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表示对“十二五”政治改革要“积极稳妥推进”。政治改革经过长期沉寂后一时间又成为热门话题。
此时之所以提出“政治改革”，和中国在三十年的经济奇迹之后出现巨大的贫富分化、分配不公等不稳定因素有重大关系。在本质上，这种改革和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改革一样，是由危机所促发的。但是，这两轮改革有一个重大的不同：在三十年前，知识界是改革舆论的主力，比如在市场经济理论的普及、民主自由价值的传播等方面，自由派知识分子还是有相当的建树。但在如今的政治改革讨论中，很难听到自由派的建设性声音。似乎一切都是政府在那里推动。顾名思义，政治改革是对政治权力和权利的重新界定。如果这种改革全由政府垄断，那么对改革所能结出的果实就很难抱太大期望。
对知识界在政治改革中的缺位，可以有许多解释。比如，政治问题比较敏感，不象经济问题那样具有比较宽松的舆论空间。这些外在制约不能归罪于知识界本身。但是，毕竟互联网时代的大众传媒技术和空间比八十年代要大得多，知识界本身的资讯条件（如对国外思潮的接触、外语水平的提高、乃至成群结队的海归博士所带来的学术训练等等）也今非昔比。知识分子在政治改革这么关键的问题上几乎哑然无声，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因此，我们对知识界内部的问题必须进行反省。
这里需要负主要责任的，恐怕是自由派经济学家，或者国内网民们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因为中国经济改革先行于政治改革的现实，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说话空间最大、也最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的，就是市场派的经济学家。他们在现实中的成功，改变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集体图景。他们中许多人，从挑战现有体制的异类，转变为现有体制的一部分，谋得一官半职，地位
、待遇优越，渐渐丧失了当初那种体制外的批判精神，甚至成为现有体制的歌颂者。也怪不得公众经常把他们视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一部分。
当然，利益如何影响了这些人的观点和立场，在现有条件下是很难进行实证性研究的，我们只能凭借常识和观察进行推测。比如，以声称“领导干部是改革开放中最大的利益受害者，应该得到补偿”而闻名的张维迎教授，曾经是大学改革的风云人物。他市场派的立场是始终如一的。这一立场我在理论上也基本
赞同。但是，在实际的应用中，如果把他的市场逻辑推到底，那么大学改革就应该从实行“教育券”开始：国家把高等教育经费以“教育券”的形式送到通过高考分数线的考生手中，让各大学在市场上争夺这些考生，谁能提供更物美价廉的教育服务，谁就可以把考生手里的“教育券”竞争过来，兑换成教育经费。这样，学生就成了教育的主体、服务的对象，大学就不可能象现在这样抛开学生的利益大兴土木、寻求行政上的升级。但是，因为张维迎在北大担任要职，他一方面推行高等教育的改革，一方面对这种市场模式选择了沉默。不仅仅是他，绝大部分有在经济界教育界有影响的自由派人士，在这一问题甚至不愿意进行理论上的讨论。可见，进入现有体制本身，即使在非政治领域，也限制了他们的改革思想的发展，更不用说去启蒙公众以打破他们处于其中的现有体制了。
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市场经济理论本身，几乎取消的政治改革之必要，或者把政治改革仅仅限制在政府改革的领域内。市场经济，仅仅是自由主义思想的一部分，并非全部。当外在舆论环境限制了自由主义理念在其他方面的推展时，自由主义的知识动力就集中运用于市场经济的讨论中。这种现实，按说更要求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意识到自己所鼓吹的市场的局限。但是，他们却利用自由主义在其他面向难以推进的机会，把市场经济理论演化成独大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仿佛市场能解决一切问题。为他们辩护的人指出，“市场原教旨主义”乃子虚乌有，市场派从来没有认为市场能解决一切问题，没有一个市场派经济学家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是，近年来从拆迁、讨薪、富士康等一系列触动公众的事件中，这些经济学家从来没有出来对普通老百姓在这种恶性“市场经济”中所受的折磨表示过同情，也没有对如何遏制这样残酷的现实进行任何讨论。相反，他们把公众正当的反应斥为“非理性”，甚至鼓吹贫富分化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认为不肯接受东莞六百块钱月薪的工人失业是活该、不算失业，中国比美国更自由，从来没有见过中国这么好的制度等等。仿佛市场逻辑就是唯一的逻辑。面对这一知识群体多年一贯的立场，你很难不承认他们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
当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发展到走火入魔的程度时，他们就会幻想出一些敌人来强化自己的立场。比如，你一提出对市场运行的
