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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三畏、石扉客、:这些青春的花朵为何不愿意开放

时间:2010-10-28
来源:时代周报第102期

  河北大学校园飙车案发生至今,舆论的焦点已经从对”我爸是李刚”句式背后的官二代骄横的愤怒,转移到对李刚巨额财产来历不明及河北大学校长涉嫌抄袭等实质性问题的追究。在对这些细节不断深挖的同时,事件目击者的集体沉默,也引发了舆论的强烈讨伐,后来渐有声音通过网络匿名的方式浮出水面。匿名的正义显然打了折扣,结合此前指大学生在公共事务中有”道具化”倾向的声音,这一代大学生内心底里的”怕”成为了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时代周报:据你的观察,现在的大学生与你们那一代相比,是否更加不敢说话了?大学生集体沉默的社会背景和原因是什么,他们是否面临着比过去更为严密的控制环境?他们对体制的依附性是否在增强?

  何三畏(南方人物周刊主笔)

  青年就是未来,他们必须学会担当,这必须从现在开始训练,首先是对自己负责任,对自己有基本的诚实,在不会付出过多代价的情况下,按自己的良心指引行事,这是最低标准。可是,我们的青年甚至到了害怕承认自己看到的事实的地步,哪怕这是人命关天的基本事实。甚至愿意让度自己的思想的权利,把自己的话语权让媒体去”冠名”。这是基本不诚实,是对自己不负责。

  这实在令人伤感。这些青春的花朵不愿意开放。根据他们对气候的感觉,认为一旦开放将很不合时宜,他们宁愿在犹豫中枯萎。但这是不对的,青春是不应该委屈的。即便从利益考量,他们也错了。诚实才是一生的成长股和绩优股!甚至从眼前看,选择基本的诚实也是有利的,马上就会得分,赢得舆论的赞扬,即便在学校受到一点压力,也不会是能以承受,或不值得承受的。而这一切都是为未来的人生奠定更好的基础。可惜,他们听不懂这样的话,那两天我在微博上费了很大的劲鼓励他们,从道德也从利害的角度帮他们分析,但似乎没有人听进去。

  与此同时,有朋友认为我对他们过余苛求,甚至是道德要挟。可是,我认为这是基本的道德要求,是真正爱他们。有爱才有要求。如果这点立足于基本人格的要求也放弃,那就是放弃了对他们的希望。我爱青年,不把他们当政治儿童,希望他们人格独立。还有朋友批评我说,媒体将大学生”道具化”,大学生是弱势和懵懂的,为什么我只敲打后者。我说这同样是因为爱和希望。媒体知道它在做什么,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人格主体,不会为自己负责,它坚持什么反对什么,跟我的批评没有关系。但青年可以选择,青年也必须选择,所以我苦口婆心地向他们讲了三天,发了一百多条微博。

  我当然不认为青年的思想萎缩应该由他们负全责。社会应该为他们提供健康的成长氛围,而不是遮蔽和欺瞒,制造一个低等粗劣的人文环境。土壤被毒化,土壤也板结,杂草丛生,而园丁则良莠不分,选择性地浇灌败类和杂草,真正的花木被遮掩。社会是人生的接力场。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大学生,公开谈论民主和自由,相信和寄望未来,愿意为未来而吃苦。二十多年后,这一代人表现不佳,而他们的下一代的成长环境则更加严酷了。

  但是,最敏锐的东西还是在青年人身上。青年永远是时代的风向标。我们上面谈的,只是青年表现的一种,或者只有这种现象才被允许表现,所以看上去成了青年的主流。但实际上青春是无法扼压的。只要给他们阳光,他们就会灿烂;给他们风,他们就要扬帆。

  石扉客(南都周刊编委)

  现在大学生的精神状态并不令人乐观,他们介入公共生活、干预公共生活的勇气,他们在公共活动中的参与感和热情度,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正常。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期望太高,甚至高过对我们自己年轻时候的期望,所以会有落差。

  在我看来,他们不是生活在一个物质和信息匮乏的年代,我们是从那样一个年代过来的,这造成我们的精神残缺不全,我们有被打压的烙印,这种历史烙印在我们的记忆里,因此我们这一代注定不如他们健康。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经过那样的年代,他们拥有比我们这一代更宽松、自由,更有可能发育成健康人格的环境,让自己成为一个诚实、正直、富有责任感、正义感、不惧怕威胁、不屈从强权、不会被小利以诱之、敢于表达也善于表达的人,但这些品格没有像我们预想的出现在他们身上。

  但我们不应该把责任推卸在年轻人身上,如果让我们这些中年人或者比我们年纪还大的一些人也置身于现在的环境,可能比他们还要不堪。孩子们是没有责任的,责任在我们这些长了胡子的人身上,我们做得不够好,我们太犬儒。我们有这么多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么多大学教授、博导,但我没看见他们在公共生活当中表现出应有的勇气,至少我觉得还远远不够。

