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呀找呀找工作：201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介绍
李华芳
- 工作搜寻理论
一边是民工荒，企业招不到工；一边是大学生就业难，找不到工作。这既是中国的写照，也是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工作的起点。那么为什么一边企业需要人一边毕业生会找不到工作呢？
传统经济学假设劳动力市场是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就是说市场上人很多，一个工作你不做，立马就有其他人填补上来，跟玩第13等级的俄罗斯方块一样，调整起来是眨眼之间的事情。所以不可能出现一边有大量企业找不到人一边有大量人找不到工作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
当然真实世界远比想象的要复杂。找工作就跟找对象一样，怕入错行也怕嫁错郎，公司和工人之间要相互看对眼，正如恋人之间一样。然而要看对眼，并不是免费的，需要投入成本才能发现对方是不是合适的人。换句话说，双方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所以公司才需要工人提供简历、要面试、还要试用期，反过来工人在同期考察公司是不是适合自己。所以相亲节目里女方才会要男方提供“有车有房、父母双亡”的证据，而男方大抵也探得女方“是否玉女、几多三围”的信息。
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有时候会导致公司和工人过高或过低评价对方。例如有些公司喜欢招有党员身份的工人，可能认为党员工人既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估摸着也会如此对待公司，轻伤不下火线、加班不要加钱。但这完全有可能是高估了“党员”这一信息的价格，实际上公司很可能最后发现这工人全然不像党员，更像是个官老爷。出事领导先走，有利领导先来。这样就很不合算了。还有诸如唐骏这样的例子，就完全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
当然，如果公司找工人没什么成本的话，那么就可以一直找下去，最终找到适合岗位的人。但很不幸，跟物理世界存在摩擦一样，劳动力市场也存在这种摩擦，导致交易成本很高。公司不可能一直无代价地寻找工人。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在原来竞争导致均衡价格出现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即均衡价格还需要考虑搜寻的成本。
这些研究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鼻祖科斯的工作密不可分，搜寻有成本这件事情，得益于科斯对交易成本、外部性的经典论述。1937年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讨论了市场有交易成本，所以企业在边际管理成本等同市场边际交易费用时，取代市场。到1960年，科斯又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解释了解决外部性问题一开始的清晰产权界定很重要，因为有交易费用存在。
这一交易费用的思想也影响其他的经济学家。1960年代，经济学家开始研究这个“搜寻–配对”（Searching-Matching）的问题。不过直到1971年，戴蒙德（Peter Diamond）发表了一篇文章深入讨论了“卖方考虑到买方搜寻有成本的反应行为”，指出“考虑搜寻成本在内的均衡价格不同于之前假设无搜寻成本的均衡价格”。这一文章引发了后续对搜寻问题的研究。1980年代，戴蒙德（Peter Diamond），莫腾生（Dale Mortensen）和皮沙瑞（Christopher Pissarides）进行了一系列后续研究，创立了DMP模型。这也是三个人获得2010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理由。
- DMP模型
DMP模型是三人姓名首字母的缩写，基本的思想是既然“搜寻”这件事情本身有成本，并且会影响买卖双方的行为，那么就应该将“搜寻”本身当成一个商品，建立一个“搜寻”市场。然后DMP在基本的搜寻模型的基础上，发展出两个重要的看法。
第一个重要看法是将外部性问题考虑进来。之前的搜寻市场，并没有考虑个人行为带来的外部性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失业的人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提高了自己的搜寻技能，他就可能对其他人产生挤出效应，使得其他人更加难以找到工作。
