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开尔文 2010-10-17 19:55:02 发表于:博客中国

记得陈丹青先生说过“在国外,最深的感触:我们都是奴才,望不到边的奴才”。“中国有老百姓,但没有公民,有人口,但没有现代人的概念,此外,各阶层全是无比严密无比细腻的奴主关系:主子原先就是奴才,奴才则巴望有一天当主子”。

鲁迅先生也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漫长的历史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

那么首先,什么是奴性?

通常地说,,包括奴隶性和奴才性的总称。奴隶由于本身受到限制,是被动屈服,其奴性是不自觉的;而奴才因利益的诱惑和欲望的满足而甘愿曲意奉迎,实质上是主动就范,其奴性是自觉的。其共同表现是不用自己的脑子去判断是非、求证效果、甄别利害,而一味对发号施令者逆来顺受,唯唯诺诺,唯命是从,如此虽然误事害人却可以悦主,无需承担任何责任;或对权威、经验、书本生搬硬套,不越雷池半步;如此纵然徒劳无功甚至劳民伤财也可因情有可原,一推了之。

奴性是与创新精神是相背离的。不论表现奴性的人是由于无可奈何还是因为心甘情愿,都会因其缺乏自主意识和勇敢精神而无力创新。如果奴性仅止于个人,那只是个人的悲哀—-其人生价值难以充分的体现;如果成为一种社会道德,很多人争相效仿,则是社会和民族的悲哀—-将延缓甚至阻碍社会的进步,乃至导致民族的衰败甚至灭亡。

奴隶精神的本质是顺从(不管是人还是经典或传统),没有自主意识,没有担当精神,没有创新意识。尼采对主人道德与奴隶道德在《道德谱系学》中也做过阐述。认为主人道德的主要特征是:自我肯定、骄傲、主动。奴隶道德则是:自我否定、谦卑、反动、怜悯。

其次,奴性从哪里来?这应该不是单一的成因。

一,从文化上讲,我们的传统文化僵化乃至变质,主要是儒家文化,其中包含过多糟粕和奴性文化,成为奴性的思想根源。

这里并非是想把所有的儒家传统都彻底否定,把罪过都推到孔孟的身上。其实对于儒家所倡导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任何健康的社会都需要以之为基。而且儒家文化也是发展的,诚如西方的基督教,耶稣创教时或许没有想过异端裁判所吧。

而儒家文化在中国享有两千多年的唯我独尊地位,这在人类发展史既是空前的,可能也是绝后的。孔孟之道长期以来作为人们的行为道德规范,在充分肯定其正面作用的同时,其对人的思想和精神束缚也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这种主流文化中的一些糟粕内容,更是对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以无情的摧残。“五常”是很好,但 “三纲”呢,“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的是大臣做皇帝的奴隶,儿子做父亲的奴隶,妻子做丈夫的奴隶。任何思想和行为上的不同都被视为犯上,而犯上与作乱同罪,要给予严厉的惩罚。这样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大臣对皇帝、儿子对父亲、妻子对丈夫只能顺从,并逐步形成了固定的思维模式,即使有不同的意见,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被侵犯和剥夺也只有选择屈服。这些糟粕的文化依然以其巨大的惯性在很多人人的头脑中根深蒂故,发挥着作用,并不时以不同形式去影响着自己的家人和身边的其他人。

这种文化与权力的结合,发展的结果是必然的忠孝观,乃至忠君就是爱国,把忠君同爱国结合起来,进而上升到道德的高度。忠孝思想成了高明的专制统治思想,是把人从小就用强制的思想灌输变成精神的奴才思想的乞丐,这样的奴才最容易被统治,但是最没有创造力。虽然至于什么是“忠君”,看看儒家的亚圣孟子的话: “闻诛一夫纣尔,未闻弑君也”!

