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关系讲我们日常要面对的冲突，两个故事讲世事皆常识，古代也不神秘。
关系一：快乐和真相。
美国电视剧《lie to me》里的主人公是个天才的心理学家，能洞悉世上一切谎言，他说过一句很有趣的台词：“truth or happiness, never both.” （真相与快乐，不可兼得）
真相和快乐，在很多事上确不兼容。一个极端是借此认为＂快乐＂不过是因为无知产生的幻觉，懵懵懂懂，不值一提；另一个极端是拒绝事实和理性，”难得糊涂“。
我们曾学过的所谓的”唯物论“可能教坏了人的脑子，让人觉得”客观事实“总应该比”主观感受“更高级，所以”洞察事实“比”懵懂快乐“更值得追求。倘若真如此，汉语里就不会有”无知“的同义词”无邪“，英语里也就只有”ignorant“而没有”innocent“了。
事实和感受，理智和信仰，我们摇摆其中，力图平衡。
关系二：大款和帅哥
一个月薪三千的帅哥，虽然穷，但因为帅，可能很有女人缘。而一个中年大肚秃顶麻子脸男，也可以很有女人缘，因为年入百万。平常人可能据此认为女人就爱钱，可在经济学家眼中，这“年入百万”和“月薪三千”的差距，恰恰表明的是在女人眼中的“帅”的价值。因为如果女人就爱钱的话，那一个月入四千的中年大肚秃顶麻子脸男就能打败一个月薪三千的帅哥，这显然不是事实。换句话说，“帅”非常重要，非常值钱，丑男要打败帅哥，收入要高出不止一点半点。但反过来讲，在吸引男人的竞争中，年入百万的丑女想击败月入三千甚至没有收入的美女，几率却极小。
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dan arieley他们最近利用交友网站所做的实验说的就是这一点。当男人选陌生女人做约会对象时，其它条件一样，只是相貌和收入有别，那无论把丑女的收入调高到多少，男人都依然会选收入低的美女；而当女人选男人时，丑男的年收入若比帅哥的年收入高出约18万美元时，女人会从帅哥转向丑男（注：这里帅哥的收入也不少，六万美元）。18万美元在我看来是很大一笔钱，每年多18万，十年就多出180万美元来，”帅“确实值钱。
男女配对过程，复杂而精细。外貌智商情商财商人品都重要，是多方面的平衡和取舍，但外貌和收入是很有效的“第一眼”评价标准：好看的就是比难看的看着舒服，钱多的就是比钱少的能买更多东西，容易观测容易比较容易评判。
相貌和收入之间的取舍一般冲突激烈，所以电视速配节目吸引眼球。这类节目要好看，大致有两个规律：1，如果是女选男，那上场的男选手收入水平要拉的很开，帅哥没钱，有钱的长得一般；2. 如果是男选女，那上场的女选手相貌都高于平均水准，收入水平不太重要，可大可小。
故事一：上帝的神迹和狡猾的牧师
中世纪的欧洲，如果世俗的法庭没有确凿证据不能定案，可以交给教堂。当时流行的观念大概是上帝可以通过教会来判定世人的罪。教会让嫌犯把手放入沸水中捞指环，如果捞完之后手臂没有灼伤，那就是无罪，否则有罪。当然也不一定非得是沸水取物，还有用火烧什么的。这些过程英文叫ordeal.
据史料记载，很多当时走这套程序的人，并没被烫伤，而事后也往往被证明确实无罪，这看起来确实是“神迹”。
把手放入沸水，一定会烫伤，如果没烫伤，那水一定不是沸水，这是个再简单不过的推理。
但为什么教士们不把水烧开呢？
道理是这样的：如果嫌犯们相信上帝确实能用这套程序来甄别罪恶，那么真正的罪犯不傻，直接招供了就完了，何苦多受一道皮肉之苦呢？所以只有无罪被冤枉的人才会去走一道程序，以证明自己的清白。既然来试的人都是清白的，那教士自然也就不必把水烧开了。
这个游戏想要玩儿下去，必须有几个条件和额外的含义：第一是嫌犯必须相信这套程序，所以这套程序不会用在不信的人身上；第二是教士们必须时不时地把水烧开一次，烫伤一些人，否则久而久之，真正的罪犯也来试了，但这些只是偶然事件，大多数走这套手续的人都应该没被烫伤。
以上的条件和含义都有史料支持，这个故事很精彩，这个推理很过瘾。它来自经济学家peter leeson的最新论文《ordeals》.
故事二：神圣的祭祀和穷人家的孩子
殖民地时代结束之后，流行开了“文化相对主义”。大概是说各种文化，不管看上去多么愚昧野蛮，都要放在该文化自己的环境中去理解和解读，它们都有各自的道理。这种看法当然总体来说不错，但走过头了会带来一些判断上的失误，会带来不必要的神秘主义和理想化。比如今天很多人看西藏文化，总是很神秘，玄之又玄，我自己是不信的。
南美的印加帝国曾用活人祭祀，据说这一过程在该文化中极为神圣，所以用来祭祀的孩子都必须是“贵人”，是富贵人家甚至部落领袖的孩子，普通人家的孩子不够资格。
这些说法在我看来就很可疑，因为“虎毒不食子”，如果当上权贵之后还得把孩子拿出去送死，那这“权贵”有什么意思呢？
英国的考古学家andy wilson后来研究那些被当作祭品的孩子的遗留毛发，同位素分析发现这些孩子其实都是农民家的孩子，不过是在被祭祀前一年送给权贵人家，好好喂养一番，拾掇好看了再去当祭品。
这个故事是英国的考古学家timothy taylor在一篇小文章《the trouble with relativism》讲的，我愿意相信这个故事，类似于中国革命中的“广东人出钱，湖南人流血”， 更符合人性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