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吉斯报告(三)


   苏维埃的“免费午餐”
  ——吉尔吉斯投资指南
提要:吉尔吉斯斯坦拥有极为良好的投资潜力,但是其社会治理能力、社会习惯,离一个完备成熟的理想投资环境还有相当距离,而中国商人也同样需要摆脱中国的一些习惯,努力学会适应当地的文化和习惯。
文 黄章晋
  在吉尔吉斯斯坦做生意的中国人,描述和总结自己的见闻时,几无例外地会将之概括为:难以想象的穷困和落后,政府不可理喻的腐败和无规则,老百姓离奇的不靠谱和懒惰。
       某种程度上,他们正在重演几十年前外商进入中国时的困境:机会很多,麻烦很多。
  免费午餐的代价
  国际机构统计评估吉尔吉斯斯坦的腐败打分,在前苏联国家只算中等,但前苏联国家腐败时特有的粗暴,中国商人往往从入关那一刻就开始领教。因为边检人员通常直接刁难索贿,根本不在乎旁边是否有人。
  进入吉国后,穿着制服的人,会如影随形地索贿。
  一位在比什凯克附近管理一家小型企业的华商称,他的厂子不断有警察光顾,哪怕每次找不到罚款理由,也会坚持每周两次视察。而在4个多月时间里,到市内买东西时,他被警察抓过两次,每次罚款8000个SOM(合人民币接近400元),商务签证、劳务卡必须随时在身,否则只有罚款才能赎身。更有甚者,有一次警察进厂搜查,实在不甘心白跑,照样把他带走,在翻译交涉下,花了2000个SOM才释放。
  与腐败不相上下的是其基层政府运转的低效率。无论是首都比什凯克还是南部的奥什,在中国都只算是中小城市,政府办公机关相距不远,跑起来很方便。但问题是,吉国的政府机关,理论上的上班时间虽然与中国相同,但多数人通常午饭前一小时才抵达办公室,之后宝贵的一小时通常被用来互相问候和擦桌子喝茶。
  资本主义信奉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苏维埃则坚信可以提供免费的午餐,这个习惯被吉国保留了下来。尽管吉国公务员得到的免费午餐,只有黑面包、酸黄瓜、一杯茶之类几样东西,但他们要从12时吃到14时方才结束。真正的办公时间,是14时到18时下班的这几小时。
  吉国政府官员通常只有在涉及对企业的各种罚款事宜时,才会表现出较高效率和对法律法规和文件的熟悉。在求助时,他们往往不清楚本部门有何职责和任务。但也有与吉国官员有过深交的华商认为,吉国官员的知识素养一点不比中国同行差,甚至观念更先进,问题是,过分的贫困让这些人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如何填饱肚子上了。
  吉尔吉斯法律规定,任何在吉外资企业,必须雇佣一定比例本地劳工。吉国劳工同样享受资方的免费午餐。由于吉国劳动力价格惊人低廉,所以中国商人不但愿意雇佣当地人,也压根不在乎提供免费午餐。
  让中国商人苦恼的,并非是吉国劳工工作技能、质量意识和敬业精神远逊于国内的工人,而是吉国工人在领到工资后,明天是否还会来上班。吉国企业多喜欢发放周薪,吉国人因此很难适应中国企业按月计算的习惯。因为无积蓄习惯,很多人的薪资坚持不到下月。通常,那些领到薪金后就失踪的工人,在花光了身上的钱后,又会在中午准时出现在食堂。
  有中国商人抱怨,即使因为不守时、低效或偷摸之类其他原因,资方解除与本地员工劳务合同后,经常还会碰到他们依然中午准时前来吃午餐。
  对普通吉国人,中国商人一开始很难适应的主要是其时间观念。吉国人大都保持着苏维埃时代和游牧民族特有的散漫观念,习惯于失约时善意地撒谎。即使是非常紧要的岗位,人们也习惯了不遵守时间。
  中国人当中流传的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是一位主持手术的医生在约定为病人开刀时间已过很久时,依然不见踪影,电话催问时,他不断告知“我已动身”,“我已在路上”,“我已到了车库,你们打麻药吧”……其实,直到最后,医生还在郊区钓鱼。
  尤其是汉族华商,对吉国风气和文化的评价几乎全部是负面的。譬如吉国男性家庭责任感和家庭意识的淡漠,譬如高得不可思议的离婚率,譬如吉国至今仍流行游牧遗风浓厚的抢婚,有超过1/3的婚姻是抢婚的产物。
  在初来的中国人看来,吉国的自然资源和禀赋远非中国能比,看上去什么都便宜得近乎免费,有着无穷无尽的机会。然而,世界上确实并无免费的午餐。对任何一个市场欠发达的国家来说,投资都有高昂的隐性成本。
  不要相信陌生人
  在吉国,中国商人在碰到手续之类的麻烦被政府修理时,经常会有当地陌生人主动找上来,自我介绍说他认识某某大人物,路子硬,要不要帮忙。因为中国人的种种习惯办事逻辑已广为人知:在碰到不公正对待时,用钱买公平;在碰到公平竞争时,用钱买不公平竞争。
  与一切欠发达国家一样,在吉国,托人找“关系”很容易绕开种种障碍,先办事后手续。而中国商人听到“关系”往往会眼睛一亮。所以,自称有门路有背景的吉国本地人,最喜欢在吉外国商人中挑选中国人。
  对华商来说,抱怨最多的事情就是腐败和无处不在的勒索,而吉国人同样因此对华商不满,因为中国商人是最乐意花钱去开路的外国商人。他们认为,中国商人的习惯迎合和助长了吉国的腐败风气。
  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汉族商人通常更倾向于通过当地中介人打点关系,而懒得去费时费力去把各项手续跑全,尤其是对一些可以短期收回投资的项目。这种方式是否可靠长久,完全得凭运气。
  郁金香革命和今年的革命,应该让涉足矿业和有准入许可证行业的中国企业,看到或经历了足够多的经验和教训。因为每次革命后,总有一批人的许可证被收回,而出了问题的企业主,多在正规手续上并不完备。
  由于近年来政局多变和自称有关系门路的骗子越来越多,碰到自称有背景的陌生人,今天很多华商首先会迟疑:这个人的背后有真神吗?
