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状况比“文革”期间有了明显的好转。
“文革”中一时盛行的“事实为政治服务”的作法遭到唾弃。尊重事实的多了，弄虚作假的少了；主观武断的少了，客观报道的多了。
舆论监督加强了。出现了一批鞭挞邪恶、揭露腐败、抨击时弊的新闻作品，涌现了一批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记者。
很多记者在采访中敢冒风险，甚至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一些记者为新闻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
多数记者改变了“文革”时以“紧跟”、“看风”为主要工作方式，能够独立思考、积极进取地从事新闻事业，记者的责任心、事业心加强了。
这些好转使得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有了明显长进。新闻更贴近群众，更贴近实际。“文革”期间那种千报一面、千篇一律的情况没有了，新闻事业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这些好转是根本性的好转。从这些根本方面来把握，我们的新闻职业道德比改革前有了很大的进步。我国新闻界的这些进步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民主化程度提高的结果。
但是，在金钱可以交换一切的不良风气的影响下，新闻界出现了很多使社会各界厌恶、憎恨的现象，出现了很多使新闻从业者感到惭愧、感到羞耻的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媒体腐败现象。
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可以归结为以权谋私。新闻界的腐败现象呢？它的特点是以稿谋私。一些权威新闻单位，还以“牌子”谋私，即打着这块“金字招牌”去为小单位“创收”。稿子也好，牌子也好，都可以借它产生公众效应，可以产生社会影响。所以媒体腐败的特点是以公众效应谋私，也就是以社会影响谋私。
社会影响、公众效应，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新闻单位的权威，发布新闻的单位越有权威，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越大；二是新闻单位的社会形象，它的形象越公正，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越大。新闻单位的权威是权力赋予的，而权力是人民给的，所以，新闻单位的权威是人民给的。新闻单位的形象是这个新闻单位的新闻工作者共同创造的，它是这个新闻单位几代人职业道德的结晶。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新闻单位的权威和形象，是全体人民最为宝贵的财富。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众效应、社会影响可以转化为巨大的物质财富。一个企业花数千万元做广告，就是为了取得公众效应。有了良好的公众效应，就可以得到市场，财源就滚滚而来。而由权威新闻单位就某企业发布的新闻稿件，要比自吹自擂的公众效应好得多。从企业角度来说，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花钱发稿子。一块版面的广告一般都在10万元以上，而和记者私下交易发一版稿子，花的钱就少多了。
企业从记者的稿中得到社会影响，并从社会影响中得到巨额财富以后，将其中一部分分给新闻单位和记者个人。这样，企业、新闻单位和记者个人都得到了好处。
最近几年，有的记者还参与官场干部的职位竞争。例如，两位县委书记争夺省里一个职位，记者通过发表批评或表扬的稿件，从而影响竞争者的胜负。这样的稿件当然不会公正。竞争的胜利者会给支持他的记者以丰厚的回报，胜利者和记者都得到了好处。
谁受损失了呢？是新闻单位的权威，是新闻事业的形象。如前所述，正是这两个因素决定着发布新闻的公众效应和社会影响。它的权威消失了，形象坏了，不仅不能产生正面社会影响，反而要产生负面影响。不能产生社会影响的报纸，相当于死亡的报纸。产生负面影响的报纸，不如没有这张报纸。新闻单位的权威和形象是无形的财富，这一财富归谁所有？不是总编辑的，不是记者的。对党报和政报来说，这一无形的财富是国家的，是党的，是人民的。对非党报来说，是这个单位全体成员的。可以套用一句经济术语，这是“国有资产”。像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一样，国家新闻单位的宝贵的“国有资产”也在不断地腐蚀，不断地转化为某些个人口袋的财富。和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不同的是，企业的资产流失净了，企业就垮了，而新闻单位的“国有资产”流失净了，也就是报纸的形象彻底坏了，它必然还要产生负面的社会影响和公众效应。如果这张报纸天天代表党和政府说话，它就在天天损害着党和政府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