒有過完整的自由,直到這一次十一年的刑期。他的名字是這個國家的一級敏感詞,朋友曾建議他像魯迅一樣,換許多筆名,繼續在中國撰文寫作,他拒絕,說自己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劉曉波只願有一天,在祖國堂堂正正地發出聲音。他拒絕離開中國,也拒絕隱身。

十月八日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劉霞代表劉曉波感謝關注他的朋友。她慎重地說,這獎項不僅是榮譽,也是更大的責任。「劉曉波們的道路還漫長,大家一起努力,盡可能實現所有為中國民主自由努力的願望吧!」

劉曉波曾寫:「古拉格,不是一個名詞。奧斯維辛,不是一個名詞。」

而改寫了他一生的「六四」,無論對個體,還是對共和國,更不是一個名詞。

二十一年前沒有寫完的一筆,終將落下,何時落下?

和平鬥爭被認為是妥協

周舵認為,和平獎與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二零零八年零八憲章,在內裏一脈相承。他說:「六四之前,很少有這種聲音出來:反對共產黨幾十年來一直灌輸給人們的階級鬥爭的、黑白二分的觀念,要和平轉型。我們在廣場上提出來,所以不少人說,絕食宣言是有里程碑意義的。但直到現在,劉曉波說『我沒有敵人』,還會有人說你是在向敵人妥協。」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劉曉波在終審判決的法庭上遞交《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他說:「我監守著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

「這樣一種新的政治觀念,與諾貝爾和平獎的宗旨是高度契合的。」周舵認為,和平獎的訴求實際上能贏得大部分人心,「共產黨沒辦法用過去那一套『反華勢力』的理由去騙人了。和平獎非常溫和,也給共產黨留下足夠餘地,和足夠的自我改進的機會」。

「當然會影響中國的政治改革」,周舵說:「這個體制已經疲態畢露,領導人的自選動作越來越多,這是以前很難想像的局面。諾獎一定會把這種各派系僵持的局面更深地攪動起來。但什麼派會佔上風,很難說。」

中國民間缺乏共識

讓他擔心的是,民間缺乏共識,更缺乏實現共識的路徑。「和平轉型需要執政黨和反對派之間有良性互動,但這一點我不太樂觀。」

同為「八九一代」,六四時曾是警察,後來因支持學生而坐牢,出獄後經商、寫書、做大量底層調研的學者、作家野夫則更樂觀一些。

野夫與劉曉波相識十餘年,在外交部發言人出來說劉曉波「褻瀆」了和平獎的時候,他覺得搞笑:「極權社會的執政者和人民是戰爭狀態。我們的對內維穩經費接近對外軍費,這還不算『準戰爭狀態』?曉波所做的努力是結束這種狀態,要求和平轉型,不是六四那樣的狀態,這才是真正的和諧。」

野夫說:「和平獎這件事,如果從未來回頭看,我認為會有深遠的意義。」他同意周舵所說的「民間缺乏共識」的狀況:「我們的民間社會沒有真正發育,在鐵腕的控制手段下,民間社會的一點點發育都會受到最嚴酷的打擊,比如現在,要改革,中央要和民間對話,和誰對話?我們的民間沒有領袖,在印度有甘地,在緬甸有昂山素姬,在南非有曼德拉,在捷克有哈維爾,我們沒有。而要改良,從技術上來說,必須要有一個對話者。」

和平獎造就了這樣的機會。野夫說:「你想像一下,如果沒有和平獎,對話者會是誰?恐怕自己已經打得不可開交了。現在和平獎頒給劉曉波——應該說,這個獎是共產黨頒的,這個對話者是共產黨選出來的,如果不是那十一年刑期,不是最嚴酷的手段,不會導致這個結果。和平獎的威望,讓劉曉波成為極少異議的對話者,從歷史上來看,我認為此時此刻,必然醞釀深遠影響。」

