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与毛泽东

 
    1936年,年仅24岁的邓拓就完成了第一部《中国救荒史》(署名“邓云特”),被列入商务印书馆著名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中。他曾二度入狱,在国民党的黑牢里磨砺人生。他在26岁那年就当上《晋察冀日报》总编辑,转战抗日根据地,开始“毛锥十载写纵横” 的书生办报生涯。他37岁成为《人民日报》总编辑,“笔走龙蛇二十年”,成为中共党报史上最出色、最富有个人魅力的人物之一。
他才华横溢,对自己的信仰坚定不移,不是那种热衷功名利禄之徒,由于《三家村》杂文受到铺天盖地的大批判,和他不幸的结局,他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了新闻界。

他一生最为人称道的是他1960年代初针砭时弊的那些杂文,虽然没有直截了当地对当时的政策提出批评,更没有质疑一个乌托邦之梦的合理性,但他身上的平民情怀、书生意气还是使他口无遮拦,说出了许多真话。“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这位中心耿耿的党内秀才注定了为自己的议论付出生命的代价。

从1942年提出“毛泽东主义”、1944年主编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到1966年自杀前夕留下的遗书中,邓拓依然袒露自己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他一生追随毛泽东,至死不改。但这不表明他对毛的认识始终如一,没有变化,从50年代私下说“伴君如伴虎”、批评毛“翻手为云”到60年代写下《专治“健忘症”》等一系列杂文,实际上他从1950年代中期以后就逐渐看透了毛泽东。遗憾的是,他最终没有超越时代给予他的局限,没有超越忠君情结,他的心灵没有能在党文化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只落得自杀的下场。

1942年7月1日,邓拓在《晋察冀日报》发表亲自执笔的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他称赞毛泽东是“杰出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伟大理论家”,“毛泽东主义”的思想方法、政治科学理论、军事科学理论等作了全面的概括。“毛泽东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最早说法,这无疑是中共历史上最早系统阐述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献之一。作为一个虔诚的共产党人,邓拓此时对毛泽东、对毛泽东主义的信仰、膜拜、赞美都是由衷的,发自内心的,不打一点折扣的。
王若水说,“邓拓曾在延安时代提出过‘毛泽东主义’的概念,那时也有别人这样说,但被毛否定了。” 但“毛泽东主义”无疑为不久后出笼的“毛泽东思想”作了理论上的预热。
1944年5月,邓拓在骡背上办报的极为艰苦的抗战环境下,主持编辑出版了第一部五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在《编者的话》中,他以我们熟悉的这种“革命语言”、充满深情的说: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人阶级,中国革命的人民,在长期曲折复杂的斗争中,终于找到了天才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近三十年在各种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完全精通马列主义战略战术的、对于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他真正掌握了科学的马列主义的原理原则,使之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使马列主义中国化。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要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全党同志必须彻底的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邓拓文集》第二卷220 页,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
这套最早的毛选是晋察冀日报社出版的。这个时期,他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信徒,是中共得心应手的工具,他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敬仰是由衷的、发自肺腑的。他主编的《晋察冀日报》,为普及毛泽东思想、强化边区的意识形态控制筚路蓝缕,立下了汗马功劳,以一介书生而受到毛泽东的赏识不是偶然的。

1949年以后,邓拓主持极为重要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8年半,和毛泽东有过一段蜜月时期,特别是1956年春天中共“八大”前夕。据王若水回忆:

“这一时期,邓拓很受信任。他曾被提名为八大的中央委员,因为以《人民日报》重要地位,总编辑是应该有这个位置的。但是他表示谦让,说这个位置应当留给别人。有一个时期,还传说邓拓要去给毛主席当秘书,也被他谢绝了。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当时邓拓私下说了一句:‘伴君如伴虎。’

但中共中央还是决定让邓拓列席政治局会议,以便多了解中央精神,及时在报纸上宣传贯彻。”(《新发现的毛泽东》下册,明报出版社2002年版,522页)

可惜好景不长,当1957年初,当后来被誉为“阳谋”的鸣放运动起来后,邓拓主持的《人民日报》阻止报社一些人卷入鸣放的浪潮,还发表了不赞同鸣放的文章。毛泽东很恼火,1957年4月10日,在中南海召见了《人民日报》的编委,“邓拓汇报。毛多次插话批评,口气很重。”“过去我说你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527毛当面批评《人民日报》的几个副总编辑为什么不起来造邓拓的反。甚至有意让当时只有30岁的王若水当总编辑。毛甚至劈头盖脸痛骂邓拓,“我看你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要是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邓拓提出辞职,表示早有此意,完全诚心诚意。毛打断他:“我就不相信你那么诚心诚意!你只知道汽车进、汽车出,养尊处优。”
(《新发现的毛泽东》下册,529页)

邓拓离开《人民日报》后,有一次王若水和一个同事去看他,“谈到1957年被批评的事,他仍然耿耿于怀,激动地说:‘将来历史一定会做结论的!’”
(《新发现的毛泽东》下册,541页)