  部分熟悉当地语言和文化的华商认为,吉国法律、法规和税收政策反复多变的情形确实存在,但普通华商对此感触特别强烈,更多是因为他们在投资时,习惯于将一切都委托给“关系”中介人,而非委托更专业的机构有耐心地去一步步完成正常的手续。在出现麻烦时,不懂得通过正规渠道和路径走司法程序。
  吉国虽然腐败,但其制度构架并不像一些华商想象的那样,完全缺少说理和申诉的可能。吉国毕竟是小国,且中国在吉有特殊地位,多花些耐心,走正常渠道,总会有收获。西方国家的商人和中国商人的遭遇差别很大,很多原因还是在中国人自身的经商文化和规则意识上。
  虽然大部分华商都是小本经营,但华商其实可算吉国最大的海外资本力量,但由于中国人缺少组织民间社团的经验和意识,无法将其巨大的集体谈判潜力发挥出来,以集体方式来维护自身正当权益,所以在吉国,不但华商不断遭遇各种敲诈勒索,甚至留学生也会遭敲诈。对不公正的遭遇,中国商人最多只会向当地中国外交机构申告,但他们往往会劝中国人:破财消灾,习惯了就好。
  有华商认为,中国人应当吸取的经验教训是,在吉尔吉斯斯坦这种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投资,权力背景并不足恃,相反,真正可靠的还是齐备的法律手续。在一个规则还不健全、政局变幻的国家,与其相信陌生人,不如相信程序的力量。
  学会适应当地文化
  从1990年代末以来,吉尔吉斯斯坦的投资政策环境逐渐变得不再那么吸引人。譬如1997年吉修改《外国投资法》,取消了对外国投资在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而同年颁布的《地下资源法》,由于赋予地方很大的自决权,素质不佳的地方官员动辄以卫生、环境等理由敲诈勒索外资。最近几年,部分西方矿业资本开始因此开始转让开采许可证。
  此外,吉国经济受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巨大。2009年吉国经济大幅下滑,为保护本地商人利益,吉部分地区采取了各种贸易保护措施。以奥什州为例,当地政府对中国商人的歧视性税率短期提高了500%,同时大幅削减了向中国公民颁发的商务许可证。
  当地移民和就业委员会的达尼亚为政府措施辩护说:“没人能竞争过中国商人,他们直接从中国进货,商品更便宜。现在我们这么做是为保护我国公民的就业机会。”
  尽管有数千中国商人被迫将生意转到周边地区,但吉尔吉斯斯坦特殊的地位依然对中国商人拥有相当吸引力。尤其是对中小资本的商人来说,吉尔吉斯斯坦仍是中亚地区最开放而且进入门槛最低的市场。
  对汉族商人普遍认为吉尔吉斯人素质低下、不守信用甚至不可理喻的观点,有些维吾尔商人并不赞同。他们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化差异和隔膜,汉族商人相对不愿融入当地社会,完全以汉族社会今天的标准和意识来判断的缘故。譬如欧洲人按中国标准同样是懒惰而散漫的,但反过来,在欧洲法律禁止营业的休假时间还坚持开店营业的中国人,在欧洲人眼里也是不可理喻的。
  一位在中亚投资建厂的维吾尔商人说,其实内地也是这么走过来的。在港台商人眼里,当年大陆在国企呆惯的工人,也曾是懒惰散漫无责任感甚至小偷小摸的。很多差异是地域和文化差异,无所谓高下和优劣之分。譬如中国人喜欢大吃大喝,而中亚国家人完全不讲究吃喝。
  这位将自己定位为帮汉族生意搭档负责公关当地社会的生意人称,一国有一国的国情,生意人要尊重当地的文化习惯。在吉国,政策和法律允许的,未必民间允许,掌握了当地的文化观念,就没有人是不可理喻的。
  譬如中国人在建厂或建矿开发时,吉国当地人会因为破坏其自然景观极力反对修路,靠中国社会的习惯,一二三摆具体利益的方式,对方无法接受。但是通过与部落长老礼尚往来,耐心投入公益事业以释放善意表达尊重,不但能获得支持,而且可以赢得长期友谊。中国商人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急功近利,不屑于适应当地的文化,打心眼里就不尊重对方。
  “他们还是苏维埃的习惯,但有西方的意识,只要你有耐心,它值得你耕耘。”一位在中亚投资的华商说:“如果不考虑政治动荡的话,我看好这个市场。”
2010年10月13日, 6:04 上午
分类: 公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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