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文初:历史教科书让我们丧失了什么?

 首先想谈谈历史观,谈谈我个人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及历史进程进行分析的基本框架。为什么?如果不先把这个框架略作陈述的话,同学们在接触我观点的时候,就有可能产生偏差或误解,甚至会产生对抗、愤怒情绪,这一点我深深知道。所以我要先交代我的史观,先谈谈我是怎么看待历史的。在此基础上,大家才有可能“同情地了解”,你们对我的一些观点可能不同意,但至少可以理解为什么,会觉得“哦,原来邓文初是这么思考问题的”。这样的话,我们之间就可以避免误解。

  先谈谈我的史观,当然我是从最简单、从个人的生活经历谈起。在昨天晚上的《思想与社会》这门课上,我也讲到这个问题。我说到“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我更多的是看重平常人对历史的看法,而不太看重学者们对历史的看法。”当然,对中国整个的思想界我都是这个观点,我不太看重中国学术界和这些学者们对思想和社会的观察,而更多地看重老百姓,看重平常人对社会的观察与思考。因为平常人他有一种常人之心,有一种我一直强调的常识、常情和常理;而学者们往往丧失了常识常理常情,变成了观念人,社会学理论里的观念人。就是说,他没有生活方面的经验,完全是学校里培养出来的知识人,完全是用文字堆积成的抽象的人。他没有直接的生活经验,没有对这个社会切入骨髓的情感体验,有的只是知识的积累,是概念的推断,他的个人生命并没有投入到知识中间去,知识与生命打成两截。这样的人做出来的学问,按照我的说法,就是“没有人性”的学问,就是纯粹的文字堆积而已。所以我不太相信那些所谓学者们的说法,而更看重老百姓、看重我们常人(包括我们的同学们)心中所想的、口中所说的、笔下所写到的东西。所以,我会更多地针对同学们的问题,针对社会上普通人的问题展开我的思考。我是在应对和思考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形成我自己的一些想法的。

  我首先要谈的是我近段时间的遭遇。大概从2008年开始,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左派、新左派,民粹主义者发动了几轮对我个人的攻击,很多同学与老师为我感到担心,我感谢他们,不过大不必为我担心,我很平静。我更多地是把这种“攻击”当作一种对话,不管他是谩骂还是正儿八经的学术探讨。我把这些都看成是这个社会中的一部分人的思考与情感表达,从中我可以捕捉到我们社会中某种潜在的思考方法和表达模式。比如4月份那次关于“毛泽东历史功绩与评价方法”的讲座,也就是后来被他们称作“反毛讲座”。这场讲座当中有几位同学,包括一位在场的内蒙古的检察官,当场提出了好几个问题,虽然有些问题看起来很荒谬,但是我觉得这几个问题很重要。第一个问题是石油大学的一个研究生提出的,他说“就算没有毛泽东,也会有李泽东,没有李泽东也有江泽东,陈泽东,邓泽东什么的。”这个观点他是不假思索地说出来的,因为是不假思索,所以我认为他这种观点背后是有一种很深很深的思想背景在里面的,只是他自己不知道,甚至我们听的同学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说出这种观点来?他的观点到底有没有合理性?假如没有合理性的话,它又错在什么地方?假如说它是错的话,它又来源于什么地方?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几个问题,我有几篇文章就这些问题进行展开(参见《关于毛泽东》的几篇文章)。还有一个观点是:我当时举出毛泽东在井冈山整肃AB 团时杀了多少人,大饥荒时饿死了三千万五、六百万人等数字,然后那位同学说:“那算什么呢?斯大林也杀人。斯大林杀的人比毛泽东还多。”这个骇人听闻的观点也是很多新左派替毛泽东的辩护词。他的言下之意是:“虽然毛泽东残忍,但还有比他更残忍的斯大林在,所以毛泽东是可以原谅的”。这种观点它到底错在哪个地方?它到底来源于什么样的思想背景?这些问题我们同学可能没想过,但是作为一个历史教师,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必须思考。一位在我们学校参加培训的内蒙古检察官提了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应该说是很有挑战性的。他说:“我想向在座的诸位同学们提一个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假如你是毛泽东,你会怎么办?”他没有把自己的结论陈述出来,而仅仅是提出了一个问题,但是我知道他的潜在答案。所以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假如你是毛泽东》来回应他,这篇文章在网上找得到。这是讲座当场留下的问题,这些问题我认为对我们理论界,对历史学界构成了某种程度的挑战,虽然很多历史学家会觉得这样的问题不值得回应,但我认为无法回避。

  除了当场的三个问题,在网上后来出现了更多问题,这些问题我先简单地列出来。其中有一个说法应该说影响很大。八月份共识网的创办人周志兴先生到上海,有一个学界的小型座谈。其中一位说了这么一段话——原文是这样的:

  浙江瑞安驻沪商会会长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少壮派,仪容整齐,红光焕发,一看就是成功商士。席间,他惟一一次发言是评毛:“我认为,毛泽东首先是个伟人,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后来的邓小平,当然也就没有我今天的从商机会与事业。”“没有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怎么会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参见裴毅然:聚会·思想·政改—记沪上一次学人聚会))

  我看到这种观点时大吃一惊:原来还有这么思考的!这个社会上是不是有更多人也是这么思考的呢?其实不仅这个商会会长这么说,就我所接触到的,作家张贤亮在《小说中国》中很早就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张贤亮这个人还是在毛泽东时代遭受了重大创伤的一个作家,他是一个右派,但他却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来。所以我觉得这不是某个人一时的思维短路,而具有某种普遍性。这样的说法引起我的思考:它来源于什么地方?为什么会有这种荒唐的说法?它错在什么地方?……

