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发改委的专家王建表示,“中国须忍受更高的物价上涨率”。
  14日,房地产学会执行会长陈贵表示,特大城市要高房价、高租金、高生活成本,控制人口无序膨胀;车子的档次不能太差,人的素质不能太低,生活不能太容易。
  这两个表示,时间有先后,但相互应该没有什么联系,我相信两位在意见上的独立性。

  一个搞宏观经济的,只求避免“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一个搞房地产的,只讲房价要高,生活不能容易;有什么奇怪呢。俗话说,棺材铺子盼死人,同理。
  棺材铺子盼死人,但不可以直说,因为盼死人不合生命伦理,不合基本道德。
  发改委的宏观经济专家却可以直说“须忍受高物价”,房地产专家却可以直说“生活不能容易”。这是“盼死人”的弱化形式,专家说出来,显得很有勇气。

  民生政策,一要经济增长,二要物价稳定。经济增长,才能保证就业;物价稳定,才能使增长变成好生活。现代社会,经济不增长,民众要抗议;物价不稳定,民众也要抗议。所以政策往往踌躇两端,谨慎平衡。
  宏观经济专家,重数据,重模型,重曲线,重趋势,专业使然。这就如同擦鞋匠专注于看人的鞋子,丧乐班子爱打听哪里有人快要死掉。你要说,我只管增长不受影响,不管增长中人的生存状态如何,做宏观经济专家,大概算是做得很职业,但做人又如何呢?
  “中国须忍受更高的物价上涨率”,说起来轻巧,实际上是轻佻。国家忍受物价上涨率,具体而言,当然是一个个人来忍受。人们能不能忍受,不管;忍是必须的,因为你不忍,经济不发展。那么经济发展为谁呢?而且,是不是说忍了经济就一定发展呢,忍了以后发展又是不是这些忍受了的人得益呢?

  房地产专家,比宏观经济专家就更好当了,只要房子越赚钱越好。贵或者便宜,其实不是问题,怎样赚得更多才是问题。如果便宜能够赚到更多,那么房地产专家会呼吁薄利多销。问题在于房子不像手纸、手机之类消耗品,人们必需有房而且不可能需要很多房,这就断了薄利多销的路,只好主张房子要贵了。
  特大城市,生活不能太容易,实在是一个废话。今天,哪个特大城市,普通人生活是太容易的呢?特大城市,意味着特大的吸纳资源、财富的能力,然而资源和财富的分布,是极为不平的。特大城市里出产亿万富翁,聚集着围绕权力而生的人,但集中着更多的普通职员、打工者等等。一些人生活得很容易,钱也赚得很容易。多数人生活不说艰难,至少不可以算容易。还有一些人生活艰难。
  现实呈现了一定的状态,例如物价上涨、生活不易,专家如果只是去作解释,尚需考虑是否有伤人情,有失道义。而“须忍受更高的物价上涨率”,“高房价、高租金、高成本”之类观点,还不是解释,而是一种主张。这就是说,它们要作为一种主动的追求,去实现相应目的。高物价要实现的目的,看上去还不错,是增长,虽然内含增长可以不计民众感受的意思,毕竟还可以辩解为“增长才可以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而提高生活成本的目的,简直可称邪恶,就是将一部分人从城市里定点清除。

  我们面对着一种历史性的场景,那就是公共生活的道义已经完全被抛弃,各种无道之行可以坦然为之。地方官员求大拆大建谋发展,可以弄到市民家破人亡,仍然振振有辞,“发展是硬道理”,“依法行政不能搞本本主义”。经济专家求增长,可以主张“须忍受更高的物价上涨率”。房地产专家则可以主张生活不能太容易,房子要贵,车子要高档,人口素质要高,把不合要求的人从城市里驱赶出去。这种驱逐主张,甚至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官员的主张,一些地方向来就有提高生活成本、应对城市压力的议题。某种程度上,棺材铺子已经能够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毫不忸怩、气壮如牛地宣布“盼死人”了。
  不同利益及其代言者的主张,哪怕它是奇谈怪论,或许都是可以理解的,但社会失去了基本的道义准则,这不能无视。甚至那些完全鄙弃民众的无道义主张,也是不奇怪的,但奇怪的是鄙弃与无视民众的各种主张都不妨有之,而民众却无法在正式的渠道里说出自己的主张来。

                                         2010.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