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

本刊记者 杨潇 黄广明 发自东京

即使是在高楼林立的西新宿,东京都厅(市政府)所在的“双子之塔”也显得鹤立鸡群。243米的高度令它本身也成了景点,45层的南北两个展望室免费向公众开放,人们在这里可以花300日元打印一份自己生日当天的《读卖新闻》头版,再端上一杯咖啡,俯瞰关东平原,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看到西南方向的富士山。

在展望室下面,大约17万职员支撑起了这个GDP相当于澳大利亚的巨型都市的政府运作,78岁的石原慎太郎自1999年起就成为他们的领导者,并两次连任至今。而在中国,这位东京都知事(市长)更出名的标签是“头号反华分子”、“右翼政客”以及“军国主义分子”。

9月16日下午,“双子之塔”7层的一间会客室,传说中的石原慎太郎走了进来。并没有想象中的高大,你可以说他没有表情,也可以说他挂着礼节性的浅笑,脸颊上的老年斑清晰可见。“你有些问题比较尖锐,我的回答可能也就比较尖锐。”这是他的开场白。

采访开始还不到10分钟,他就一把扯掉了领带,扔在右边的桌上,“我讨厌系领带!”半个小时后,他又脱去了西装上衣,翘起了二郎腿。他主动提起了钓鱼岛问题、西藏问题,批评美国和批评中国一样毫不留情,然而他对日本的用词却是最狠的,如果单看他的某几句话,恐怕有人会以为他不但“反华”“反美”,还“反日”。

他也一再声明对中国文化的喜爱,采访中曾起身进屋拿来一本书送给记者,是台湾出版的中文版《我不结婚》–这是他70岁时写的小说,主人公是24岁的青年。他对照记者的名片看了半天,请翻译为他写出繁体字,然后才肯落笔签名,“简化字不好!”

他又不时翻看我们带来的杂志,那期封面是“山西王阎锡山”,他看着那个微笑的老头儿,找了个机会用不太标准的中文重填句子:“东京王石原慎太郎”!也笑。

采访结束时,他“警告”我:你要是把我写坏了,我可是要扔炸弹的!记者又提起《中国可以说不》以及《中国还是能说不》里对他的攻击,他手臂一挥:“你应该把他们带来!”

人物周刊:你一直被相当多的人看作反华人士,甚至有中国媒体称你是“头号反华分子”,是这样吗?

石原慎太郎:我当然是站在共产主义对立面上的。我很喜欢中国的文化,但是不喜欢中国的共产主义。我想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社会的成熟度越来越高,可能有更多的人会对共产主义有不同的看法。

人物周刊:所以你是反共不反华。

石原慎太郎:对。我不反对这个国家,但是只要共产党支配这个国家,那么他对日本就是一个威胁。

人物周刊:你至少在1995年和2002年两次预言中国将会崩溃,现在看来,是不是有点把中国问题简单化了?

石原慎太郎:这个预言是有点偏差了,没有预测对。我当时这个预测主要是从经济上,我和英国一个经济学家对此进行过探讨,为什么预测中国经济会崩溃?是看到中国的金融市场很不稳定,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也不乐观,大量资金无法回流。可是后来一看,很多政府官员都成了国企的董事长,而且很快完成了转制和民有化,从结果看我们的预测确实有偏差。

人物周刊:这种预言的失误是否也和对中国的偏见有关?

石原慎太郎:不是偏见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按照一般的经济常识来预测中国的,因为中国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一党制的国家,很多政策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成功,对于这种成功我们很惊讶,但也稍微有些戒备。

人物周刊:现在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这对日本意味着什么?

石原慎太郎:中国确实经济发展很快,而且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在一定程度上,人口就是力量。当然人口多有时候会带来一定困难,可是达到某个水准后,对国家经济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当然推动经济进步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新的技术,从这方面说中国对技术的评价有一些问题,比如版权问题,盗版比较多,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这些行为对被盗版的国家来说是危险的。

人物周刊:2008年,你出席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印象如何?之前你到过中国吗?那次北京之行是否改变了一些你对中国的印象?

石原慎太郎:大约15年前去过上海,那时候的印象就是人很多,而且当时上海比较乱,路比较窄,也有很多垃圾,不像日本人会把自己家门口都弄干净了。而且人也不排队。可是这些人到了日本来,也会排队,所以社会成熟富裕后,人的教养也会提高。这也是我2008年在北京的体验,中国在这方面还是有很大提高。前几天看了日本的电视节目,拍的是中国北京798的一些艺术家,看了很有共鸣–这些艺术家也是对这个社会有自己的看法,这就让我想起了年轻的时候,也是对传统的道德等等很有逆反的心理,对社会也是批判的姿态,所以年轻人总是进步性的力量,可以带动社会和文化前进,我对此很感兴趣。

人物周刊:你也看到了中国社会内部是多元的,那么日本的一些右翼是不是应该改变“中国社会是铁板一块”的看法?