從攪局者到對話者,讓野夫對這種轉變有信心的,是時代大潮的變化。

有人說,劉曉波獲獎,會激發起體制內保守的力量,改革會倒退。

野夫不同意,他認為時代已經不同了。「你看我們的執政黨,現在在用地下黨的方式管理這個國家。比如封殺你一本書,他不敢發文件,還不讓透露出去。劉曉波的事情,悄悄在網站帖,都不敢說。通過秘密手段來管理國家,執政黨把自己搞得像地下黨。他自己知道心虛啊。中國已經不是廿一年前,中國融入世界不可能再退出來,軍隊開槍殺人的事情,再也不可能發生了。」

劉曉波入獄前的文章中,也寫:「甚至每天生活在嚴密監控之下的生活,反而對中國的前途抱有樂觀的信心,因為我從和那些警察們打交道的經驗切實感到,這個非人的政權是心虛的,連它的專政工具說起話來都無法理直氣壯。」

劉曉波的好友、學者莫之許感受到同樣的湧動。「我們多年來一直傳遞這樣一個信息:這是一個成王敗寇的世界,是一個利益壓倒道義的世界。諾貝爾和平獎告訴我們,這個世界不是這樣的。這個世界有道義的底線,有不被出讓的正義。」他相信,和平獎勢必會形成一個激勵效應,「就像滾雪球」。

和平獎這個雪球,會醞釀出更大的變化嗎?

野夫在自己的博客上摘錄一首宋朝的禪詩:「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才動萬波隨。」他管它叫「讖詩」。諾貝爾和平獎頒發後,已經頗有「萬波隨」的態勢。

十月十一日,李銳、胡績偉等一批中共元老,發表致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公開信《執行憲法第三十五條,廢除預審制,兌現公民的言論出版自由!》

公開信避開了諾貝爾獎事件,但直接呼應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接受美國CNN電視台採訪時談及的政治改革,痛斥從國家領導到普通公民都沒有言論自由的現狀,要求制定新聞出版法,取消審批制,改行追懲制,要求宣傳部順應潮流,改變職能,兌現憲法中承諾的真正的「言論出版自由」。

公開信發表之後,十月十三日,南京《現代快報》和湖南《瀟湘晨報》均以整版的篇幅報道溫家寶總理在CNN接受訪問談政治改革的內容,更邀中央黨校教授剖析政改難點,矛頭直指權貴資本,被視為中國媒體對公開信的熱烈響應。

「你想像一下,今天的中國,如果重現一九八九年的和平改良,結果會怎樣?無論是國際環境、民間準備,還是共產黨自身的變革,都太不一樣了。廣場上真正的對話者出現,歷史也許就會扭轉。」野夫說,但他同時也認為:「革命者不是最好的領導者,治國精英在體制內,所以最後的變化,還是會發生在體制內。這是歷史的規律,民間扮演的角色是啟蒙。孫中山可以革命,但統治者還是袁世凱。」

諾貝爾和平獎引發的各種暗湧仍在繼續。

錦州監獄裏的劉曉波,已然和曼德拉、哈維爾、特雷莎一起進入歷史。

一九八九年三月,他就在文章中寫下:「我再也沒有退路,要麼跳過懸崖,要麼粉身碎骨。想自由,就必須身臨絕境。」

他踐行著自由的理念,同時更加提醒自己「自由」的真涵義——「無論是順從、還是反叛,極權主義的受害者在某種程度上都是極權制度的同謀。」「如果有一天,大陸知識界在經歷過種種磨難而爭取到言論自由權利之後,就以封殺對手的言論來實施報復,打壓那些曾經整肅過自己的人,那麼我們爭取到的不過是言論獨裁的惡性循環:以暴易暴、以封殺對封殺、以剝奪對剝奪,言論自由和輿論監督就永無出頭之日。」

史書裏的這一頁,將是改變,抑或輪迴,密碼正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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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波獲諾獎震撼中國社會 .艾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