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0月1日开始，上海将执行一项被解读为推迟退休年龄的政策，亦即：各类企业人才在自愿协商的前提下，可以延迟办理申办养老保险金。这部分人主要指具有专业资格的人，比如高级管理人员，或拥有高级技师证书的人，他们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终止劳动合同后，可将申领基本养老金的年龄押后几年(男性至65岁、女性至60岁)。这项新政被概括为“柔性延迟退休”。
现行的退休年龄规定是：男性60岁，女性中的工人50岁、干部则是55岁。如果从事特定行业，男性和女性退休年龄分别再提早5年。上海推出退休体制改革之前，延迟退休的猜想一度纷扰，人保部为此在本月15日发表声明称，有关部门只是在研究相关建议，不代表会调整。而且，目前的资金筹集制度较为完善，养老保险足以可持续性发展，延迟退休不是必须实行的政策。
无论中外，延迟退休都是一个敏感话题。就在国内就此传言引发人心浮动之时，法国正因当局推行的延龄退休政策引发抗议行动。即使人保部出面澄清，恐怕也不能将人们对此一议题的争议全部平息。现在，上海率先试水，对户籍和资历都有严格规定，试图缩小目标人群，以减缓对大部分人群的冲击。由于涉及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政策环境，延龄退休的争议反映了当下的利益分殊。
不同处境的人们因为立场不同，对推迟退休有着针锋相对的观点。赞成者认为，这可以缓解老龄化社会的压力，有更多时间在岗就可以提高人口红利，也可以做到人尽其用，才尽其用。反对者则断然认为，退休年龄延长必然减少工作岗位供给，挤压和剥夺年轻人的就业机会。也有中立的观点，认为延龄退休属于势在必行的社会调整，需要妥善处理社保和就业大局。
还有一种更尖锐的观点则在国情上寻找理据，认为延迟退休有利于公务员、特别是官员群体。按照上海的政策类推，握有高级资历的专才、以及那些在原先岗位上占据智力优势的人将继续获益，而一般的工人、低级别的劳动者将无法与之竞争，假设一旦延缓退休，无论是在体力还是精力负担上都会带来沉重负担。显然，一部分人群的福音，会成为另外人群的负累。
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0%，即意味着社会进入老龄化社会。这个问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北上广等地区将会次第到来。及早对这个问题有充分研究，甚而在政策层面予以严肃考量，都是未雨绸缪之举。不过，综观赞成、反对和中立者的三方意见，都反映了同样的问题，即社会保障的不均衡，甚至是收入分配不公平。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产生了对延龄退休的矛盾态度。即使一刀切的法定退休年龄，工人和干部也享有悬殊的养老待遇。这种情况想必已为社会熟知，无需多说。如果将退休年龄的统一标准向后松动，体现在养老待遇上的不一致会更加剧烈。从数量上看，因变动拉大的差距会将大部分人与一小部分人对立起来。
在类似上海的法定政策推出之前，符合同样资格的人也可以用返聘等办法获得延用，实际上推迟了退休年龄。如今既然挑明了潜规则，就应该对其深层机理有切实的跟进处理，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上海的做法已经把问题明朗化，这是一次迟早要来的、对利益加以普遍调整的人力资源问题，是社保问题，需要一揽子的配套政策，而在实质上仍然要对社会公平有增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