举例来说，我们几个朋友在上海创立了一个公益项目叫做【读品】，主要集中在与书相关的行当上，志愿协作书评并编辑成电子刊物发行。由于这是一个专业市场，所以当【读品】发展之后，其撰稿人和编辑在这个特定劳动力市场上发出的“能力信号”增强，也相应提高了其找工作的能力。变相的，对这个领域内的其他找工作者产生了挤出效应。我们有几个轮值编辑就很容易在相关的领域找到了工作。
第二个重要看法是将政府管制考虑进来。之前的劳动力市场也不考虑政府管制行为，在原本的假设里市场总是自由竞争的。但现实中由于失业问题与政治稳定的紧密关联，政府总是时不时要伸手管一下。因此需要将政府监管也考虑进来。这个工作主要由戴蒙德完成，其核心问题是“宏观经济政策对劳动力市场会有什么影响”？
戴蒙德的意思是说，既然政府横竖是要管的，那么就分析一下，怎么管才是最优的。由于你需要将“搜寻”这件事情考虑进来，因此劳动力市场可能出现好几个状况。戴蒙德指出只有一种状况是最优的，那么政府监管的任务就是找到这个最优解。不过，这多少为政府干预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借口。
DMP模型已经成为失业、工资和就业的垫脚石，这个领域的研究是不可能绕过DMP的。现有的研究大致分成了两个类别。第一类是以“信息不对称”为起点，来解释摩擦性失业问题。即公司和工人不能不为劳动力市场的摩擦付出搜寻成本，这些成本决定了均衡失业水平。第二类是劳动力市场的非合作博弈为起点，实证研究表明技能差异只能解释高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差异，不能解释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差异，而市场摩擦才是工资分散及差异的显著影响因素。
莫腾生最后发展了一个框架来综合这两类分析，在匹配模型框架下，莫腾生引入了“工资公告”下的工资决定机制，指出原本工资较高的企业，为了避免员工流失，会为特定的“搜寻和匹配”提供更高的成本。这样一来，不同员工之间的分散工资信息，通过“公告”的方式被员工了解，使得员工生产率的差异可以通过内生的工资分散得到解释。
DMP同样也成为了贝弗里奇曲线的微观理论基础。贝弗里奇曲线是说，一般情况下，失业率高的时候工作机会就少，而失业率低工作机会就多。经验数据表明，在工作机会和失业率之间存在一条向下倾斜的曲线，但人们之前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而DMP提供了一个解释，失业率与工作机会反向变动反应了经济周期的变动情况。当公司频繁解雇员工的时候，就可能是长期失业率居高不下的信号，因为需要考虑搜寻和匹配的成本，找工作的时间会拉长。
DMP模型在失业保险和社会福利政策领域有大量应用。简单来说是基于这样一个思想，如果失业者享受的福利越好，即失业保险和社会福利政策提供的好处越多，没工作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找工作的时间也会越来越长，失业率也就居高不下。这其实很好理解，完全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人是理性的，如果能从失业从获得的好处比就业还多，那当然就选择失业领救济了。这对于选择失业保险和社会福利政策有巨大影响。
- 对中国的启示
搜寻理论和DMP模型有一系列其他领域的应用，最著名的是在住房市场上的应用。因为总是有房子空，也总有人想买房子，这就变成了一个经典的“搜寻–匹配”模型，信息不对称、外部性、交易费用等理念一样可以用来分析住房市场的问题。还有一个应用就是前面提到的“怕嫁错郎”的家庭领域。搜寻理论还被应用于广阔的宏观经济领域，例如货币理论、公共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等。
正如本文开头提到的，这个“找工作”的理论也像是为中国量身定制一般。事实上，戴蒙德与中国早有渊源，2005年就中国社保制度问题向李剑阁提供过建议。戴蒙德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中国应该采用欧洲现已普遍使用的“记账式个人账户”来改革目前的个人社保账户，这既可以保持个人账户的优点，也能够避免养老基金累积制的缺陷。戴蒙德等人还指出：为了避免阻碍劳动力流动，养老金应该随着工人在企业和地区间流动；中国领取养老金年龄提到65岁，领取的金额也应该提高；现行统收统支的模式必须进行改革，留下来的养老金缺口或通过国有资产划拨来补，这也是后来“国企分红论”的来源。
中国依旧是一个转型的市场经济，除了在成熟市场经济中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问题之外，更有法治缺失竞争扭曲的问题。而搜寻理论和DMP模型可以作为理论基准，来对照中国的现实。如何完善市场机制，如何限定政府的有效监管，如何使“搜寻–匹配”以更小的成本进行，都是中国未来要提高经济效率必须正视的问题。
作者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参考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对外发布的材料。刊于《中国新闻周刊》第48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