邓拓个人因此而扼了骂,并从此逐渐失去毛的信任,乃至只能离开《人民日报》。他自己并不感到后悔,“反右”之后,“邓拓曾私下说,幸亏《人民日报》当时‘按兵不动’,不然,还不知道报社有多少人犯错误、被打成右派呢。”(《新发现的毛泽东》下册,540页)

即使在这次中南海挨骂之后,1957年5月,邓拓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杂文《废弃“庸人政治”》,开篇即说:

“看到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我突然领悟了一个道理,这就是唐朝的陆象先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确,我们有的同志,不知道为什么,天天忙忙碌碌,做出一些大可不必做的事情。他们不管对什么都不肯放手,都要抓,而且抓得死死地。”

他指出,“凡是凭着主观愿望,追求表面好看,贪大喜功,缺乏实际效果的政治活动,在实质上都可以说是‘庸人政治’。”

接着,他引用陆游的诗句“庸医司性命,俗子议文章。”将“庸人政治”与误人的庸医、相提并论,批评“那些天天怕出乱子,天天喊叫‘放不得’的人”是“庸人自扰”、“瞎操心”。(《邓拓全集》第三卷,568、568—569、570页)

曾彦修感慨“邓拓竟把无条件的‘天王圣明’政治,叫作‘庸人政治’”,“在他看来,一切主观主义,不可一世的夸大奇才,其实不过是真正的庸人而已。”(《邓拓文集》第三卷,486页)矛头所指应该是很清晰的,毛泽东看到这样的文章会高兴吗?难怪此文一发表,邓拓就被迫向胡乔木作了检讨。他在遗书中还专门提及此事。

对毛泽东,他内心深处并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邓拓也是最早看透毛的少数党内干部之一。他有一次邀请胡绩伟去潭柘寺散心时说毛这个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自己讲过的话,可以翻脸不认账’。”(《新发现的毛泽东》下册,540—541页)

1957年底,毛泽东将吴冷西从新华社调到《人民日报》任总编辑,邓拓改任社长,实际上是靠边站,不让他管事了。不久(1958年8月),他就告别工作多年的《人民日报》,去了北京市委。1959年2月,在报社为他举办的欢送会上,他当场吟诵了《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一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这首诗到了“文革”初被上纲上线,进行批判。邓拓为此在遗书中还要孜孜进行辩解。王若水晚年回忆,“文革”之初,陈伯达进驻《人民日报》后曾找他谈话,给予“鼓励”,也有是意要他揭发邓拓——

“我的内心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长时间内,我隐隐感到邓拓那首《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的诗流露了一种不满的情绪。批判‘三家村’时,报社有些大字报提到了这首诗对报社人员的影响,但没有提到这一点,大概他们没有看出来。邓拓对我很好,我不忍揭露他。但是我又觉得,这是对毛主席的不忠诚,是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关怀,为此又谴责自己没有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终于,我写了一个材料交了上去。不久,《红旗》杂志的林杰在一篇文章里引了这首诗。我听说毛看到后很震惊。1957年他批评《人民日报》编委会不起来造邓拓的反,想不到报社的人居然还和邓拓‘风雨同舟’!

今天谈到这件事,我的内心是很负疚的。当时我也负疚,但负疚的不是揭发这个行动;恰恰相反,我悔恨自己的动摇和对毛的不忠,因为循于私情而迟迟不揭发。尽管这样,我还是没有揭发邓拓说的那句‘将来历史一定会做结论的’
!”(《新发现的毛泽东》下册,561—562页)

从1961年3月9日到1962年9月2日,邓拓在短短一年半中就在《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专栏,发表了152篇杂文。从1961年到1964年,他还在自己主编的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开辟“三家村札记”专栏,与吴晗、廖沫沙合作以“吴南星”的笔名发表杂文随笔,其中他写了大约18篇。这些杂文都是在“大跃进”之后、饿死几千万人的大背景下发表的,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当时的社会弊病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虽是借古讽今,却遮掩不住批判的锋芒。

《“伟大的空话”》批评将“伟大的空话”普遍化,到处搬弄,并信手引用了邻居孩子一首通篇空话的《野草颂》:

“老天是我们的父亲,

  大地是我们的母亲,

太阳是我们的保姆,

东风是我们的恩人,

西风是我们的敌人。……”

他很担忧孩子成天写这类东西,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邓拓文集》第三卷,498页)

《专治“健忘症”》指出,得了“健忘症”的人“常常表现出自食其言和言而无信,甚至于使人怀疑他是否装疯卖傻,不堪信任。”并从古代医书上抄录了两个特效药方。(《邓拓文集》第三卷,511页)

