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读着一本华文出版社新出版的口述自传《我这九十年》,口述者任均,除了父辈任芝铭为老同盟会员外,她六姊妹中的两个姐夫也非寻常之人,一是革命先烈孙炳文,二是大哲学家冯友兰。抗战时期,父亲将年仅十多岁的任均亲自送到延安参加革命,以后在鲁艺学习话剧、京剧,经历了文艺界不少的人与事,在书中一一述及,其中以对孙维世的回忆最为传神详细。虽说论辈分,任均应为孙维世的六姨,可两人的年龄相差不多,也是年少时最好的玩伴,她们一起逃学,一起跪着挨训;她们一起化名成姐妹到上海去学表演,还一起听过江青的讲课。文革期间,孙维世在遭受灭顶之灾之前,被剃光了头发,还三次偷偷溜到任均家里,让她赶快烧掉当年江青赠送的签名照片。

口述者任均来到延安时,她的二姐任锐与女儿孙维世是马列学员的母女同学。那时,江青对她们倒是挺客气的,但孙维世不喜欢江青,因为来延安前在上海的日子里,她知道江青的事情太多了,觉得这人品质不好。还有林彪,在苏联追求孙维世追得厉害,临回国时还说要等她,回来以后就跟叶群结婚了。结果叶群吃醋也吃得厉害,这些都是促成孙维世在“文革”期间惨死的原因。书中有几张照片,弥足珍贵,如孙维世与林彪前妻、人称“陕北一枝花”的张梅,与瞿秋白女儿瞿独伊、马海德夫人苏菲等人的合影,可以使人看到当年革命队伍中女性的风采。当年,延安是圣地,很多年轻知识分子千里迢迢、不畏艰险地来到这里寻找救国和人生理想,其中的青年女性竟占到八分之三。

书中有一节“杀死维世的凶手,我想宽恕你们……
但你们是谁?”至为哀婉动人,说江青一伙之所以整治孙维世,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搞倒周总理。
他们搞了一份孙维世是特务的文件,让周恩来签字批捕了孙维世。对此,邓颖超后来有个解释,对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说:“当时想,放在里面也许比外面更安全。而且你们说是特务,抓起来了,你们得给个交代。”谁都没想到就这样直接给害死了,连个骨灰都没留。孙维世直到被折磨致死,也没有屈服,任均老人了解孙维世的脾气,倔强得很,越是打她,越不屈服,打死也不低头,也不会乱咬一句。五年后,亲人们才接到孙维世的死亡通知书,他们所看到的专案材料,“现行反革命罪行”只有一条,就是“在五十年代曾给李立三的夫人李莎送过青年艺术剧院的戏票”。

直到现在,亲人们也不知道孙维世和他的哥哥孙宁世(孙泱)到底是怎么死的。书中再三质问:“杀害他们的凶手,一定希望自己被人忘掉,但一定更希望自己被人宽恕。因为惟有被宽恕了,才能免下地狱。其实,他们可以用真相换取宽恕,站直了,告诉人们真相,让以后的人都知道真相。但现在的情况是,杀人的凶手,我想宽恕你们,不诅咒你们,但你们是谁?我想宽恕的,是谁?”

另一个孙维世“最要好的朋友”、两人甚至是同一天被捕的,就是林伯渠的女儿林利,她在《往事琐记》中,记述任弼时回国后,共产国际中共党代表曾暂由林彪(化名李进)接任,他的妻子张梅正在生孩子,他却公开追求孙维世。
1941年,林彪要孙维世与他结婚,一起回国,并说至于原来的妻子,不管孙维世的态度如何,他都决定和他分手,但却被孙借故推脱。直到1943年,林彪还辗转托人带了一封信给孙维世,说自己不得已听从别人的劝告结了婚,但维世留给他的印象甚深。其间,公开追求孙维世的,还有刘亚楼将军。

林利回忆,1946年,她与孙维世在苏联学成归国。周恩来夫妇为安全计,让她取道东北,并告诉她担任东北军政首长的就是林彪,有困难可以找他帮助。听说孙维世要来哈尔滨,在林彪内心又一次引起了波动,情绪异常激动,竟向东北局的一些领导倾诉心事,说他原本爱孙维世,只为先回国,在延安经同志们撺掇,才另娶了叶群,现在孙维世要回来了,他的心情难以平静。对此,叶群非常不满,到处哭哭啼啼。还有人出面劝说孙维世嫁给刘亚楼,也未果。最后,由李立三出面,只好把孙维世遣走延安。但孙维世怎么也想不到,东北之行为她以后的悲惨命运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第三个人则是中国惟一的美籍党员、被《纽约时报》称为“中国女婿”的李敦白。他回忆1946年在延安见到孙维世时,那种惊鸿一瞥的感受:“在延安,我迷上了孙维世,她非常迷人,我第一次见到她时是在周恩来的窑洞,当时周恩来正在接受斯特朗的采访,我对她一见倾心。她有张非常甜美的脸,漂亮的头发,大眼睛充满了幽默和智慧的光芒。她善良机智,红润健康,又有点男孩子气。我怕她拒绝,所以尽力与她建立起脱俗的柏拉图式的友谊。”文革期间,与孙维世同龄的李敦白第二次身陷囹圄时,孙维世也于1968年10月14日庾死狱中,年仅46岁,据说死亡时浑身上下只剩下一副手铐,颅内被钉进一根铁钉。

自从人类社会发展到男权社会之后,无论何种革命,才貌超群的女性往往成为强势者的追逐物,或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作为“红色公主”的孙维世,亦未能幸免。资料记载,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是周恩来与朱德的早年战友,曾任北京《民报》主笔、在黄埔军校当过政治总教官,大革命失败中被国民党反动派腰斩于上海龙华,当时孙维世才5岁多
1927年7月,孙炳文的夫人,也就是任均的二姐任锐在武汉写下了《孙纬坤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书》,并走上街头,慷慨演讲,愤怒谴责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她在公开信上写道,任何依靠杀戮维持强权统治的政权都不会长久。之后,她给孩子们写下了那首深沉悲壮、传颂至今的诗篇:

儿父临刑曾大呼, 我今就义亦从容。

寄语天涯小儿女,
莫将血恨付秋风!(韩三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