  还有我们学校一位挺有思想的同学(我其实是很欣赏这位同学的才气的),他在批评我们讲座时写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在幼年时期难道不允许它犯错误吗?你能要求一个幼儿像成人一样思考和行动,一点错误不犯吗?你看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就成熟了,所以它壮大了、成功了……。当然这个观点似乎来自一部著名的作品,叫做《AB团肃反与福田事变始末》。但这样的说法最初又可以直接追溯至毛泽东本人。尽管我是很欣赏这位同学的才气,但是对于他这个观点我是不赞成的。

  还有一个也是我昨天晚上提到过的观点,这个观点是我的一个朋友提出来的。他不是一个学者,但是对历史问题很关注,看了不少书,尤其是人物传记,所以他在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说了一些看法。他的这些看法我认为也可以代表我们老百姓,而且是有思想的老百姓的一些基本历史观点。其中有一个观点是,他评价湖南历史上的一些英烈,像唐才常、陈天华、禹之谟、谭嗣同等等,说虽然说从道德上、从人格上我很佩服这些人,但是他们就这么死了,值得吗?其实他们那么年轻,那么有后劲,那么有积累,他们本来能干出更大的事业,但是他们却以卵击石,把自己的生命就这么耗掉了,他们不应该这样的。那他们应该怎么样呢?应该像蔡锷、毛泽东一样,打不赢就走,打得赢就打,保存实力,然后,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样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赢得个人的成功,赢得你对政权的掌握。这是他的观点,其实也是很多普通人思考问题的方法。他们在琢磨着:当面对强大的势力时,我们值不值得这么耗进去?我那位朋友还劝我说:你是学历史的,你应该知道历史的规律,历史的规律就是物极必反,任何一种力量到了最强盛的时候就会走向衰败,在它最强盛的时候你是不应该去对抗它的,应该回避,回避它最强的攻势,等它下降到时候,大家一起来,墙倒众人推……

  这是这段时间里我所接触到的普通人对历史的想法,这些想法对我的思想构成了一种重大的冲击,一种“激活”。他们提出来的很多东西是我们平时不会关注也不会去思考的,但我认为正是这些“习以为常“的说法中内涵着这个时代的历史观,它比书本上、学者们的历史观更真实,更重要。因为它是人们内心的真正想法。所以我愿意针对这些问题展开我的思考。

  先表明我自己的观点。我认为这些历史观都是错误的,没有一条是经得起考验的。当然我的目的不是否定、批判,而是要对它们做一个学术的分析。我第一个问题是:这些观念是怎么来的?这些不假思索说出来的观念看来是我们自己的想法,但实际上,这些观念是我们建国以来六十多年历史教育的结果,是历史教科书慢慢培养出来的思想。也就是说,很多观点表面上看起来是我们自己口中说出来的,但是一思考就会发现,它不是出自我们自己的思想,而是出自历史教科书。所以我们首先必须对历史教科书进行清理,对六十年来我们的主流的、正统的历史观进行清理。我将在两个层面上展开这个问题:第一部分,历史教科书到底教会了我们什么?第二部分,历史教科书让我们丧失了什么?

  第一部分:历史教科书教会了我们什么?

  这个问题应该说比较容易解决。为什么这么说?大家把历史教科书拿到手里一看,它都有哪些章节,每个章节讲了些什么,包括我们说的历史的客观规律也好,历史的必然性也好,这些东西我们一看就知道的。历史教科书说了什么东西,传授了什么知识,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比如高校必修课《中国近代史纲要》这样一本书,就是我所说的“伪历史”——打着历史的幌子传授非历史的东西。其实它自己也承认自己不是历史,你们看它封面上写的,叫做“政治思想理论课程”。“窥一斑而知全豹”,从这里所谓的“纲要”我们就可以得知,中国的教育体系已经没有了真正的历史教育,有的只是伪历史。从小学开始到大学,甚至到研究生,我们所开的全部历史课没有一门课是真正的历史课,都是思想政治教育课(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教育乃是人文的熏陶,而不是纯知识的传授与记忆,如此,历史专业的历史教育都需要认真反思)。当然,这些所谓的“历史教科书”多少需要传授了一些历史知识(挂羊头卖狗肉),这些所谓的历史知识有经过严格“筛选 ”,有些是明显被篡改与被歪曲的,这些我没有精力对它进行一一批驳,也不值得认真对待。但回过头来看,仅从知识层面说,这个问题不是太大,因为任何的历史教科书都会有所选择,在叙述上有所侧重与偏好,在历史知识的选择上会有“选择性失明”(但稍微有些史德者绝不是歪曲事实)。尽管许多的历史知识被遮蔽掉了,但它至少有一部分是真实的。10%的历史真实是知识,50%、100%的真实也是知识,有知识总是好过没知识。所以,我并不太纠结这种历史事实问题。

  重要的是史观,是历史教科书强行灌输给我们的某种思想。

  历史教科书强调的历史观,一个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我们民族主义思潮的来源之一。所谓的“帝国主义观”,就是把中国的一切问题,动辄归结为帝国主义侵略,近代中国的灾难也好,落后也好,挨打也好,都归结于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那些新左派们又在重新宣扬这个观点,改头换面叫做“国际体系”与 “新殖民主义”之类。这个暂时不必理会。

  其次是所谓的历史的“客观规律”。

  历史规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是外于人的、自动发生的,还是人的意志,或者说是人的行动产生的一种规律?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面它基本上被认为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这种说法在学术界早已被否定了。《思想与社会》这门课的参考书目里面我推荐了波普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这本书,大家可以参考。

  历史说到底是人的历史,人是历史的主体。如果说历史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那人在历史中岂不就是一根木头———我们小时候玩木头人的游戏:“不许说话不许动,谁说谁笑谁就是王八蛋”之类——但是假如我们每个人都像木头人一样,“历史规律”它又会如何起作用呢?假如这个社会里没有人,只有木头,那它会有历史吗?会有历史规律吗?我们说历史是人类自己的历史,不是木头的历史,那它怎么会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呢?这基本上是不需要理论上的辩驳了,但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却成了一个“真理”!

