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法律与生活

他们曾是“留守儿童”,他们曾是随“民一代”父母进城寻梦的“无根儿童”。在他们身为“民一代”的父辈渐渐退出城市舞台的同时,他们陆续涌入大大小小的城市——在不属于他们的高楼大厦间寻梦。这是一个数以亿计、游离在城市边缘的庞大群体。他们的梦想与现实之间,有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在“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乡村”之间,越来越多的“民二代”偏离了人生航向,迷失在犯罪的丛林里。

一个“民二代”的城市生存图景

文/卞君瑜   

他们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人,也不是正宗的城市人。他们游离在城市社会的边缘,成为现实社会中的边缘人群。

留不住的根

梁峰(化名)现在是宁波市鄞州区一个玉制品工艺厂的车间工人,这个19岁的年轻人看上去有些忧郁,给人的印象是平时不喜欢与外人接触。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却隐藏着一个不堪回首的秘密——他曾有过一年半的牢狱生活。

梁峰的老家在河南新蔡县。梁峰说,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在广东打工,是如今人们口中典型的老一代农民工,而他在老家上学,因为没有人管,他根本读不进去书,上到初一就辍学回家了。然后,他跟父母到了广东,当时他也没有想那么多,以为到广东也可以找个工作,但是到了之后,才发现,因为他太小,根本没有人敢用他。本来父亲想把他送到什么地方再学个一技之长,但是他根本没有兴趣。在广东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他随母亲回了家。

母亲带他回家有两个打算。一是梁峰在城市里没有事干,天天在外面瞎跑,母亲怕他染了不良习气,做了什么坏事;二是在外打工多年的母亲知道,在城市打工,只是暂时的,将来终究还是得回老家来生活的,她想趁梁峰年轻的时候让他接触一下农村的生活,对农村人来说,庄稼活是本份,让他先学着干一些农活,以免将来把根给忘了。

但这是梁峰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他已经在城市里生活过了,而城乡之间的反差让他忽然对原来的生活轨道产生了一些厌恶,但那时候,他又别无选择。

刚回家的时候,母亲让梁峰下地干活儿,他根本不去,母亲赶也没有用。后来,母亲没有办法,就对他说,让你爸回来管教你。父亲是一个很严厉的人,他对梁峰的教育就是,一句话不投机,上去就打。梁峰害怕了。这个时候,邻村一个叫做小光的、比他大两岁的男孩要到宁波打工,梁峰从家里偷了500元钱,跟着小光来到了宁波。

那是2007年3月7日,梁峰记得很清楚,他来到宁波的时候,天还没有亮,整个城市还处于一片平静之中。

到了宁波,梁峰才发现,虽然城市到处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但是却没有他的一席之地。因为他一没有技术,二没有文化,要想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很不容易。最后,在宁波流浪了一个星期后,终于在别人的介绍下,梁峰找到了一份在饭店做服务员的工作。这个饭店在宁波的市中心,不大不小的,生意很不错。饭店虽然是一个小天地,但是却让梁峰大长见识。“有些人真是有钱啊,吃一顿饭花个千把块钱,眼连眨也不眨!”梁峰时不时在心底发出这样的感叹。

城市的“过客”

这种反差刺激了梁峰潜藏在心底的物欲,并随之慢慢发酵。

过了没有多长时间,一股想拥有一部手机的欲望将梁峰推向了深渊。梁峰说,那时,他忽然发现,几乎人人都有一部手机,就连常来饭店里收破烂的,也有一部手机。当时,一部手机最便宜的市场价也要上千元,而他口袋里却只有不到200元钱。想有一部手机的愿望如一只猫一样住在他的心中,将他的心给挠得痒痒的。

2007年4月的一天,梁峰下夜班回家,当时已是夜里11点多了,街上的行人渐渐少了。在通过开明街地下通道的时候,梁峰的眼前一亮。走在他前边的一个女子背了一个包,更重要的是,一边走一边在用手机打电话。梁峰说,那一瞬间,他什么也不想了,冲上去抓住那个女子的手机就跑,在跑的同时,又把那个女人的包给顺手抢在手里。打电话的女子当时一愣,上去抓住了梁峰,梁峰挣脱后,跑出了地下通道,女子一叫,被附近的巡防队员听到了,没有费多大工夫,就将梁峰抓住,扭送到了派出所。

宁波市海曙区法院经过审理,因为梁峰作案时还不满18岁,以抢劫罪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梁峰说,当看守所的大门关上的那一瞬间,他的心降到了冰点,他背上行囊,原本是到城市里来寻梦的,但在那一刻,他终于体会到了梦碎的滋味。

在浙江省少管所里,梁峰呆了一年多,在这期间,他学会了一门手艺。梁峰刚进少管所没有多久,记者随海曙区法院的法官去回访这些少年犯。梁峰当时的情绪很低落,他对记者说:“如果当初我不到宁波来,也就不会犯罪了!”

