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闭幕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其中社会体制改革或说社会建设被置于非常突出的地位。为了全面深入解读这一重大命题，本报今起刊发系列评论，敬请垂注。
未来五年，中国向何处去，面对这个全球观察家瞩目的问题，执政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已给出了答案。答案的核心就是两个字：“改革”。“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五中全会公报中的这句话之所以广受关注，就因为它释放出的是以改革应对各种困难的积极信号，昭示改革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中国的最强音。综观五中全会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无论是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还是推动政府转型，一以贯之的都是强烈的改革意识。
一个曾经以改革开放赢得经济跨越式发展，一举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再次高擎改革的大旗，其中有丰富的蕴涵。首先，这意味着这个国家并不以已经取得的成绩为满足，没有陶醉于表面的繁花似锦之中，而是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未来隐藏的风险有着清醒的认识；其次，更表示在应对现实问题和未来风险的路径选择上，这个国家不可能讳饰、掩盖，而是会在客观正视的前提下，用改革的办法加以解决。
“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究竟包括哪些方面？五中全会的公报说得非常清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从这一表述中可以看出，未来五年，中国的改革之路不会平坦，这也契合执政党所作出的“重大战略机遇期”的判断。而在各领域改革中，又以“社会体制改革”最为民众所关切，因为每一位公民都是社会的一分子，都天然具有社会权利，社会体制的改革因此具有最大的关联性，其一举一动更容易让民众感同身受。从另一角度，社会体制的改革并未触及未来一段时间可能未必适宜的一些宏大问题，在全面改革的次序中相对较易把握，从改革的策略上讲，由社会体制改革入手较为稳妥和慎重，改革的效果也更易显现。
不论什么样的改革，总是要与迫切的现实问题一一对应。就社会体制改革而言，它所对应的问题主要有二：一是基本公共服务不充分、不均等；二是社会发育不足，社会自组织的能力太弱。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充分表现在，当下民众随着经济发展自然上升的公共需求和公共产品短缺已经成为社会的一大矛盾；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表现在不同的社会群体所享受的公共服务差别巨大，城乡二元体制则尤其加剧了农民的不公平感。基本公共服务不充分、不均等所带来的后果不容忽视，一方面，它无形中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难以使社会对社会成员产生应有的聚合力，对此曾经有学者根据别国的成功经验指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至少压低十个百分点的基尼系数；另一方面，由于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很多人进入了城市，终其一生却无法成为“市民”，极大地损伤着中国“城市化”的质量；社会发育不足、社会自组织能力太弱所显露的，则是提倡了多年的“小政府、大社会”目标仍然遥遥无期，政府在社会事务中的影子还是过于浓重，并由此导致效率低下，更不利于社会自行疏导各种矛盾。
社会体制改革看似只是两大方面的问题，但由此派生的无数枝节，个个堪称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是因为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各方面的利益已经固化。我们在判断社会体制改革相对较易的同时，需要对改革面临的阻力清醒估计。应该看到民众对社会体制改革的迫切意愿，如果在不乏共识、不缺民意基础、实际上也不缺手段的前提下，社会体制改革仍迟迟其行，改革的口号今后还能否唤起民众的激情和期待将大成疑问，所谓全面改革也将是一句空谈。
把社会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改革的先导，其实践既能为将来的全面改革积累经验，也会让民众从此看到改革的伟大前景，成为改革的生力军。而社会体制改革的成功，则有赖于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真正确立，因为不论是基本公共服务不充分、不均等，还是社会发育不足，实质都可以“化约”为一个问题，即要求政府把该管的管好，在不必管的领域则不妨大步退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