  这样的“真理”想做什么?它的最恶劣的影响就是,把人当作木头,当做所谓历史的“工具”,使我们失去了人的主体性,失去了人的主动性。而那些自认为掌握了历史规律的人,就可以以客观规律的名义,玩弄历史、操纵历史,从而达到控制、操纵人类的目的。

  所谓的“客观规律”,就是让人产生这样一种幻觉:“谁掌握了历史规律,谁就可以使用任何手段来达到目的”,或者说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 ”、“目的证明手段。”他们的逻辑是:历史的必然规律如此,历史的发展方向如此,那么,掌握规律之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为了人类的远景、为了某个乌托邦,可以动用任何手段,甚至非人道的手段来达到目标。历史上所有的原教旨主义者、所有的共产革命者都是这样思考行动与言说的。这是所谓“历史规律”的可怕后果,是中国近代革命过程中一再出现非人道暴行的理论依据、法理依据。不管他杀人杀多少,他总是正义的:“坏人”必须铲除掉,“敌人”必须根绝;“反动阶级”必须清理,错误思想必须清洗……而他却是永远的正确,真理在握!

  这种“思想”最强烈的时候,比如说文革时期,造成的灾难至今还没有得到反思与批判。比如文革时期的北师大附中,那些十几岁的学生,抓住自己的老师,一棒子打晕了,然后踩上几脚,在身上拉尿……这些反人道的东西为什么会在那么善良的中学生身上出现,为什么他们没有觉得这是一种犯罪?没有觉得这样做不道德?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们代表了历史规律前进的方向,我们的行为是促使历史进步的(当时就有所谓的“促进派”一说),我们的行为是符合历史规律发展的,所以我们要把你们这些违背历史规律的人(所谓的“促退派”)从肉体上消灭,历史站在我们这一边,正义所属于我们。”

  历史教科书给我们最恶劣的影响在这里,这个影响到现在不仅没有消除,且开始又一次兴起。我们的执政者,我们的那些权力在握者,还是以这种“ 真理在握”的姿态说话——“我们代表最先进的,所以我们就是正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教科书之所以要反复讲授这个所谓的客观规律,就是在制造一种“ 幻觉”——历史规律不仅由他们认识,而且由他们代表,这是执政党合法性的来源,也是执政党屡屡使用非人道暴力的法理依据与心理背景。没有这种心理背景,一个人怎么下得了手?!好比说一个同学冲上讲台对着我邓文初就是一巴掌,这一巴掌你打得下吗?但是为什么红卫兵就可以那样对待他们自己的老师,对待他们自己的父亲母亲?为什么那些“人民”公安就可以这样对待共和国公民?那些跟他们自己父母一样大岁数的人?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代表着什么,代表着正义、规律或着先进之类,认为自己代表着永远的正确。这种思想是很可怕的。一切邪恶的东西总是以最高尚的名义说话;一切反人道的罪恶往往借高尚的名义行动。真理于是成了邪恶的工具,而邪恶却借此大法泛滥,毫无节制……

  历史教科书传授的“必然性”概念,所谓的“历史选择”之类;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之类的谰言,不仅在历史教科书中,在所谓的“红歌”中更是泛滥成灾,似乎历史是一个人,可以做出决断。这样的历史只能说是“伪历史”,所以他必须是强制性的推行 ——真理难道需要强制与暴力才能生存吗?如此的真理与邪恶又有什么区别?!

  其实,思想界早已对此进行了反思与批判,比如袁伟时先生。袁伟时先生2006年在《中国青年报》副刊《冰点》发表了《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没想到却引发大祸,《冰点》被停刊,报人李大同“被下岗”。袁伟时先生在文章里用了一个比喻,他说:“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一代”,意思是说历史教科书在宣扬阶级斗争等暴力史观,新中国的青年一代就是在这种暴力传统中滋养长大的。然而就算是这个比喻也没有切中要害,“狼奶”毕竟还是奶,山东大学的孙文广教授认真起来,提出历史教科书“是狼奶还是毒品?”的质疑:

  历史教科书给学生灌输的是阶级仇、民族恨。这是些兴奋剂,是些毒品,它能使人产生仇恨,寻求报复。对本来很正常的事物,产生疯狂的敌对情绪,就像是斗牛场上的疯牛看见红布条一样。回想过去,斗地主、斗右派、斗“反革命”,斗走资派,斗劳教所的不同信仰者,某些人的表现不就是斗牛场上的疯牛吗?……

  教科书中宣扬的阶级仇恨,对领袖和政党的迷信,使人在心理上产生畸变,把正常视为邪恶,把邪恶看成革命。这些教科书给学生灌输的不是人道、人性,从这一点上讲,可以称之为狼奶,确切地说那是些毒品,是些兴奋剂、麻醉品。狼奶的营养和牛奶没有太大的差别,而毒品则不一样,它对人类有害无益。(:《要颠覆历史观和教科书?再看》,见《逆风33年》)

  但是,这样的声音被遮蔽了,我们很难接触到这种清醒的反思。不过就算是严密封闭,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毕竟这种铁幕般的局势已经不可能再复现,想通过“历史教科书”强行灌输这些“有毒”思想,已经越来越难。因为一旦接触到更多的事实,接触到不同观点,无论是历史书也好,思想批判也好,你就会意识到:“哦,原来那些知识是错的,那些思想是错的,那些理论是错的。”在一个日渐开放的社会里面,这个问题可以很容易化解,因为一个开放社会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知识体系,有不同的知识体系你就可以有别的资源对教科书所传布的知识进行比较,表示怀疑,最终形成自己的见解、观点。比如说你看到《AB团与富田事件始末》这样的书,你就会知道我们的教科书虽然披露了一些事实,但至少它有选择性地遮蔽了更多事情;又比如大饥荒时期饿死人的情况,历史教科书虽然也提了,但是如果你看了杨继绳的《墓碑》,就会知道事实被严重地歪曲、篡改了,被严重简化了,更多的更惨痛的悲剧被掩盖……在一个开放时代,在一个网络时代,历史教科书教给了我们什么,我们自己是可以有自己的判断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当然首先的一点,你的心态必须是开放的,你的信息必须是多元的,你的心智必须是独立的。假如没有充分的信息,没有多元的知识体系,没有独立而健全的心智,你想知道历史教科书教给了你什么还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说“历史教科书教给了我们什么”这个问题是一个简单问题,我们可以学会自己判断。

  第二部分:教科书让我们丧失了什么?