他被判刑后,不知为什么,家人一直没有来看他,他想让记者帮助他联系上他的家人,让他们来看看他。后来,记者想方设法和梁峰的家人取得了联系,梁峰的母亲赶到了宁波,这位母亲哭诉着她的不解:“这孩子在家很老实,到了城里咋就学坏了呢?”

2009年年初,梁峰走出了少管所。经过这一场磨难,他成熟了很多。在少管所里,他参加了法院组织的关爱妈妈活动,认了一个女律师做关爱妈妈。出来后,他并没有选择回家,而是重新留在了城市,他说他过不惯在农村的生活,他想在城市里打工赚钱。在关爱妈妈的帮助下,他找到了现在这份工作。刚开始,他害怕别人知道他的过去,后来他才发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这个城市虽然冷漠、残酷,但也是包容的——除了企业的主要领导外,别人几乎不知道,也不关心他的身份。

梁峰在企业里干活很卖力。他说他现在终于明白了,城市梦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实现的,做人还是现实些最好,有些东西不是自己的,“就想也不要去想”。他给自己在城市中的身份下了个定义,就是一个“过客”。

过去的那段经历,让梁峰认识了很多和他一样遭遇的年轻人,说句不好听的话叫做“狱友”。这些人和他一样,出来后,几乎都没有回到老家,而是散落在各个城市里,但大家还互相联系。而令梁峰感到黯然的是,前几天,他刚听说和他一起服刑的两个朋友,又在其他地方“犯事”进去了,“再进去判得就重了,现在他们已经是成年人了!”梁峰说。

游离,游离

梁峰说,经过这么多事,他算明白了,现在不管是叫他们新生代农民工也好,还是“民二代”也好,一定要明白自己所处的位置。其实大家到城市里,猛然换了一个环境,并且是一个光怪陆离的环境,如果把握不住,就可能“一下子栽倒在地了”。所以,对于像他这样的人来讲,遇到什么事,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不然后悔就迟了。

记者问他怎么看待现在的身份,他说他明白,他现在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人,也不是正宗的城市人。即使工作、生活在这个城市,他们的根仍不在这个城市,而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是现实社会的一个边缘阶层。

梁峰称,据他观察,他周围有很多和他一样的人,即使在城市里找不到好的工作,他们也不会返回家乡,而是继续在城市寻找机会。他们既游离于农村社会体系之外,也游离于城市社会体系之外,“很容易成为社会游民”,如果稍有不慎,就会误入歧途。为此,他感到很担心。

梁峰打工的企业老板对梁峰评价很好,说这个小伙子,虽然以前走过弯路,但是现在让人很放心。老板说了这样的一件事,去年8月份,厂里有两个工人因为小事发生了纠纷,最后殴斗,梁峰在现场,就远远地躲开了。通过这件事,让大家对梁峰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梁峰还对记者说,一次他上街,看到一个小偷在偷一个工地上的东西,就上去对那个小偷说,兄弟,还是好好做人吧,这样做不好。那个小偷骂他多管闲事,梁峰说,如果你不想像我一样,你就做吧,我在里面蹲了一年半,你想体验一下,就去吧。那个小偷听了这话,就自己离开了。梁峰说,他当时看到那个小偷,就想起了自己。那个小偷从年纪上来看也不大,如果就这样下去,“肯定一辈子就毁了”。

谈起以后的打算,梁峰说,先这样做着,然后再找机会,如果有机会了,就多赚些钱,没有机会,就挣些死工资。而他从出来到现在,已经三年没有回家了,他说他没有脸面回家,等将来赚到钱了,再回家去看看。

在19岁的梁峰看来,这个城市里的机会就像在街角巷尾飘过的那缕清风一样,无处不在,虽然大多时候,当你为它驻足时,它却不知所踪。

迷失,在城市的边缘

特约记者/毛空军

笔者采访的近20名“民二代”服刑人员,没有一人谈到自己的法律观念淡薄。受“发大财”、一夜暴富、仇视富人等心理驱使,他们中的很多人迷失了自我。

追梦人

和大多与自己同龄、梦想着衣锦还乡的人一样,孙理想(化名)绝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在监狱里,回首自己6年来在城市里的迷失岁月——尽管现在,他仍只有24岁。

