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网 作者: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中国如按照目前的模式一直维持“低人权优势”下的发展,实际上也就是以自我剥削的方式成为别人透支的对象

现在有两种对中国未来的预言,我都不希望其变成现实:一种是中国崩溃论,说中国这样干下去总有一天会天下大乱。老实说按照中国目前的经济能量和对世界经济影响的势头,如果中国崩溃,恐怕世界也要跟着崩溃。即使现在达不到这样的影响,将来也不能排除这种趋势。中国崩溃肯定不是中国的好事,但也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好事。可是中国如果按照目前的模式一直维持“低人权优势”下的发展,实际上也就是一直以自我剥削的方式成为别人透支的对象。这个优势有什么好?对世界不好,对中国人就真的好吗?我想只是对一些寡头好。

所以,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的崛起”完全是两回事。说中国崛起就会威胁世界,这样的“中国威胁论”我们要坚决反对。不要说作为中国人我们都希望国民富强,即便并非站在中国利益的立场上,在今天“中国的崩溃”对世界的威胁肯定也比“中国的崛起”更大。

但是“中国模式的崛起”如果意味着“低人权优势”在世界上风行起来,张五常先生说的那种“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真的成为现实,那决不是什么好事,即便从中华民族利益或民族主义的立场上说也是如此。最简单的道理是:学习“低人权 ”与对华友好完全是两回事。正如学习了苏联的中国当年曾是苏联的敌人,学习了中国的越南曾与中国反目成仇,学习了越南的红色高棉更成为越南的死敌一样。

所以,如果“对华友好”的意思是对我们的政府友好,那么学习“低人权”与对华友好也是两回事。而如果“对华友好”的意思是对我们的国民与同胞友好,那么学习“低人权”与对华友好就岂止是两回事,而且肯定是截然相反的两回事!把自己人当人的西方人曾经把我们不当人,因此激起了中国人的正义抗争。即便这样,他们“把自己人当人”这一点仍然值得我们学习。但是相反,假如西方人也学会“把自己人不当人”了,他们难道还会把我们当人吗?

无怪乎多年以来,我们这个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十分古怪:凡是我们认为的“友好国家”乃至“兄弟国家”,对我们的同胞——华人、华侨和华商大都态度很坏,而且似乎国家越“友好”,对我同胞越穷凶极恶!反之,我们当成敌人的那些国家,对华人、华侨与华商都很友好,而且似乎越是“国家的敌人”,对我们的同胞越好。就以东南亚为例。在这个素有排华虐华传统的区域,印尼、越、柬、缅、马,都曾有过那种纪录,只有泰国,对华人、华侨与华商应当说是最友善的。然而在改革前的年代,泰国曾是我们在东南亚的头号敌人,我当年在插队的那个山旮旯里也经常收听到“泰国革命之声”,这个在我国支持下设立于昆明的电台天天号召要推翻“他侬-巴博反动集团”(即泰国政府)。而我们称为“同志加兄弟”的某国,却对华人采取严厉的剥夺政策,而且早在与我们交恶之前好多年就已是如此。但是那还不是最糟。与号称是我们“毛主席的最好学生”的红色高棉相比,该国算客气的了。而红色高棉,对华人就不是什么剥夺而已了,而是屠杀与灭绝。而且红色高棉不仅屠杀一般华人,还尤其把我国在华人华侨中培养的“侨共”几乎斩尽杀绝!但就在这同时,红色高棉却是我国政府认为的第一号铁哥们,为了救它,我们简直不顾一切,甚至不惜与“同志加兄弟”的某国发生一场血战!

今天我们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可是这种奇怪的“国际地位”似乎并未结束,君不见今天在工业化国家中,对华人、华侨、华商最开放最友善的是谁?不就是那个被我们视为“世界首恶”的国家么?比例如此少的华人却能进入社会主流,大批成为教授、科学家、高官等上层精英,这世界上还有哪里能够如此?就是同为民主国家的西欧各国也做不到,众所周知,那里的华人基本上只能做小生意、开餐馆等,很少有机会进入主流社会。我们不少朋友是那里的“名校优博”,却鲜能在那里的高校谋职。当然,西欧各国对华人华侨华商也还算不错的,这仅从我们经常报道我们的同胞在那里举行游行示威就可以看出——而在“友好”的缅甸,华人还敢示威?不“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就烧高香了!那么主要工业化国家中对华人华侨华商最恶劣的是谁?我想恐怕公认的就是俄罗斯了吧,那里不仅对我们同胞的刁难与勒索司空见惯,“灰色清关”、“新星号事件”那样的恶性事件也层出不穷。(不过与前述“更友好的”国家相比,应该承认俄罗斯仍然可以了,至少大规模排华屠华的事那里还没有过。)但是,奇怪的逻辑仍然是:对华人最好的国家似乎是我国的 “首恶”,次好的西欧算一般,而最糟的俄罗斯又是我们在同类国家中的最爱!