  在第一部分结尾我强调过,历史教科书给我们灌输了什么这个问题,并不是太重要,因为在一个日渐开放的社会,思想是无法完全遮蔽的。关键的是在第二个问题:教科书让我们丧失了什么?我们今天重点讲讲这个问题,这个要害。因为我们本来拥有什么和我们应该拥有什么这两个问题并不是每个人都清楚的。尤其是后面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拥有什么?”我们是不清楚的。我想谈谈三方面的丧失:第一,历史教科书让我们丧失了基本的推理能力;第二,历史教科书让我们丧失了历史感;第三,历史教科书让我们丧失了道德感;下面分别展开。

  首先,历史教科书让我们丧失了理性,丧失了基本的推理能力

  我还是从上面提出的“假如没有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问题说起。这样的说法,不仅出自我们老百姓,也出自我们的学者,知识界也有这么说的。这个说法的问题在哪里?我认为,它来源历史教科书长期潜移默化的影响,来源于历史教科书对我们推理能力的摧残。我想先请诸位同学谈谈你们的认识。

  (同学讨论,此处略)

  我这里仅仅只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并不准备提出我自己的结论。就是我们不能把时间的先后关系和逻辑上的因果关系混在一起。因果关系是一种多元关系、是多因多果的。看看逻辑学的东西就知道,因果关系很多时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多因多果关系。要建立一种直接的因果决定论(原因决定结果)在逻辑层面看似简单,但在事实层面,尤其是在人文——社会科学层面却是十分复杂的。即使是在自然科学界,也一般只提统计学上的相关,一种概率性的正相关关系,而不谈所谓的因果关系。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更没有绝对的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存在。所以所谓的因果关系往往是指某种概率性的归纳与假说,统计学上的相关性,这种假说需要证明,需要证伪。

  具体来说,“改革开放”的“原因”我们可以找出上百种、上千种来,而“文化大革命”只是其中一种;同样,作为文化大革命之结果,我们同样可以提出数十、数百甚至无穷数,而改革开放只是其中一种,且其关系远非那么直接。同学们已经从几个层面触及这个问题:包括这是完全不同的层面,其间没有必然关系;时间上的先后并不就是逻辑上的因果;纠错过程并非某种错误的结果,乃是其补救,是回到起点等等。但是为什么我们的专家口中也会说出“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这样的的话?我认为这跟我们的历史教科书的单线历史叙事方式有关。因为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就是这么单线编下来的,于是我们就把时间的先后顺序和因果关系完全混为一体了。所谓的“历史必然性”其实就是这样来的。这种谬误在历史学上叫做“逆推”谬误——从结果推导过程,以结果证明原因。

  本来正常的推理能力是一种开放的思考方式,是对各种原因的探索过程,也就是说对于各种可能条件的探索过程,“因果关系”的追寻只是其中的一种类型。就算是基于上述的命题——“没有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就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必须论证,前件与后件之间的关系:是必要条件、充分条件还是充要条件?显然,这里没有任何构成条件关系的因素在。但某些人却以这种独断的方式,要建立一种封闭的单线的决定性的关系,以证明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这种企图本来经不起逻辑推论的,但却有市场,说明我们的基本推理能力已经丧失了。

  这种逻辑推理能力的丧失正是历史教科书想要的结果。由于历史教科书的封闭的单线历史叙事模式,让我们丧失了多元判断的能力;历史教科书的单线叙事使得我们形成一种单线思考的思维方式,这种单线思维方式如同独木桥一样逼使我们按照它所设计的思路思考,得出它要建立的结论,最后落入它所设计的圈套之中而不能自拔。由此让我们完全丧失了正常的推理能力,丧失了建立正常的多元而开放式的思考方式。这等于是理性思考能力从我们的思维中被铲除掉了,等于把我们的大脑切割了一块,其可怕性是可以想见的。

  其次,历史教科书让我们丧失了历史感,丧失了对人类自身的理解能力

  有些东西,历史教科书并不要说什么,而是通过它的历史叙事方式与历史认识方式深深影响到我们的思维,让我们丧失了基本的历史感,丧失了认识人类自身的能力。这方面我要强调的是两个层面:以事实证明事实与以事实证明理论的谬误。这是历史教科书的最可怕的祸害,但我们并没有很好地清理。

  我还是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延安整风运动是从毛泽东揪住王实味这个“典型”开始的。整风运动中的恐怖这里没有必要展开,王实味最后是被我们的安全部门(社会部)用石头砸死的,这就是延安“肃反”的残酷性。但有同学就给我提了一个问题,他说毛泽东在王实味被杀掉之后曾经写了一个批语:“还我王实味。”他就用这个例子来证明毛泽东很人性化、不残忍。这就是以事实来证明事实,我们很多人就是这么思考问题的。

  有人问:“你说事实不能证明事实是什么意思?”其实这句话的完整表达应该是两句话——“事实不能证明事实,事实也不能否定事实。”这两句话想说明什么呢?它是说一个历史事实,或者说任何历史事实都是独一无二的。所谓独一无二就是它有自己特殊的时间、空间和情景。任何一个历史事实,不管它有多么小,它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一种独特的、具体的——我特别强调这一点——有特定的时间、空间和情景的“具体性”,它是独立存在的,具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它的独立存在本身就是它的价值,它并不要依附别的事实而存在。一个事实不能化约为别的事实,不能归结为别的事实之原因或结果,也就是说不能被别的事实除尽。这就是我们说的历史事实的具体性。这是一个层面。