……

    就是这些文章把他送上了“文革”的祭坛,假如他不选择自杀,他的结局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在没有言论自由,人权没有保障的前现代制度下,他注定了要为这些文章付出沉重的代价。他在遗书中还在不厌其烦地做着辩解,辩解实际上主要是围绕着有没有影射毛泽东这个主题展开的。
“……我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出现,确实同当时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背景有关系的。大家都熟悉的“单干风”、“翻案风”,我就不说了。
……例如,大家强烈谴责,认为是最恶毒攻击党的《伟大的空话》。我完全没有把那个孩子的诗和毛主席关于东风压倒西风的英明论断联系起来。主席对于世界形势的这一精辟论断,我在各种讲话和文章中有二十多次加以阐述,有历次稿件可查。事实上,那个孩子的诗,并不是以阐明东风压倒西风为主题的,我当时正听到一个政治工作会议的传达,脑子里只考虑到政治宣传方面如何克服标语口号式的作品,要求更具体更生动,联系活思想、活材料,做到有血有肉。但是,因为是杂文,句子总想俏皮些,带点刺儿,这是出乱子的劣根之所在。
又如《专治“健忘症”》。我是根据两封读者来信(是从晚报编辑部转来的,应该查得到)写的。其中症状的叙述便是概括来信人说明的情况,有一个说他常常受到别人的责备,非常痛苦。为什么要提到巫医呢?我认为像卜卦、算命一样,让读者知道有这种骗人的把戏,就不会上当。……
再如,《说大话的故事》、《一个鸡蛋的家当》和《两则外国寓言》,意思很明显,不应该引起误解。《说大话的故事》是听见当时又有的地方弄虚作假、谎报情况而写的。《一个鸡蛋的家当》是针对当时有些社队又出现搞投机买卖和进行剥削的行为而写的,文字表达的意思比后一篇更为明显。《两则外国寓言》写在苏修二十二大之后,所讲的竞技人的吹牛和山雀的夸口,显然是把“古巴事件”以来赫鲁晓夫之流的嘴脸,比做“在西方贵族老爷及其子孙们的交际场合中司空见惯”的一样。……
文章的含意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邓拓文集》第五册,428—429页)
    邓拓的辩解注定是无效的,这一点他自己也很清楚,所以他在写完这些辩解之后,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邓拓在‘文革’初期受到批判,说他的杂文‘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文革’结束,给邓拓平反,又有人写文章说邓拓是衷心拥护毛主席的,他的杂文没有讽刺伟大领袖的意思。其实,《专治健忘症》,确实是暗指毛泽东的,健忘不要紧,但别人指出后却不认账,还要别人承担责任,这就可怕了。邓拓这篇杂文后来被中宣部内参《思想动向》转载,未加任何评论,可是这就够了,毛是绝不允许有人这样讽刺他的。”(《新发现的毛泽东》,531页)
实际上,包括《“伟大的空话”》、《专治“健忘症”》在内的许多杂文中,邓拓以隐晦曲折的形式对浮夸风、乌托邦空想主义等进行讽刺,乃至是不无尖锐的批评。但这并表明他已经最终摆脱毛泽东思想的束缚,彻底告别对毛泽东的膜拜、仰视、愚忠心态。在写下这些杂文之前不久,他在《政治学习》1960年第一期发表过《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胜利的保证》,在《前线》1960年第二十期发表过根据一次讲话整理的《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上贯彻实现毛泽东思想》等文章。自始至终,他都笼罩在毛泽东的巨大阴影之下,他的不满、他内心的真实看法,除了私下偷偷表露一点,再多也只能通过含沙射影、含蓄隐蔽的方式,在旧体诗和杂文中有所传达。而这一切无疑都是大逆不道的。“文章满纸书生累”,他的命运也因此只能以悲剧收场。

1966年5月17日深夜,面对铺天盖地的大批判,面对“叛徒”的罪名,54岁的邓拓在写完遗书以后,在他生命的盛年永远放下了那支写过《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笔。
他在留给彭真、刘仁及北京市委的遗书中他写道:

   “……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邓拓文集》第五卷,427—428页)  
在遗书的最后他说: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邓拓文集》第五卷,432—433卷)
这是否是邓拓的真心话已经并不重要,他曾谢绝出任毛泽东的秘书,私下还说过“伴君如伴虎”的话;在遭到毛泽东当面责骂之后,他也没有心服,留下了“将来历史一定会做结论的”这样的话;他在胡绩伟面前指责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一切都表明他对毛泽东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不是一直糊涂。如果缺乏这样的认识,他就不可能写出那些有光彩的杂文,从《废弃“庸人政治”》到《专治“健忘症”》,哪怕他以如此曲折隐晦的方式批评毛泽东,也是冒着相当风险的,这一点以他在中共党内的历练,他不可能不知道,但他还是这样说了。从一点看,邓拓是有一定勇气的,只是不幸误入“革命的歧途”,加入了这个不能批评、容不得任何不同意见的政治集团,他命运的悲剧才不可逆转。

作为一个虔诚的共产党人,他的信仰、经历都使他很难最终挣脱精神枷锁,他在遗书中还是要违心地高呼“我们敬爱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之类的口号。并在写给妻子丁一岚的遗书中,恳切地盼望受他牵连、已离他而去的家人“永远做党的好儿女,做毛主席的好学生,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革命到底,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

十三年后(1979年),“文革”的神话已破灭,毛泽东从神坛上开始走下来,当丁一岚读到他的遗书,不知又有什么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