而这也是“官本位”思想的源头,儒教实质是礼教,礼就是秩序,就是下服从于上,就是弱服从于强。导致的是对强者——官(专制体系下的唯一强者)的崇拜,或者说服从。在一个既没有科技又重农抑商的年代,人本就缺少发展的机遇。读书做官也许是仅有的道路了,所谓“学而优则仕”,最终一切社会价值向官看齐,形成了真正的“官本位”文化。官要被称为“老爷”,为“父母官”,民见官要下跪,要叩头。官本位的结果是人治,是权大于法。如此使民众长期无力保障自身的权益时,使之失去独立性,而公正的获得不是自然地依靠法制,而是要通过显贵的恩赐才有,从而增加了对强势的依附性,也就是奴性。

二,从历史上看,持久的专制是奴性的必然,大而一的国度形式也许正是专制发展的土壤。而这一点比之文化应是更基本的因素吧。

在长期的皇权专制统治下(我不想用封建二字,因为封建实质是分封建国之意,而我们自称的的封建基本就没有分封,实质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社会。这里,皇权,代替了百性心目中的主人。他们既具有至高无上的特权,又具有百姓精神统治的神权,集皇权与神权的于一身。

在我们这里,皇帝为万民之主,不仅是主,还代表着神(天子),皇帝治下的黎民百性,都是皇帝的家臣和奴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长期皇权专制的国度里,伪道学们又创造了一整套忠君爱国的理论,把当奴才提到了爱国的高度。这里,国家的概念被倒置,皇权成了国家的代名词,“忠君”成了 “爱国”的同义词。谁要对皇权的统治不满,就可以被骂为叛国。谁要对现时不满,就可以被骂为卖国。熟不知,在封建制的国度里,能够上卖国资格的,仅区区几个人而已。

一个国家大,本来不是问题,但大了如何治理就是个问题。因为大,必然存在各地的差异,民风的不同,这需要的是治理上不能等齐划一。但恰恰在这一点,历史上我们采取的是却是专制的“一”。要在这一点上论功行赏,首先是秦始皇,其次只怕就是汉武帝了吧,至于董仲舒,喽啰而已。始皇实行的是郡县制,权力是金字塔式的集于中央,而汉武帝不仅要行政权统一,还要思想的统一。比之始皇的“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更上一层。这样,统治是便利了,只是人的活力没了,或者说,人没了,剩下的只是奴才。而后世历朝对此无不效仿,且愈发精进完善。

当然,在政体上,孟德斯鸠做过论述,一个大的国家走向专制也许是必然的,当然不包括现在一些大国(如美国等,并非指大就必须专制,尤其到现在)实行的联邦与州实行分权的联邦制。而中国的地理条件更多的是一马平川,是很适合统一的,加之与北方少数民族的一次次战争,而每一次战争的结果都只会加剧极权的发展。这或许就是我们最终拥有两千多年皇权专制的自然因素吧。

奴性是由于权力上的专制,而大一统恰是专制的土壤,持久的专制能塑造的也只有奴性。中国数千年的皇权统治文化积淀,造就了中国人的奴化意识。而奴化意识,并不是出于对权威的尊敬,更多的是惧怕。

当然,从心理学方面来讲,人是需要一定程度的心理依赖(绝大多数人应该如此。不能哲学的,那就需要宗教的),需要权威来指引,来为其做决定,来保护。

毕竟,人直到现在认识还很有限(更不用说以前),还有太多未知的东西和迷茫。在这一点上,西方人幸运的是在于宗教,他们选择了上帝做主子,一切人都做上帝的奴才。如此,在一个非世俗的上帝面前人人还是平等的。这也使得其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观念有良好的基础,奴性也会小很多。而我们,没有宗教,虽然冯友兰先生说:中国人没有宗教,是靠哲学对中国人思想起来了精神支撑做用,进而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但并非所有人都有哲学思维能力,缺乏哲学思维的人,也需要精神寄托。于是将凡间的显贵,当成他们的依赖,而成其奴才,是不足为怪的。当然,随着社会透明度和开放性的增加,知识的增长,哲学性的增强,宗教的自由,其影响会减弱。

究其原因,专制与不平等的文化(长久的大一统是其土壤。这里不是说大不好,恰恰会很好,现实就有很多例证。但不能“一”,需要分权保证活力)是奴性的源泉,至于二者的作用,更多的是相得益彰。至于中国为什么会走上两千多年的专制,很多事情既有必然也有偶然的因素,不是简单的历史必然。本人更相信历史是概然的,正如一个人,一件事的进展一样,很多只是概率的大小及机遇。

历史无法重复,但现实在我们手里,未来是我们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