  第二个方面,强调历史事实的具体性也好,独特性也好,它本身不是用来证明或者需要证明的,而是需要我们的解释。凡是历史事实,在历史学里不是用来证明,也不是被证明,而是,历史事实存在需要得到你的全方面解释,你必须把它当做一个很具体的存在,一个你必须全面理解的事实和存在。这是历史学的一个基本功夫,就是去解释历史事实,这个事实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事实本身的因果,各种环境各种联系怎么来的,它的发展过程是什么,这是需要解释的,而不是用事实来证明什么。历史学应该说主要是个理解的工作,而不是证明的工作。历史学的理解工作,就是要把历史事实作为一个充满了矛盾、具有模糊性的存在。这个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因为在我们的教科书里面任何一个历史事实的表述都是很清晰的,让人看了感觉条理很清楚,原因结果很清楚,过程也很清楚,整个都干干净净的,好像也没有什么漏洞、没有逻辑的断裂,也没有别的事实需要填补。这是我们的历史教科书给我们的“幻觉”。但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学人进入历史之后就会发现历史事实本身的边界判断就很模糊,到底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是很模糊的。它需要我们进行判断,需要对它做带有主观价值的界定。比如在历史时间的界定方面,我们知道历史事实是一个连续的时间体,它是没法隔断的,也就是历史时间的边界是模糊的,强行划分所谓的古代、近代、现代只是出于某种史学工作的需要,出于某种价值诉求。地理空间的模糊性也是如此。而关于历事件内部的各种冲突与矛盾,也是处处存在的。以“五四运动”为例,“五四运动”有很多力量存在,不仅有支持者,也有反对力量;在支持者中也有很多不同的团体,里面有不同的声音;甚至“五四运动”的口号都不是中共早期的领导人提出的,而是一个叫做“国家主义”团体提出的,他们与早期的中共是敌对力量,而组织者也是他们为主体。(就算是中共早期两位创始人陈独秀与李大钊,在五四运动之前的 1914-1915年间还发生过著名的论争,李大钊主张,就算是在最专制的国家中受苦,也比沦为亡国奴好,而陈独秀却是一个非国家主义着,甚至是将一切罪恶都算到国家之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但这些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就没有展现,没有矛盾的存在。在话语方面,大陆教科书把“五四运动”当做现代史的起点,似乎很重要;而台湾基本上就没有叙述,为什么“五四运动”的组织、领导者对与五四是这样的讳莫如深,而大陆却是这般的张扬?这些问题其实都值得深思。我曾经在《殷海光的困境》中提出过“五四运动的原生态”,也就是想把这个问题揭示出来,只有回到“原生态”,才能真正理解历史。

  一个具体的历史事实,必须把它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进行解释,而解释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把这种矛盾性、模糊性揭示出来。我一般喜欢用“历史的原生态”这个词表述。

  还有一个问题,因为任何历史事实首先都是人的事实,历史一定是人的活动。我们之所以把历史事实当做一个需要具体对待的过程,意味着把历史当做一个独立的主体来对待。而历史人物在历史之中是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的,他处在各种力量的冲突、矛盾之中,但他不一定能够意识到这种处境。历史学就是要把人物的这种状态、他所身处的情境解读出来。应该说一般历史当事人对自己的处境不都是那么清楚的,所以历史当事人往往会有一种很强烈的命运感。为什么会有很强烈的命运感?因为对当事人来说他不知道自己的处境是什么,他不知道这个环境将怎么变化,他的对立的力量会怎么运作,他也不知道自己的运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些他其实都是不知道的。所以说他也是一个矛盾的存在体。而且我刚才说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情境这三方面,历史当事人一旦他所处的情境发生变化,时间、地点发生变化之后,他的判断、他的心理状态、他的行为方式也会发生变化,而这个变化跟我们说的人的内在一致性并不矛盾。不能用一个事实来证明一个事实,也不能用一个事实来否定一个事实,从人物的主体性角度讲,就是:我们要承认人是一个矛盾体,他是一个对自己不了解的矛盾体。要进入这种状态,就是说我们要进入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你要像他一样去思考、去感觉,这个时候你才会真正感觉到原来每个人物的那些看起来互相矛盾、让人不能理解的地方,其实是和他所处的情境变化有直接关系。这就是我们历史研究者要做的工作。不能把他简化为一个脸谱,简化为一个抽象的符号,人类历史上没有这样的人存在,也没有这样的阶级还是政党存在。他永远是一个充满变化,充满矛盾,充满模糊性,一种随机应变的情境。“事实不能证明事实,事实不能否定事实”强调的也是这种历史人物的独一无二性。

  但是这个问题并不是很重要,因为我们脑袋清醒的话能够自己判断。但有个问题更需要警醒,那就是“用历史事实来证明一个理论”。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做的工作就是这个,“用事实来证明理论”。历史教科书用中国近代一百五十年的历史来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来证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客观必然性”——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之类。历史教科书之所以变成“思想政治理论”,就是因为它想用历史事实来证明这个理论的存在。但是我告诉大家,事实它不能证明事实,但同样也不能证明理论。

  可是有人会问,我们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一个真理假如不用实践——这个实践我们指的是历史实践——来检验的话,你怎么证明你的理论?这个问题我曾经专门讲过一堂课,今天我只能简单地把结论告诉大家:理论和事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面:实践层面属于经验层面,而理论属于逻辑的层面,或者说属于抽象思辨层面,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面,这两个层面它是分开的。实际上只存在一个经验的层面,并不存在一个逻辑层面。逻辑层面是我们思考推理的结果。就是说,所谓的逻辑也好、理论也好,意识形态也好,真理也好,都是我们思辨所建构的,而不是一种事实存在。它不是存在,存在的只有经验。

