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读完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们的防火墙-网络时代的表达与监管》,作者李永刚是政治学博士,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副教授,曾经在1999年9月20日创办过著名的学术网站“思想的境界”,后于 2000年10月12日关闭,该网站我当年也经常访问,是当时学术网站的佼佼者。

从作者的经历,以及书名,让我一开始对这本书非常感兴趣,因为这本书所涉及的是一些原本不能公开说的信息,互联网的业内人士都知道的潜规则,有些事情只能做不能说,“这事儿不能说,‘这事儿不能说’这件事儿也不能说”,而这本书却打破常规,将这些事情公开化和系统化了。

为谁辩护?

书中大部分内容是在罗列事实,一开始罗列CNNIC关于中国网络的现状,之后描述中国网络监管这几年来的发展情况,讨论了互联网上的一个独特群体“网民”对于民意的表达以及传播机制:热帖、跟帖和转帖,实现互联网草根的投票。网络事件是群体怨恨的表达机制,群体怨恨是一种特殊的情感体验,一般只能在隐忍中持续继续怨意,或心怀不甘,或忍气吞声、自怨自艾。网民要舒缓怨恨情绪,一种廉价的精神胜利法就是聚集此类网络事件,完成一次“想象的报复”。几乎每一个社会热点都会导致一个网络流行语的产生,从“很好很强大”到“很黄很暴力”,再到“很傻很天真”,以及后来的“打酱油”、“俯卧撑”和“躲猫猫”等。互联网开辟了恶搞运动和翻偶像、反美学的奇异道路,山寨文化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和精神追求。

而对于山寨,李永刚则引用了朱大可对于山寨的论述:山寨文化是后权威社会的必然产物,是民众获得话语权之后的一种社会解构运动,旨在颠覆文化威权的中心地位。山寨精神的价值在于,它通过颠覆、戏仿、反讽和解构,在一些局部的数字虚拟空间里,实现了民众对自由的想象。

《我们的防火墙》读后感

这本书没有讲述防火墙的技术细节,仅有的技术描述也是摘抄维基百科上的信息,大部分内容讲述的是监管是什么,形成的历史,以及探讨为什么需要监管。

以西方国家的互联网监管相比,国内主要有三个突出特色:普遍过滤的预审查与人工干预的后抽查相结合;典则标准模糊,介入部门众多;监管结果一锤定音,缺乏行政和司法救济手段。

作者称,西方社会对于中国监管互联网的批评是“可观察性偏见”,各国政府都对互联网信息进行过监管,而只有中国是公开实行的。而作者又说,互联网已经被中国成功驯服,北京制定的“有序发展”战略(一边审查,一边发展)目前已经占得上风,“受到管制的互联网仍然是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改善政府执政能力的一支积极力量。”

结论是什么?

作者通过统计一个高校BBS十大热门话题中,娱乐类占79%,而政治类仅占21%的例子,证明网民对政治类话题兴趣不大。

作者说道:在当下中国,尽管互联网内容监管体系复杂,技术先进,但很容易找到经验和证据来说明,监管过强并不是多数国人认同或感知的事实……在许多知识精英的眼中,互联网依旧繁荣,依旧是一个淘金的保底,是可以放手开头的新财富的源泉。对监管的敏感和反感,更多还是极少数知识精英阶层认可西方的自由立场所致。(大众)虽然对监管造成的使用不便有些微词,但极少上升到指控体制和政策的高度。

应该怎么办?

作者给出的结论是两个字:宽容。

从宽容与权力的关系看,宽容是权力的自我节制,宽容实际上是一种放弃,是有权力的人放弃把他认为合适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其他人,当权利不肯克制或不能放弃时,宽容就不复存在。

从宽容与权利的关系看,宽容是对多元权利的容忍,这种尊重或容忍的程度构成宽容的成词。

尽管看完这本书之后,感觉比较失望,但总的来说,这的确是详细介绍和分析中国互联网监管制度的第一本书,作者试图用犬儒主义的思维教导大众“自律”,并祈求管理层“宽容”,实际上作者也知道,在普遍不宽容的社会中,宽容尤难做到,在一个怨恨蔓延的社会中,宽容显得非常愚蠢,只有在社会大多数人对相互宽容达成共识的时候才能实现,然而,我对这个前景抱以非常悲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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