孙理想的老家是河南省濮阳市濮阳县的一个农村。家里说穷不穷,说富不富,除了曾当过小学老师的父亲的退休金外,每年还有3000多元土地承包给别人的收入。地。初中毕业后,孙理想不想继续上学了,便帮着父亲在家种

2004年2月,他来到北京海淀区大钟寺市场打工,给一个小肉店的老板干活,每月工资600块钱。他在之后又辗转几个地方,工资都没有什么变化。
2006年1月,嫌在北京挣钱太少的孙理想返回老家,但两个月后,他便呆不住了。朋友王云回家探亲,孙理想见王云西装革履,提着大包小包,非常羡慕,觉得王云发财了,可自己出去打工干了两年没有挣到钱,却灰溜溜地返回了老家。

在一次叙旧的酒桌上,王云告诉他,自己在北京干保安,每月工资1500元,吃住免费。孙理想的心又活了,想跟随王云一起打工,两人一拍即合。

2006年3月,他们一同来到北京,一星期后经王云引荐,孙理想如愿以偿当上了保安。2007年年底,他思念自己的父母亲,给父母亲买了200多元钱的营养品,又带了1000多元钱作为路费和花销,踏上回家的路程。

这次探亲,孙理想并没有给父母留一分钱,那1000多元钱除了留下路费外,其余的都花在和朋友一起喝酒上了。

而自打工到被捕,孙理想一直没有向家里汇过一分钱,“家里也从来没有向我要过钱”,他说。

孙理想详细罗列了他在北京打工期间的花销账目,平常抽红梅牌香烟4元一包,每月150元;到外面喝酒吃饭每月300元左右;每月网费300元左右,最后“剩不下几个钱”。

孙理想当保安半年之后,迷上了上网吧与网友聊天。他和笔者谈起上网时,异常兴奋:“有时一天上两个小时,有时一天上个通宵,结交了许多女网友。”

孙理想确认对方是女网友的方式是通过视频,他得意地说这些女网友和自己年龄差不多,但遗憾的是,没有一个成为他现实生活中的女朋友。

至于聊天的内容,他只用一句话概括,“聊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随着上网聊天次数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长,孙理想打算自己买一台电脑,这样随时可以上网聊天。

当他把攒钱买电脑的想法告诉王云时,王云说:“咱们广场里有许多屋子,都配有电脑,顺手牵羊弄几台不就行了嘛?我朋友也想整一台,明天正好周末,许多屋子没人,咱们去寻摸一下,顺两台回来就行。”

第二天,两人穿着保安服,东转转西溜溜。孙理想发现了目标:那是一间新世界购物广场办公室,办公桌上有两台苹果笔记本电脑,正在充电。两人把插头拔掉,拿着电脑准备离开时,孙理想在出门前回头突然发现,屋子墙角上方有个摄像头,在门后的小桌子上放着一个7英寸电视大小的接收器(显示器),孙理想连接收器一起拿走了,他自以为没有这个接收器,摄像头就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

他没有想到,他的盗窃行为早在他们取走显示器之前已经全部储存在显示器中,况且购物广场已安装了许多摄像头,对此一清二楚。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不费吹灰之力便将两人抓获归案。

由于孙理想犯盗窃罪,被判有期徒刑2年,王云是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2010年4月2日,是孙理想刑满释放的日子。谈到释放后的出路和未来时,他踌躇满志:“释放后我哪儿也不去,还要在北京找工作打拼。因为我在北京跌倒,就要在这里爬起来,我要拾起我的创业梦和城市梦。别人说我们来京打工是为了拥有发财梦和城市梦,我举双手赞成。我个人认为,我干上了保安就是已经拥有了发财梦和城市梦,尽管是昙花一现,但我毕竟曾经拥有或者实现过。我不怨天尤人,我依然是那句话,我美好的未来不是梦!”