换一种模式:争取中国国民的崛起

怎么会有这么古怪的逻辑呢?我倒不是说对华人最好的国家就一定能与中国达到国家关系也最好。善于利用华人华侨华商的人力资源,与在国际政治及国家关系中跟中国竞争乃至对抗,也许不一定构成矛盾。也就是说,善待我们的同胞与公民也许并不是在政府层面与我国形成友好、亲密关系的充分条件。但是在正常情况下,前者肯定是后者的必要条件!善待我们同胞与公民的国家未必一定是我国的友好国家,但虐待、屠杀乃至大规模残杀我们同胞与公民的国家必定是我国的敌对国家,而绝不可能是什么“友好国家”——如果我们这个国家搞外交真的是为了我们的“民族命运”,而不是仅仅为了“皇上”的面子。

只有那种不是为国民办外交、而只是为皇上办“洋务”的体制,才会遵循这样的逻辑:只要恭维好了皇上,虐待几个草民算什么事?如果再殷勤些,奉承得皇上龙心大悦了,就是对吾华草民大开杀戒,皇上照样会青眼有加!

我们当年和今天都在为中国的崛起而奋斗。但抚今追昔,我们所追求的到底应该是何种 “崛起”?如果按上述那种逻辑我们“崛起”了,结果把那些我们讨厌的高人权国家(因而也是善待我们同胞的国家)成功地压了下去,而使那些我们喜欢的低人权国家(因而往往是虐待我同胞的国家)大行其道、越来越多,乃至遍布全球,等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之际,我们的同胞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立足之地吗?

这样看来,我们怎样才能实现真正的中华崛起呢?

中国当然要崛起,但必须是换一种模式的崛起,而不能是现在这种“模式”的崛起!不要说我们今天只是GDP总量增长很快(还不知道能持续多久),人均水平还差的老远,就算人均GDP也上去了,甚至就是我们在军事上把人家打败了又怎么样呢?当年沙俄打败了拿破仑,俄军占领了巴黎,但是俄军中那些青年精英到那里一看:法国人生活得多么有尊严!而我们俄国人把自己当人了吗?于是胜利者羡慕失败者之余,回国后他们就成了开创俄国变革与自由之路的十二月党人!

而我们离“俄国打败法国”那种状态还有多远就更不用说了。中国应该改变,改变老实说也很简单,无论是自由还是福利都得向人家学习。政治自由的意义自不待言,经济自由也还要增加,要反垄断,改变“国进民退”的做法。其实不要以为这是什么了不得的思想解放。大家忘了这其实是中国共产党的老主张。1949年以前共产党把那时的国有资产叫“官僚资本”,而私营企业叫做“民族资本”。“官僚资本”被列为罪恶的“三座大山”之一,而那时的“国进民退”被共产党叫做“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所以让“民族资本摆脱官僚资本的摧残”其实也不是什么“新自由主义”的专利。

至于说到福利国家,的确有很多毛病,但是中国还远远没有到所谓的福利病那种程度。我觉得中国在福利问题上最应该避免的就是负福利现象。我们的福利和自由都应该更多,现在我们没资格讲什么福利国家病,首先把我们的负福利问题解决了再说。如果你是自由主义者,你首先应该否定特权福利,但是,在中国老百姓的福利刚刚才起步,反什么?而如果你是社会主义者,你应该首先应该推动国家对弱势群体承担责任。

这里我要讲,这是责任,不是皇恩浩荡。福利国家和“皇恩国家”一个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那个福利不是百姓可以要求的,是皇上恩赐的,给了你要谢恩,不给你也不能跟他要的,这种状态一定要改变。像瑞典人从摇篮到坟墓都是国家包的,哪个瑞典人会因此高呼“万岁”,称颂“大救星”?而瑞典也曾经有右派政府不喜欢福利制度,但也不能不搞,因为这是国民要你搞。政府提供福利是应该的,不做就要被问责,所谓福利国家就是这个意思。

瑞典式的福利水平我们中国现在显然还做不到(也有人说不该做,这姑且不论),但这种国民可以进行福利问责的机制并不是高福利国家才有,低福利的美国也一样是“只需问责,不必感恩”的。这样的公民权利和政府责任,我们为什么就不该有?“只能感恩不许问责”也许就是中国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瑞典的独特“模式”吧,但凭这样的模式我们能走出“负福利”状态吗?

至于自由应该增加就更不用讲了。如果我们在这两个方面都不断进步,中国与世界就有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