某些不良后果需要限制，他们就指责你要回到计划经济，并且马上以一种忆苦思甜的口气，描述计划经济时代血淋淋的现实。当然，这方面新左派负有很大的责任。比如，新左派对于西方的霸权和民主制度本身不作区分，并经常通过美化计划经济甚至文革来批判当今市场经济的现实，迎合了具有挫折感的公众盲目的怀旧情绪。这恰恰反映了政治自由主义推展不足、中国公共无法充分反省过去的现实。但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也在陷入新左派给他们定下的思维框架，觉得一说要规约市场，就只能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
政治自由主义所追求的是人类在各个方面的自由。这包括政治自由、社会自由、文化自由、和经济自由等等。当一种自由和其他自由能够互相嵌入（embedded）时，这种自由本身也就比较有保障。比如，市场经济所提供的经济自由，为实现政治自由创造了便利的条件，民主制度所提供的政治自由，更好地保障了市场经济的运行。这也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大多存在于民主宪政的框架中的原因。但是，这些方面的自由，并非永远相辅相成，有时会发生冲突。比如，选民可以通过投票推动某种公共政策，对
市场竞争所创造的财富进行再分配。文化自由中宗教、媒体等方面的压力，也具有财富再分配的倾向。这时，各种自由会进行博弈。当一种自由独大，侵犯了其他自由时，自然会受到其他自由的反制。自镀金时代以来美国的自由市场竞争引起巨大的贫富分化，从文化、社会、政治等层面的自由中就孕育出“进步主义”、“新政”等等，对之进行修正。盖茨、巴菲特的慈善行为，在很大程度也是为文化自由所驱动的。
用体育来类比，自由主义象是个奥林匹克，鼓励人们在各种项目上的自由竞争，甚至不断吸纳新的项目。“经济原教旨主义”则认为只应该有经济自由这一个项目，即所谓“市场经济”。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无论在中外，都并非子虚乌有的稻草人。比如，当美国的工会运动兴起时，就有许多“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指责这是一群懒人企图不劳而获、集体破坏市场秩序，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站在这些人一边，对工会运动加以打压。怪不得那时工会特别怕政府出来进行劳资调停。但是，一些“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徒，后来也很快改变了立场，明白即使是弱肉强食的竞争，也并非仅仅市场这一种竞争。那些在这一游戏中玩不过卡内基式的企业家的人，有自由从事他们所擅长的项目，比如组织工会、投票等等。维护经济和政治社会等领域中多重自由的博弈，对
自由主义者来说比维护某孤立领域之内的单一自由更重要。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讨厌网络民意 ，反对集体协商等等，都体现了“市场原教旨主义”中的反自由主义的倾向。众所周知，自由主义在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推进都是有缺陷的。但是，推进毕竟是进步，不能因为不彻底就放弃。我们不能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不完善就回到计划经济，也不能因为网络媒体不完善就认为“网络民意不是民意”。要真按这个逻辑，你也可以说美国的选票也不是民意
，因为许多低收入阶层不去投票。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不完善的经济自由，中国的网络媒体也是一种不完善的文化自由。一个学者如果从事学术活动，当然可以坚持“正确的观点不需要投票”，否则牛顿、爱因斯坦也许永无出头之日。但是，当进行公共政策的讨论时，学术上的认知就必须和舆论进行自由博弈才行。比如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弗里德曼提出教育券的理念，也许很正确、很符合经济自由的原则，但是，那些从来没有受过经济学训练的家庭主妇、足球妈妈投票反对，他凑不够票数则再正确也不能强制执行。事实上，有能力强制维护“市场逻辑”的政府，比起没有能力强制执行这种逻辑的政府来说，也许会得一时之效率
，但从长远看还是后者更能保证经济自由。
“市场原教旨主义”不仅不是一个子虚乌有的稻草人，而是渗入中国自由派经济学家思想深处的病毒甚至癌细胞。他们认为，只要中国出了个姚明，篮球就是唯一的体育项目。如果一个1.5米的小个子想练体操，那也成为违反自由竞争的原则了。象讨薪、集体协商等等经济领域的博弈，本来在推进政治自由中具有重大意义，但遭到了主流经济学家的敌视。许多经济学家私下以印度为例证，称民主目前在中国交易成本过大、应该缓行等等，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应该说，市场派经济学家一度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主力，也是自由主义者在体制内获得了最大发言权的群体。但也正是他们，有意无意间背叛了自由主义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知识界在政治改革中被边缘化，也就不那么奇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