孙理想在监狱里,养成了看报纸的习惯,他提到了今年年初中央一号文件里首次提出的“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也从电视、报纸、杂志上看到在今年
“两会”上,代表和委员们将目光聚集到“我们这个群体身上”,因此,他说自己“满怀信心”,并又一次引用了一句歌词,“彩虹(阳光)总是出现在风雨后”。

我要的自由呢

柳平(化名),1 9 9 0年1月出生,初中二年级文化,家住甘肃省盐官镇的一个农村。家中有5口人,以种地为生。

柳平初中没有毕业就不想念书了,想来北京打工。但其曾经学习成绩相当不错,尽管常常打架逃学,成绩仍在全年级名列前茅。至于每次考第一的原因,他解释为老师上课无非是讲点方法,其他的自己都会,照着课本例题做就行了,至于课外题,买点书看就会做。

在2006年年初,16岁的他毅然决然地辍学来京打工。谈到来北京打工的目的,一是不想让家里、学校管教,希望能自由自在地生活;二是想挣钱——家乡比较贫困。

打工的地方是北京市大兴区旧宫边上的一家服装厂,干做衣服的活,月工资900元,包吃住,确实比较自由。柳平每月自己挣钱自己花,从未向家里汇过一分钱。他平时喜欢上网,花在网吧里的钱每月大概400元。如果厂里没有活干,他会一整天都泡在网吧里。在网上他交了一个很漂亮的女朋友,并给她花了
4000多元钱买了一条金项链,但恋爱谈了不到一年,他就犯了罪。

柳平认为自己第一次犯罪是因为年龄小,怕苦怕累。他被4名年长的人拉下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连续在大兴旧宫附近,入室盗窃8起,专门盗窃钱和手机,被捕后被判刑一年。

他在大兴看守所服刑不到半年,又被送到河北省衡水市监狱服刑。

2009年2月释放后,柳平回到了老家,结果呆了两个月,觉得在老家“太没意思”了。“干”呆着没有事干,乡邻又冷眼相看,自己心里也挺惆怅的,他自然而然又思念起北京来,觉得老家和北京相比有天壤之别。横下一条心,柳平简单收拾了一下自己的东西,又像小鸟一样飞回北京。

第二次来京打工,他在昌平区的一个大排档里当服务生,工资每个月1100元钱,管吃管住。但活很累,时间又长。从早晨6点起床后,就由老板开着两节车厢的面包车,拉着他去早市采买大排档做客饭用的食材。他负责搬运东西,由于买的东西太多,光搬就得花1个小时。

回到大排档卸下东西后,还不能闲着,柳平得负责摆228张桌子,每张桌子配4把椅子,累得他够呛。

谈到重新犯罪时,柳平说得非常轻松:“2009年5月14日下午,快吃晚饭的时候,我回到了我住的昌平区回龙观。我住在二楼,当我准备用钥匙打开我的房门时,却看到了隔壁的门开着,我就收起了我的钥匙,进了屋子里。一进门我就看到了屋子里有一把椅子,一个黑皮包就放在椅子上,我把黑皮包拿起来就走,屋子里的其他东西我也没有顾得上拿。也没进自己屋子,而是找了一个僻静地方打开了黑皮包,里面光有一部诺基亚手机,价值1300元。我把手机装起来,把皮包扔到了垃圾桶里。被盗的人,在我走后不久就报案了。由于我住在隔壁,警察连我一块带走了。我到了派出所就承认了,然后被判刑。这次被判有期徒刑一年,时间是2009年5月14日至2010年5月13日。”

两次进城,两次入狱,柳平说他悟出了一个道理:在大城市里,如果没有文化,又和他一样一点苦也吃不了,是挣不了钱的。

同笔者谈起他年纪轻轻就有过两次入狱的经历时,柳平坦言以前没有想过,现在有点后悔。村里的初中同学,有的学习成绩和自己相比差远啦,但是他们考上了大学。“真的很后悔”,柳平又重复了一次。

谈到释放后的打算时,柳平说他想上技校,因为老家的人已经在兰州市给他找了一所技校,等上完学,有了知识,他还要来北京打工。他相信,那时候自己的年龄大了,懂的事也多了,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做事乱来,不考虑后果。

当笔者告诉柳平,自己采访了近20名新生代农民工服刑人员,没有一名服刑人员谈到自己的法律观念淡薄时,柳平沉思了一下说,自己不是不懂法,也知道该干啥不该干啥。第一次犯罪的原因是年纪小,怕苦怕累;而再次犯罪时,却存有侥幸心理,看见别人的财物就心痒,想据为己有。

他想规劝和自己一样来城市打工的同龄人,“不要见到认识的人干某些犯罪活动来钱快,就去效仿,要正确认识自我,当一个人被发财的欲望、一夜暴富的欲望、仇视富人的心理驾驭后,很容易迷失自我,走上不归路。”

5月13日,是柳平重新获得自由的日子,自由是他曾经对城市生活一个最原始的诠释,但却屡屡与它擦肩而过,柳平相信,20岁之后的路还很长,自己不会再次错过。

(本文作者为北京市某监狱的管教民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