  经验层面的事实,通过逻辑的归纳可以得出某种规律性的认识,但是这种“规律”只是一种假说,并非“真理”。它是无法“证实”的。打个比方,你从一千个个案中得出某种“规律”,但是假如在第一千零一或者第一千零二个个案时出现反例,那你这个规律就不成立了。尽管你可能很厉害,你能把一千年或者一万年的历史全部掌握了,或者一个很具体的历史事件,你把所有能够掌握的资料全部掌握到了,你可以归纳出一个结论来,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所有的历史事实”是一个什么概念?刚才我说了历史事实边界是模糊的,边界是模糊性的意味着你无法“确定”“所有的历史事实”,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穷尽所有的历史事实,既然不能穷尽,就意味着你的归纳永远是一种不完全的归纳。不完全归纳自然不能证明你这个规律。所以说,所谓“规律”、所谓理论或“真理”是不能用历史事实来证明的,它的证明有自己的途径。

  依据逻辑推论建构起来的理论(真理)与我刚才所说的“规律”是有差别的,我们把前者称作“真理”,它不是从经验里面推出来的,而是演绎的结果。真理的证明与经验事实无关,而只跟逻辑推理有关。我们认为,凡是宗教、道德、意识形态之类的东西属于真理,因为它表述的不是事实,乃是道德命令,是一种“应然”而非“实然”。

  比如卢梭的“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个句子我们认为是一个真理,一个“不证自明”的真理,它就不是对事实的描述,而是人类应该如何活着的道德诉求,一种道德律令。其实像马克思主义也好,自由主义也好,各种主义也好,其实都是从这个层面,我们认为它是真理还是不是真理,我们只能从逻辑上判断它是对还是错,成立还是不成立。大家看了哈耶克的东西就知道,他根本不是从经验层面去否定社会主义理论的,而是从逻辑角度,就是从逻辑上你得不出这个结论,那么你就不成立。

  而任何逻辑都有一个逻辑起点,一个“不证自明”的理论基础。这个逻辑起点是什么?我认为,这就是某种价值建构,某种最基本的价值诉求。这种价值是不需要证明的人类的基本价值,或者说是某种人类的道德底线,缺少这个底线人类就很难被认作“人”。

  那些以事实来证明理论的行为,其实是对真理的误解。如果真理可以以事实证明,自然也可以以事实否定。真理的绝对性就成了空谈。

  举一个例子,假如说中国近代一百五十年的历史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这个社会必然由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们马上可以找到一个反例:那么苏联的历史是不是否定了这一点呢?这就出问题了。所以说我们的事实既不能证明、也不能否定它。理论和我们的具体实践之间虽然有关系,但不是证明和被证明的关系,这一点要弄清楚。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就在做这个证明工作,就在用历史事实来证明某个理论,其实它是证明不了的,只能暴露某种权力对历史的阉割。历史教科书在中国成为“思想政治理论”,唯一能证明的就是权力对历史的强奸。

  “近代史纲要”这个东西也不是我们的发明,而是苏联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就开始撰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个东西是斯大林用来建立自己绝对权力、独裁统治的工具。而毛泽东呢,在延安时期,他别的书读得不多,但这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却来来回回读了二十多遍,几乎能够背了。他为什么熟读这本小东西呢?他从中悟出了什么?说到底,就是悟出了“权力斗争”的把戏。悟出了通过篡改历史来打击对手、控制他人、建立自己绝对权力的把戏。延安整风运动树立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力,而其主要工具就是毛泽东亲自主编的“党书”。整风期间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句话,“党书一出,他们就一个个投降了。”“ 党书”是什么?党书就是《“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这本“书”当时是作为秘密文件发给党内高层的,而其基本思路就是按照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历史教科书”就是这样被用来当做权力斗争的工具,被当做“思想政治工作”,而真正的历史于是便消失了。

  这就是历史教科书做的事,它让我们丧失了什么?不是事实、也不是理论,而是让我们丧失了对历史的理解能力,让我们丧失了对人类自身状况的理解,这才是一个更可怕的地方。这不仅仅涉及到知识状态,它更涉及到我们的生命状态,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历史,我们自然也就不能理解人类;我们不能理解人类,其实也就无法理解我们自己;而不能理解自己其实就是失去了自己存在的依据,我们就是这样被历史教科书所控制,成为某种思想的奴隶。

  其三,历史教科书让我们丧失了道德感,丧失了道德判断能力。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历史?摆脱掉历史教科书这一套之后我们要到达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当然,理解历史是一个挺麻烦的问题。马尔库塞说,“ 历史是一种必然王国中的偶然王国。”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只是一个“必然王国”,但我要强调的是“必然王国中的偶然王国”,这一点是我们理解历史、是历史感的核心概念。历史是一个偶然王国,这意味着一切都有可能,一切的发生都有可能出人意料。我们说在自然领域中可能存在着一种“必然”状态,但是在人类社会、在人为的社会里面,“偶然性”却无时无处不在。历史学就是要面对这种偶然性,理解这种偶然性、认识这种偶然性。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首先在我们的历史观中重建那种原生态的“历史复杂性”。
  首先,历史乃是人类主体性选择的结果,它是人类意志的产物。它并非所谓的自然进程。我们说历史是人的历史,并非指生物意义上的人,乃是指具有自由意志与行动能力的哲学意义上的“主体”。而所谓的自由意志,就是说他具有突破自然界或环境这种局限性制约、所谓“必然王国”约束的冲动与能力,具有超越性的追求。否则,所谓“人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个命题便没有着落。

