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于自然规律的探索发现，除了认识自然、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意义，还深刻影响了人类自身的健康健全发展，这突出地表现在科学精神的产生和发展上。
人类的科学发展进程，就是人类不懈地求真、求实、求真知的过程，是人类以每一代每一个人有限的认识能力，去探究、探知外在的无限存在和客观规律的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又总是以后人不断发现前人认识中的缺陷、不足、错误、并予以修正、补充，乃至推翻其中某些错误结论而前进和发展的。
科学的活力，就在于它具有一种自我改进的机制。就这样，人类得以在认识发现自然规律的同时获得了一种极其珍贵的副产品——科学精神。有人将科学精神具体归纳为六个因素：客观的依据，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平权的争论，实践的检验和宽容的激励。
科学精神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指导着人类对于自然奥秘的探索，也在人类对于自身发展规律的探索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帮助。由于科学精神要求对人类创造的一切学说保持开放的态度，要求在理性质疑批判的驱动下不断发展、完善，甚至超越自身所建构的一切。因此，科学绝不妄称“真理在握”，即使已被经验所证实的理论，面对未来，仍然是有待检验的。因此，科学精神是专制独裁制度的天然的敌人。
改革开放之初，按科学规律办事成为主流话语。我理解，这句话在当时有两个指向，除了强调今后要按科学规律办事外，还有对过去解释的意思，是说之前的种种错误都是没有按科学规律办事造成的。
我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当时的确有许多违反规律的事，比如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超英赶美大炼钢铁、放卫星的浮夸风……当时有一首红色歌谣写道：“一棵麦穗有多长，搭在黄河当桥梁，三辆汽车并排走，火车过去不晃荡。”这种反科学的唯意志论一直延续到70年代，70年代初我下乡插队时曾被村里派去往墙上涂写标语，我在前边用大尺子画出轮廓，一些小学生提着石灰水跟在后面填色，还记得几句：“革命无止境，生产没有顶”，“口吐鲜血肉瘦净，只要呼吸就革命”。
我在的那个村子是省里农业学大寨的典型，邻近的另一个村子是地区农业学大寨典型，两个村子每年都争县里的粮食亩产“冠军”，你报亩产1000斤，我就报1100，你报1500，我就报1550。谁都不肯先报，都想尽理由和办法拖着不报，谁报在后面谁就是粮食亩产冠军。
那时候，报纸上广播中每天都教育你“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对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要学习不过夜，执行不走样”“要把毛泽东思想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前几天看到一个博友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在我脑袋里塞满你的思想，还要我去宣传、捍卫你的思想，凭什么？
可在那个不讲科学精神的年代，绝大多数人都失去了独立思考和质疑的能力，少数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也被迫闭上了嘴巴，坚持不闭嘴的人或被关进监狱，或被永远地封住了嘴巴。
不难看出，不按科学规律办事亦是果，而非因。缺乏科学精神、个人崇拜、极左、独裁专制才是因。
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实际上是一棵树上结出的两朵花，是现代民主制度的两块不可或缺的基石。平等、民主、自由的人文精神与以理性的怀疑、独立多元的思考、平权的争论、宽容的激励为主要特征的科学精神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盲目的个人崇拜与独裁专制制度是它们需要共同面对的敌人。
西方科学家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热情，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是找不到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儒家认为道是永恒的，是圣人早已发现和阐释了的，要做的只是努力使人的行为符合圣人之道。凡是对“道”提出质疑的人都往往被看作是离经叛道的异端。
今天在表面上，似乎科学已经在中国社会占据了很高的地位，但从官方套话对科学空泛虚假的尊崇，从主流媒体对不同声音的压制，从一个个红头文件和会议报告对上级精神保持统一的强调，从底层民众有了冤屈不是凭借法律获得救济而是幻想通过上访得到一个开明高层领导的关注……这些现实告诉我们，在实质上，中国社会总体上仍然是一个缺乏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社会。
在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路途上，首要和紧迫的不是科学研究以及成果的运用，而是进行科学精神的启蒙：倡导和遵循合理的怀疑态度、理性的批判精神，以及对真理的祟尚胜过对权威的膜拜，对一切虚假行为的排斥和憎恶，对公正、普遍、创新等准则的严格遵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