  现在学校一方面给出胡萝卜,提供奖学金、社团职位、留校机会、工作推荐;另一方面又给出大棒,学校可以处分你,可以给你设关卡,在你的档案里做手脚,甚至可以让学生机构监视你。表面上大学越来越自由,大学不包分配,学生对大学的依赖应该越来越少,但实际上,正因为现在找工作越来越难,所以学生会希望投靠在有资源的机构身上,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

  总体而言,我对他们还是比较有期望的,他们有三个地方比我们强:第一,他们没有经历过物质匮乏的年代,他们对贫困是没有恐惧感的;第二,他们没有经历过信息匮乏的年代,他们不用像我们看手抄本的东西;第三,他们对暴力是没有记忆的,他们没被打压过。虽然现在不乐观,但只要这个时代稍微撕开一点缝隙,他们还是要比我们强,因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时间表。

  笑蜀(南方周末首席评论员)

  如果做纵向的考察,现在的这一代大学生远不及我们那一代成熟,我们那一代又远不及民国那一代成熟。这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社会普遍的幼齿化,尤其表现在大学生的幼齿化,另一个是人的过度成熟,两者绑在了一起。”成熟”更多的是一种世故,而”幼齿”更多地表现为与公共生活和公共精神的隔膜,它们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现在的大学生很多都是独生子女,他们被过度保护,是整个家庭、甚至家族的宠儿,很多事都有人给他们打理,不需要自己操心,他们没有培养起一种独立的人格。而与家人宠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旦他们跨入社会,就会发现跟家庭的温暖、过度保护相比,社会是可怕的,社会是丛林状的。他们要面临比我们那时严酷得多的一种状态,社会给他们施加了就业压力、买房压力、结婚压力等等,这些压力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心理预期和心智成熟程度。我们这一代人的内心比现在的学生要强大,但是另一方面,我们面对的压力比现在小,我们迈向社会的时候不需要考虑那么多的社会压力。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健康程度肯定远远超过我读大学的那个时代,当然更超过现在。原来的社会上是有草和树的,草和树之间有各种各样的动物,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社会生态,但后来整个社会就已经沙漠化了,所有的草和树都已被砍掉,没什么生态可言。

  心智不成熟,对外力的依附就会更强,而外力对你控制的难度也就更小,学校对学生的控制也就更有效。民国时代要控制大学生是很困难的,像发生在河北大学这样的事情,要是在民国时代,校长早就被驱逐许多次了。那个时候的学生,有相当强大的自治、自理机制,校方没办法干预。

  大学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阵地,是防止”和平演变”的重镇,所以政府要进行政治控制。学校有一整套的党政体系、政工体系,对学生的控制比对社会的控制更严历,所有学生都在这个控制体系覆盖之下。这些学生本来就心智不成熟,当他们面对一个如此成熟而强大的控制体系时,二者就完全不对称了。因此,现代学生的公共关怀、公共参与的成本太高了,他们无法承受。

  不过,现在网络媒体比以前更多元,这是一个好的信号,但改变尚需要一个过程,要慢慢来,关键是生活方式的改变。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

  现在的校园管制越来越厉害,学生可能会想,自己不过是学校的一个过客,待了四年就走了,忍一下也就算了,所以学生一般都会选择沉默,这是很正常的。现在的大学生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完全不一样,我们那时候是不害怕这些的,整个社会的自由气氛很浓烈,但学运后有些收紧。

  现在高校的控制是双向的,如果学生听话就有好处,比如保研、出国;如果学生不听话,就会整你,给你处分,甚至开除你。大学生在网上尚能够自由表达,但是到了现实世界就会有许多顾虑,学校的高压比其他地方都要严格一些。

  学生对时政不关心,也是高压导致的,并不是真的不想关心。民国时期,政府没有多少经历来管学生,学生很自由,所以学生在公共事务中的参与度很高;国民政府时期,稍有一些控制,但自由度依然很大;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校园空气也还好;但是现在,让大学生去争取自己的权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他们很难团结起来,就算他们团结起来了,也很难操作,因为有很多信息员,有团委、党委、辅导员,他们很难有大的空间。其实,学生对时事还是想关心的,但是这种关心多是写在网上,或者在私下里讨论,很难到搬到公共层面。

  虽然说现在文凭很不值钱,但是因为现在学生的就业压力很大,学校可以利用学生的焦虑状态,控制学生,如果表现不好,就不给他写好的鉴定,那样学生就很难找到工作,所以学生不敢不服从。就业的紧张加剧了控制的力度,学生对学校的依附性变得更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