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已经进行了２５年。这２５年里，改革取得的最大成效，就是把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给发挥了出来。这不是假话，是有大量的事例佐证的，过去，我们的农民种不出粮食，工人做不出商品。现在，这些情况都改观了，中国批量饿死人的现象已经成为历史，中国也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回想起当年刚“改、开、搞”时，国人都对日本的制造技术无比羡慕，现在，中国人也做到了。这些，都证明了一个古老的判断：中华民族是一个吃苦耐劳的民族。
现在的民，大抵能吃得起饭，照官方的话讲，就是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但人显然不是只解决温饱问题就够了的。还有一些其他的生存需求，按官方的话，就是要步入小康。过去一些官员试图形象描叙小康，大致是每天每人多少个鸡蛋、多少杯牛奶等等。而这几年的社会发展表明，小康不应该只是这样。
老百姓对小康的要求，大致是：吃得起饭、读得起书、看得起病、住得了房、养得了老。更高层次的要求还有：讲得了理和不破坏环境。大体上讲，除吃得起饭外，其它问题大都属于公共服务产品领域，就是说主要由财政提供或者社会服务提供，也就是属于要大家集资来办的事情。显然，２５年的改革只是解决了私人物品的匮乏状况，而基本没有解决公共产品匮乏的现实。因此，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还是个公共产品短缺的市场经济，由此可见，中国还不属于完全市场经济国家。
关于公共服务方面的改革，邓小平是很早就提出来了。早在８０年代初中期，邓就有大量这方面的论诉，但现在我们反而无法看见和听见了，估计这些已经提前进入了《历史的先声》。２５年来，我们在公共领域方面的改革，基本上是以失败告终。去年不是有学者出来说，医改基本失败。后来又有部长说，教改基本失败。因此，就有了今年出来的改革方向之争了。我们又见到了皇甫平先生，但他已经不是９２年时的“东方风来满眼春”了。网络上对他的批评，此起彼伏，不但有官方的，也有大量来自民间的批评。
为什么改革走了２５年后，反而变成了贬义词呢？无他，因为这是个不公平地改革。改革就是发展生产力，现在老百姓的生产力到是基本发挥了。但他们没有得到足够地回报，改革的成果没有正比地回馈给他们。改革２５年来，我们的财政收入增加了近３０倍，但我们的公共服务反而在削弱。这是让人十分奇怪的现象，说明有人侵占了这些改革成果！谁？官！因为我们的财政收支是完全失控的，老百姓完全不知道这些钱到哪里去了。
所以，我们不断地改革取之于民的手段和比例。但就是不愿改用之于民的手段和比例。因此，近来的改革，基本上成了搜刮老百姓的代名词。这是民间反感“改革”的根本原因。因为总是改民不改官，就会不断加深官对民地搜刮。
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官总是照他们有利的方法改革的。
“分步实施税收制度改革。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稳步推进税收改革。改革出口退税制度。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将设备投资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完善消费税，适当扩大税基。改进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注：这段话引自《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４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显然，中央明确提出了“税收制度改革。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但几年过去了，“简税制、低税率”这两项工作基本没有动，而“宽税基”演变成加税种了，“严征管”估计大家都逐渐感觉到了。最近的个税改革，也完全没有落实中央“改进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的要求，也没有低税率。而“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就更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进行。
为什么官员敢公开对抗中央全会地决定呢？为什么这时他们又不高度一致呢？为什么御用文人又不出来争论和批评了呢？无他，一致的利益诉求，驱动他们做出上诉选择！
因此，不改“官”的改革，在今天的中国必须叫停。这是我反对“改革”的理由。
改“官”，在中国就重来没有成功过，即使通过流血革命也没有实现过。但不改官，只改民，势必加深官民矛盾，现在官方流行的说法是群体事件增加。这其实是非常糟糕的利益博弈方式，也决不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难道我们就无法改进利益博弈的方式了？就不能用更文明、更科学的手段博弈？
今天的中国，民间没有、或几乎没有，合理、合法、合情的博弈手段。因为制度设计的偏差，使得任何博弈手段都明显地有利于官方。民间已经悲情地用完了所有合法手段，比如上访、投诉、举报、起诉。但谁都知道结果是什么？只有选择“最后地斗争”！因此，在中国的今天，革命的可能性是现实存在的。
革命就要流血，这是我作为一个人所最不愿看到的。但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前辈先贤，希望为万世开太平，而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来试图推动中国社会的转型。遗憾的是，谭嗣同的鲜血流尽，而中国社会却依然涛声依旧。读史至此，不免掩卷长叹。显然，流血也无法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
中国已经对外开放了２５年，言论自由也因为互联网的存在而有了很大改善。思想的禁锢已经基本打破。其实，２５年的改革，本身也是突破思想禁锢的改革。改革的发动，就起源与解放思想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这一次的思想解放，让中国社会的主体，最终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功莫大焉！但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就是自己给自己又划定了新的禁区，这个禁区后来被奉为“中国特色”。
“打左灯，转右弯”的改革，使中国社会有了穿西装、戴瓜皮帽的特色。这样的特色，看起来极不和谐！总结一下最近的改革方向之争，其焦点无非是坚持“打左灯、转右弯”，还是要改回“打左灯、转左弯。”而我看这样的争论毫无意义，这是我批评他们都是“肉食者谋”的原因。我认为，现在应该恢复到“打右灯，转右弯”的正常状态。
毛泽东说：“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是改官的难度所在，让官改官，似乎在逻辑上都不通。但我还是寄希望于官能改官。因为，这是对社会、对民生伤害最小的方式。而且也有这样的可能。
现在改官的民间思想基础已经基本形成，即使在官内，也能意识到自身的毛病。需要用智慧来解决改革的困难。改革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官员的既得利益，能避免鱼死网破的双输博弈。我相信中国的官员也决不都是蠢猪，也能看到这些。这也说明，官员内部也有一定的改革基础。何况，全世界发达国家都是改了官的。这个成功模式，已经被二战后，两个对峙集团的竞争成败所证明。是世界潮流、历史趋势。官员们比我更明白这一点。
毛泽东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不符合历史潮流的模式，看起来非常强大，其实也是纸老虎而已。中国阻碍社会转型的力量也不过是纸老虎，很可能一根手指就戳破。只是我们习惯了恐惧，才使得纸老虎看起来强大、不可战胜。
民间隔着这层恐惧的纸，而官方却不一定隔着。因此，今天的中国，为官方内部一定地位的人，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就是他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伟人，顺应潮流把中国社会推向最后的转型。这不但是得名的机会，也是得利的机会。需要好好把握。
推动这个最后转变的人，一定能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不是说大陆产生不了诺贝尔奖得主吗？其实，要得也很容易。
推动这个最后转变的人，不但得到大陆同胞、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的广泛支持，还能得到全世界发达国家官方和民间的广泛支持。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
因此，中国需要最后一位伟人，中国也应该能产生这样一位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