石原慎太郎:确实是。人的自由是最重要的,尊重人的自由、尊重人的个性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不喜欢一个独裁的国家,也不喜欢战争时的日本。

人物周刊:我读了你20年前写的《一个可以说不的日本》,你对美国批判得也很厉害,外界评论说你反美又反华,这两者区别何在?民族主义是不是转嫁国内矛盾的有效手段呢?

石原慎太郎:不是反美,是厌美,也不是反中,是厌中。美国和中国相同之处在用强压的手段对付别人,总之强权是我不喜欢的。日本现在还是处在美国的统治之下,美国声称用核保护伞保护日本,可是对日本来说,周围的中国、朝鲜、俄罗斯这3个国家都有核武器,唯独日本没有,美国如何保护日本?日本最终得不到美国保护,在世界上也没有发言权。可能我说得比较过激,日本也许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核抑制力,来在世界上发言。

尖阁列岛(日本国内对“钩鱼岛”的称呼)问题,可能会成为中美日三方的敏感问题,中国5次召见日本驻华大使,这对日本是一种侮辱。日本也有过民族主义情绪非常高涨的时期,那是在明治维新以后,日俄战争胜利之后,结果后来一步步走向了战争。当然中国和那时的日本情况不一样,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年轻人民族情绪高涨,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也很困难,又要调动这方面的情绪,又要施以控制,以免造成危险。我是比较冷静地看待这个问题的,中国政府现在可能比较头疼。

人物周刊:中国在1990年代中期也出版过一本《中国可以说不》,其中一个作者后来还到日本和你辩论?

石原慎太郎:好像是有过。(不愿再谈)

人物周刊:你曾自称为存在主义者,反对共产主义对个人人性的扼杀,但同时你又撰写电影剧本,称颂为国牺牲的“神风精神”,这难道不矛盾吗?

石原慎太郎:我既是一个存在主义者,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对于那些和我同龄的、为了国家献出生命的年轻人,我当然要表示我的敬意。我赞同他们的选择,我的自我里有国家,而国家里有自我,这并不矛盾。

人物周刊:你在自传《国家的幻影》里说,“到了今天,所谓的爱国或者忧国的思想表达,及为此而自我牺牲,必将更被认为是滑稽而受到排斥的。”你觉得今日日本在这方面是在退步吗?你是否为此感到失望?

石原慎太郎:我认为自我牺牲是一个男人最大的美德,如果没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就没有男人的魅力。自存主义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黑格尔主张的自我存在主义,我对他的理念和哲学是比较赞同的。一个成熟的文明社会就会出现这样主张的人,刚刚说的中国的艺术家,他们也可以说是这样的人物。

人物周刊:你是作家出身,1966年受《读卖新闻》之邀访问了处在战争中的南越,这成为你后来从政的转折点,现在回看,你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吗?你觉得以一己之力给日本带来了什么改变?

石原慎太郎:如果不正确,我还有什么活的价值呢?(笑)我虽然在自民党时期没有太多政绩,但是在东京都时期还是很有干劲的。东京都的职员都非常优秀,我认为东京都知事可能比日本首相更有干头,因为有的首相一年都干不满就要辞职。东京都的预算和加拿大一个国家的预算是差不多的,中央政府的动作太迟缓,而我希望在东京都更快地振兴中小企业,要以东京都和中国建立交流项目。

人物周刊:你曾经说过要从东京都出发去改造整个日本。

石原慎太郎:正在改造。最起码辐射到了东京都周边的3个县:琦玉县(日本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千叶县、神奈川县,他们正在参与东京都的改革。不过日本的官僚都很自负,东京都的成功经验他们也不效仿。

人物周刊:很多中国人认为你在东京都人气非常高,是因为你对中国强硬,他们误解你了吗?

石原慎太郎:可能是吧。我是不喜欢中国的共产主义,但是喜欢中国的文化。我尤其喜欢中国的两个人物,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金瓶梅》里的西门庆。(笑)

人物周刊:你怎么评价日本“失去的20年”?假如你是日本首相,要着手做哪3件事?