  其次,历史是多种可能性并存的状态。历史教科书式的单线叙事展现的只有一种历史进程,所以造成一种必然性的幻觉。但历史过程本身是多种可能性展开的过程,复线的多歧的历史。也就是说,在一个具体的情景中,人类其实都面临可供选择的空间。不同的力量、不同的价值取向与不同的文化背景,其选择方式与造成的结果是不同的,而每种选择其实都是为人类自身开拓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发觉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人类智慧的总结与反思,也是为人类的未来提供某种潜在的选择路径。人不是生活在独木桥上,而是在一个立体的空间中存在,人始终在超越自身,也正是这种超越,构成人类自身的历史。如果历史只是重复自身,那才真的只能叫做“唯物”史了。

  也许作为每个个体的行为选择都是有目的的、理性的,但作为整体的历史,却是无目的与超理性的。因此,要认识这种整体的历史,就存在着某种困境——把历史拟人化,仿佛历史具有独立意志与行为能力一样。流行语“历史选择”之类的谰言其实就是这种拟人化的谬误。

  理解历史的问题,还是一个认识论问题。我们始终不能忘记的是,对历史的理解,本身是历史进程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我们的历史认识活动本身是介入历史的。认识者与认识对象之间构成一种互动关系。我们的认识过程,必将改变历史面貌。这样,历史理解就成了一个主体间的问题,而不是人类认识客体的那种纯知识过程。认识历史因此就与自我认识无法分离。而这种主体性的介入状态,使得历史认识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而非客观进程。依据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作为整体的历史,因此就是不可知的。不仅无法为单个个体所掌握,且无法为人类整体所把握。从认识论角度看,正如雅斯贝斯所说“全体是不可理喻的”。而我们的教科书,却提供了某种整体的历史,一种人类全部的历史,甚至是连遥远的未来都被纳入叙述之中,这样的“人类整体”史,除了上帝,又有谁能够写出呢?也许确实有某个“上帝”存在吧,马克思就是一个。

  雅斯贝斯说“整体无法理喻”,而另一个德国人歌德却说过“个体是无法理喻”。这两个命题其实都成立。就具体的历史事实而言,要“完全理喻”同样不可能。因为任何一个历史事实都是无法化约、不可除尽的,其中不仅有偶然性的无穷存在,也有人类精力的有限与认识层面的无穷。

  这些说法有些抽象,举个例子,比如我手里的这个水杯,你能穷尽它所有的事实吗?你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手段来认识它,分析它的物理性质,分析它的化学性质,用X光扫描,可以用CT扫描……但是人类的认识手段总是有限的,当一种新的认识手段出现时,就会有新的认识角度,有新的发现,有新的领域等待着你去发掘。再加上人类认识的目的各不相同,你所关注的层面同样是一个无法穷尽的因素,这些,也就注定了历史总是需要重新写过,总是与当下的、与主体的需求发生牵连的历史。这也注定,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历史写作,历史的开放性,历史向未来的开放性,本身就必然拒绝任何意义的封闭,拒绝官定的历史与教科书式的历史。

  这是从认识论角度谈历史的理解问题。另一个层面是从人的主体性,从人的历史感角度谈历史的理解。可以说,历史认识最终要落实到人的历史感,落实到人在历史中的处境。人的处境之复杂性,人的命运感。

  人的历史认识的复杂性与人在历史当中自我认识的复杂性是一致的。

  因为这种复杂性,身处历史情境中的历史人物往往有很强的命运感,使命感与宿命感。历史人物,尽管他知道自己的局限所在,但如果他觉到自己的使命,他不会放弃,而是选择突破,选择对命运的抗争。也正是在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状态中,体现了人的主体性,体现了人的价值。

  雅斯贝斯说:“真正有勇气的人是这样的人,他由一种关于可能性的焦虑感所激励,努力到达这样的认识:只有尽力去为不可为之事,才能达到可能性。惟有经验过充分实现之不可能的人,才是有能力承担属于自己的任务的人”。

  主体性的创造与追求,就是对这种存在局限性的认识与突破,既能认识到自身的局限、认识到人类处境的无奈与悲剧,而有所不为;但又不放弃自身的努力,凭意志之冲动拒绝等待、拒绝屈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历史创造性人物生命的意义,改变人类历史的力量所在。这就是我说的使命感,命运感。我所研究的一些人物,尤其是民国时期的一批人物,一批悲剧性人物,像陈公博、蒋介石、周作人、周佛海、汪精卫等等这些人,他们都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的人,对自己该干什么,能做什么、最终结局如何,其实都具有一种这里所说的很强的命运感的。如汪精卫,“精卫”这个名字其实就已经包含着他对自己历史使命的认识——“精卫填海”,“精卫衔微木,将以天沧海”,这种精神,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性格,可以说正是他对历史感的体悟。我们不否认他做汉奸这种罪恶与耻辱,且站在民族国家立场上,对这种汉奸行径必须严厉批判,但历史学要做的首先是解释与理解,为什么会这样?——作为一个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人,诗才兼人才,侠义复英俊的人物,难道他就不知道在中国文化里面做汉奸的下场?不知道那遗臭万年的身后骂名吗?但是他还是选择了“投敌卖国”,为什么?这是历史学要解释的。我以为可以归结到这种历史宿命感上,归结到传统文化中的那种“精卫精神”上。

  所以我说历史认识需要进入某种历史心理学层面,只有进入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我们才能理解历史。而历史感其实就是对这种历史心理的体认。

  其实这已经涉及到历史叙事中的道德感问题。因为历史教科书给我们提供不是人的历史,而是物的历史,所以我们无法在历史的阅读中体会到道德的冲动。但历史却是我们道德感的主要来源。从这个角度看,历史教科书的最大罪恶,乃是让我们丧失了道德感,丧失了道德判断力。