石原慎太郎:我首先可能效仿中国政府,要让国会3年不动,还要在经济上搞军队式的强硬改革。最重要的是税制,消费税不改不行,对富裕阶层要大量征消费税,但对于最基本的生活开销不应该加税,比如大米就不该征消费税,但便利店里的饭团就可以加上消费税。近些年日本人对金钱的欲望越来越强,对交税纳税都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可是如果不把消费税问题解决了,日本经济好不了。

人物周刊:你在日本一直是以改革者的形象出现的。难怪有人从学术上分析说,很多改革者都推崇强力,带着点法西斯色彩。

石原慎太郎:学术上很多东西都是不正确的!改革和政治都是需要强力的,改革和一些具体的政策当然有很多界限,但是也必须要追求合理的效率。像邓小平,他虽然是共产主义者,但是在中国第一个提出了对效率的追求,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我对邓小平这个人物还是很尊崇的,比如他在一些关键时刻的决断。

人物周刊:有媒体报道说你认同“日本民族优秀”之说,请具体解释一下这个,日本民族优秀在何处?

石原慎太郎:优秀是相对于谁来说呢?

人物周刊:这也正是我想问你的。

石原慎太郎:日本有优秀的地方,也有落后的地方。比如优秀之处,当然不止是日本,也包括中国韩国,好像使用汉字的国家,文化都很发达。日本用从中国引入的汉字,创造了简短的和歌,也写出了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中国也有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不过现在是不是写的人很少了?我自己也写诗。日本另一个优点是细致,所以日本的电子技术比较发达。

我对海洋非常感兴趣,也是日本帆船协会的会长,经常出海,常常感到日本是一个岛国,自古就大量吸收外国的文化,比如向中国派遣唐使–中日两国的交流也有过很大的牺牲,鉴真和尚6次东渡日本,在奈良建成唐招提寺;而日本的留学僧阿倍仲麻吕,和李白杜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最后死在中国,杜甫还作诗追悼他。虽然日本比较注重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可缺点是面对外部压力时表现懦弱,没有自己的主张,声音发不出来。

人物周刊:我知道亚洲国家包括日本对中国的崛起有一种戒惧的心理,但是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对日本也有一种担心:军国主义的复活。现在的日本,全体国民被动员起来去做一件事情,就像二战一样,这样的事情还可能发生吗?

石原慎太郎:可能性是没有的。日本已经堕落为个人主义之国,(国家与个人之间的)连带感已经消失了。这当然是由于美国的统治和奴化,像这样情形的西方发达国家,可能只有日本这样一个。

人物周刊:你从《太阳的季节》时候就试图表现一种男性的气概,你也曾表示过战后日本对美国亦步亦趋,是最女性化的时代,可是你不觉得,一个和平、礼貌、不给别人添麻烦的日本,才是人们喜欢日本的原因吗?

石原慎太郎:日本现在就像一只被阉割掉的狗,对谁都无害。

人物周刊:可是外界对日本还有个判断,日本社会这些年是在往右转,这是不是在往男性化转变了?

石原慎太郎:你看奥运会的结果,这样的国家不会出优秀的选手。如果一个运动员对国家没有概念,对国家没有感情,他跑得也不会很快。

人物周刊:你给人的印象是说话口无遮拦,有人说这是你作为文人缺乏理性、感性充盈的结果?你不怕误会和误解吗?

石原慎太郎:我说的都是我的真心话,误解误会我都不在乎,所以我才是存在主义者啊。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伟大政治家和普通的政客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石原慎太郎:(起初不解,听完对“政治家”和“政客”在中国语境里的解释后说)那日本都是政客。

人物周刊:包括你吗?

石原慎太郎:我当然有我自己的主张和理念,所以对自民党失望后,我就出来了。不过像我这样的政客,在中国大概就被肃清了吧。(笑)

人物周刊:我的感觉,日本爱国主义在战后体制下被挤压变形。

石原慎太郎:日本没有爱国主义,也没有民族主义,二战前被天皇和军方鼓动起来的爱国主义,在战败后就结束了。现在日本缺的就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人物周刊:难道日本的右翼不存在吗?

石原慎太郎:日本根本不存在右翼了。

人物周刊:你也不是右翼?

石原慎太郎:在街头跑着宣传的都是暴力集团。二战前当然是有右翼的。我喜欢三岛由纪夫的一句话:没有健全的恐怖主义的国家,也不会有健全的民族主义。

人物周刊:你认为日本在国际社会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石原慎太郎:日本首先应该对国际社会有一种表示,比如刚才说的拥有核武器,如果日本真要做,可能用不了3年,就会造出来,包括宇宙飞船,日本有这个技术。现在,日本在国际社会上没有发言权,也不想发言,如果这样下去,会被历史吞没的。现在的历史正在进入一种报复的循环,白人世界已经激怒了伊斯兰世界,这样下去会形成一种新的混乱。而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和美国的摩擦也会增加,日本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日本的政治家都不考虑这些问题,当然我在考虑,可是我上了年纪了,没有用了。

(感谢日本财团胡一平女士的大力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