  中国人从整体上丧失了道德感,丧失了道德判断力主要源于历史教科书。

  一个朋友对我说:“你以前的文章我很爱读,但是现在的文章我不爱读。为什么?因为你已经介入是非之中。”介入是非就是做出善恶判断。但在我这位朋友看来,历史研究也好,做人也好,不能做这种道德判断,尽管他也许是从爱护我的角度说的,但我们知道,在中国文化中,本来就有所谓“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的说法,一种韩寒批判过的“没有是非,只有立场”的说法。而中国的学术界,开始以学术的名义,强调学术的中立与中性,历史学强调所谓的“客观 ”。这些其实都是道德感丧失的某种表象。我的朋友说,你以前做理论性分析、历史性分析,我不反对;但是你现在介入“是非“了,这就没有必要。在很多人心目中,”是非”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是说不得的。我的某位领导曾经也是这么“谆谆”告诫我说,你讲事实可以,但是不要做判断,更不能下结论……

  关于学术中性问题,我不想多说。人文类的学术说到底根本就是道德写作,某些人以学术中性的名义践行自己的犬儒主义,那是他自己的事。这里我只想转述马尔库塞的一句话:“在社会理论中,对事实的认识就是对事实的批判”。

  关于历史客观性问题,我有一篇《客观历史》的文章做过批判,大家可以参考,这里不再展开。

  关于历史人物的“选择”,我们总是说他是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中不得不——但是我们还要看在当时的情境中他可不可以做自由选择,如果可以选择,那他就必须承担道德责任。“历史人物”必然是道德人物,是道德的主体。而我们在读史的过程中也就会有一种道德感,从历史中得出一种道德体悟与训诫。其实,普通人在看历史的时候总是首先看这个人是好是坏,他对历史的感觉,对历史人物的评判也是他的道德感的一个重要来源。像我国传统的历史书写方式,《史记》它的主要内容是人物传记,它是以人物为主体的,它里面的所有的历史都是围绕人物展开的,而不是围绕所谓制度、地理,气象这些东西展开的。传统的中国史讲的是人,讲的是人这个历史的主体,讲他们的处境、遭遇、考验与抉择,讲他们的成败荣枯、奋斗与失败……从这些中总结人生的经验,人类的智慧,人性所达到的境界。读这样的历史,读中国传统的历史,往往就是一种人生境界的提升。我们往往能出从历史中读出同情,读出崇拜,进而模仿历史人物的言行举止,处世方式……

  历史的主要功能,就是培养这种人类的道德感,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是把历史人物当作道德主体来叙写的,读者也一定会从中读出道德感。而以政治史、经济史、地理史为中心写出来的历史,只能让人读出知识感。把历史变成一种纯知识的输灌其实也让我们丧失了道德感。

  对中国人来说,历史是道德感的主要来源,当然文学也是。还有宗教、神话和仪式等等。但没有宗教信仰的国人主要是通过历史获得道德熏陶的。

  目前学术界流行一种“学术中立”的口号,似乎学术是可以中立与道德的。这是完全的误解。学术可以中立且必须中立与权力,但不能中立与道德。学术中立并不是说不能做道德判断。当然我们说历史学首先面对的是史事,这是一个实然问题,但历史学并非纯事实的堆积,否则档案就是历史学,史料就是历史学。从学术层面讲,历史学的判断有实然判断和应然判断的区别,在实然判断的层面要讲中立性,但是在应然判断的层面却必然是一种价值的判断,一种道德判断。这两个层面不能混淆,也不能替代——固然不能以应然判断代替实然判断,同样不能以实然判断代替应然判断。

  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学家不是法官,不能审判。历史学家不能对历史人物做有罪无罪的判决。显然,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比之法官更加艰难复杂,但历史学的思考方式与写作(叙事)过程与司法过程以及法学的思考方式却有着极大的相同之处。在很大程度上,历史学家的工作很像一个司法流程,接触事实,确定证据,重组事实,寻找因果链接,并由此对这一事实做出自己的认定。历史研究的过程,历史叙述的文本,背后其实都含有这种审定性质。尽管谁也没有给历史学家这样的权力,但每个人、每个历史学家本身就拥有这种权力——如果把历史当做一个社会共同体共有的记忆的话。每个人都有权力拥有自己的记忆,同样,每个人也有权力审视自己的记忆。说到底,历史学家的权力就是来自这种道德主体。正是在这种分享、反思、审视自己与自己所处共同体的记忆的过程中,人成为道德的人。

  那种把历史人物放到具体情境中,并进一步做环境归因的所谓历史学,也就是说,任何历史人物的行为都是自己环境的产物,都有其无法摆脱的历史条件之类的说法,其实是一种开脱责任的辩护词。这样的辩护,就像在为犯罪过程进行辩护时一样,将一切犯罪行为归结为历史条件、外部的内部的种种原因,认为一切都有背后的无法摆脱的“原因”,也许从实然层面我们确实可以找出无数的原因来为此辩护,但这种辩护并不能开脱历史人物的历史责任,就是司法审判,事实层面的因果链条,并不能免除审判——应然层面的道德诉求。

  这种辩护,其实是一种双重逻辑——对于那些“正面人物”,革命者等犯下的严重过错甚至罪恶,反人道罪这样的严重罪行:像抢夺农民口粮导致三千五、六百万人饿死这样的惨剧;像为了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力不惜制造全国性的大动荡,“以大乱达到大治”之类,最后导致的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崩溃与人性的崩溃……历史教科书总是将这些归结为“客观”历史条件,或者认识错误、政策错误,而不去追究历史人物道德上的问题,这就是开脱责任。但在叙述对手——那些被归入“敌人”阵营的历史事件时,我们的教科书却绝对不会给一个“由于客观条件”、“由于历史原因”这样一份“同情”,而往往归结为他们的“反动本质”。典型的双重逻辑!

  这样的双重逻辑深深玷污了我们的道德感。我总是道德的,而别人总是不道德的。在经历过60多年的历史教育以及与之配套的政治规训之后,中国人的道德高调于是永远是针对别人的。道德的自我审思、道德主体的自我反思过程被完全抹掉,留下的是将道德作为一种指责与批判的手段,当做打倒对手的工具。于是,中国人完全丧失了道德感,丧失了道德判断力。

  2010年9月讲述,2010年10月整理 (录音整理知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