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领导层临近换代之际，是国人政治神经比较兴奋的时候。喝酒聊天时，谁上谁下的小道消息满天飞。中国的传统文化流失殆尽，如此小道文化倒是从未中断过。这也反映了国人积极的参与意识，在眉飞色舞的神态下面，藏着能够对国事说上几句的急切之心。《经济学家》杂志搞出了几类民主指标，在民主文化这一类上，中国的得分还是比较高的。那些喜欢政治闲聊的人大概增加了“民众支持民主的程度”这项指标的得分。因为中国的政治闲聊尽管根源于传统，但与现代政治的发展有关，尤其是与民主观念的普及有关。
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一项共同的业绩就是在中国普及了民主观念。国民党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让民主观念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共产党继续着这一事业，并让民主观念走向底层。一首红歌唱道：“他坚持了抗战八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生活，他建立了敌后根据地，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有政治学教授认为这句歌词是人民与共产党订立的社会契约：人民支持共产党的前提是民族独立、民生发展、民主进步。
实事求是地说，共产党领导人没有忘记这个承诺。共产党在取得民族独立后便着手履行民生与民主的承诺。执政之后的一些错误也是在履行这种承诺的过程中犯下的。譬如说，毛泽东想发展民生，却搞了人民公社，想推动民主，却搞了文化大革命。我们可以指责他的这些行动中有权力上的私心，但难以否认其兑现政治承诺的冲动。出生入死，革命一生的人不愿意看到革命理想的破灭。然而，政治现实非常复杂，以民主为目标的行动有可能走到反民主的方向。
邓小平改革初期是想促进民生与民主的双发展，但遇到挫折后，就轻易地搁置了民主目标，只强调经济的发展。这种政冷经热的思维一直维持至今。不过，由于民主承诺深入人心，老百姓不容易忘记，所以中国共产党在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都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申民主目标。
无论庙堂中人，还是田野中人，大都知道语言上的“重申”与实践中的行动有相当大的距离。行动还是有的，中国共产党每次换届选举后，都会在民主的方向上做一些事情。比较有意义的成果就是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这两项民主其实是共产党的传统经验，而不是什么改革开放后的大创举。共产党领导大家干革命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在基层发动群众搞民主，无论在井冈山时期，还是在延安时期，基层选举都搞得热火朝天。毛泽东甚至认为普选是新政权的最大特征。党内民主更是源远流长，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堪称典范，他希望通过党内广泛的参与和充分的竞争来打造一个新型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是知道这种情况的，所以他们也注意发展这方面的民主。集体决策、民主生活会、“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等等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内民主。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做了个报告，试图扩大党内民主，但后来没有了下文。
简单地回顾一下这点历史，想说的是，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评估改革开放后的民主发展，不能夸大这种成就。总体上说，无论是基层民主，还是党内民主，今天的状况没有超出共产党革命时期的经验，甚至在有些方面有所倒退。尤其是党内民主，无论是在前苏联，还是在中国，与列宁时期相比，都大大地倒退了。
因此，改革开放后的民主发展，可以说是共产党早期民主经验的一种恢复性发展，没有出现超出那种经验的一个大发展，或者说，没有出现进一步履行民主承诺的一个大发展。如果我们清楚地了解这种民主承诺，再对照当今中国的政治现实，那么对已经发生的“中国式民主”做任何过高的评估都是自欺欺人的。我们不需要按西方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确有自己的标准，然而，如果根据中国共产党曾经承诺的标准，当今的现实离得更远。
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对此当有清醒的认知。现在做一个共产党员，如果还有什么使命的话，那就是为实现民主而奋斗。在当官发财成为党内事实上的主流价值观的情况下，共产党员心中还存留的那点良知需要在民主的旗帜下重新凝聚起来，为改造我们这个社会发挥积极的作用。无论如何，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党不能成为掠夺人民，压迫人民的党。但是，有相当大的一股力量推动着共产党朝着这个方向蜕变。
令人欣慰的是，大部分人的良知并没有泯灭，中国还没有进入霍布斯式的野蛮状态。那些野蛮的行为一旦曝光，立即招来铺天盖地的愤怒，这种愤怒叫义愤，它是维持一个社会的情感基础。如果野蛮的行为出来后，全社会鸦鹊无声，那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危险和悲哀。
然而，尽管中国人还能够生产这种愤怒，但单靠这种愤怒已经阻止不了野蛮行为的扩展，其增长的速度堪比这些年的房价上涨。重庆打黑，打出那么多的人和枪，就是证据。有的地方和基层政府本身就黑化了，成为压迫人民的力量。这句话并不夸张，一些地方领导把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运用各种专政工具，对人民群众予以残酷打击。跨境抓捕新闻记者，肆意殴打上访人员，暴力侵占公民财产，精心制造冤假错案，在当今世界各国，只有为数很少的国家频繁出现此类现象。这的确类似敌我矛盾，只是他们把自己变成了人民的敌人。
面对这种日益野蛮化和滥用国家暴力的社会，无论你持哪一种民主观，都会有一种予以拼击的冲动。我们可以通过个别克里斯玛式领导，暂时地、局部性地抑制一下这种趋势，但要长期地解决这个问题，只能依靠人民的力量，在法治的轨道上大力推进民主。不说要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哪怕给人民以切实有效的制约工具，那些野蛮之人就不可能继续野蛮下去。
中央领导层似乎体认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胡锦涛同志关于“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讲话，温家宝同志关于“改革开放的成果会得而复失”的讲话，都隐含着对这个社会的深度忧虑。胡温一代的治国思路是“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他们在继续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平衡考虑社会发展。他们做出了不错的成绩，不能强求他们在任期内做出惊人之举。这一代领导层仍然在行政吸纳政治的框架内，努力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处理已发的和潜在的各种矛盾，防止其对国家稳定构成威胁。然而，“行政吸纳政治”自身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端，一旦行政无能或缺乏自律，那些被试图控制的矛盾就会加倍地释放出来，对国家稳定构成更大的威胁。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不像香港、新加坡那样的弹丸之地，行政吸纳政治很容易出现崩解，从而走向失控的、松散的、野蛮的寡头治理，甚至出现无政府局面。
反对西方式民主，并不能减轻民主的压力。前面说了，中国式的民主承诺标准更高，人民要求更强烈。试图通过反对西方式民主，而拖延民主的步伐，这个算盘肯定打错了。前不久，湖北政治学会召开三十周年纪念会，表彰那些为湖北省政治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元老。几位元老的获奖感言非常精彩，让年轻人备感振奋。他们都是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坚定的爱国者，但都发表了关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强大的民主国家的演讲。这也许是他们一辈子在公开场合发出的要求民主的最强音。
如果说，经济落后能够成为拖延民主的理由，那么，现在这个理由不那么有力了。中国近些年来经济持续增长，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人均也迈过“三千美金”的门槛，人均四五千美金也很快就能实现。根据现代政治发展的规律，这个时候，民主可以向前迈出重要的一步。
如果说，教育水平能够成为拖延民主的理由，那么，现在这个理由不成立了。自改革开放后恢复国民教育体系以来，中国已经培养了大量的能够熟悉民主操作的人才，普通公民的受教育水平也大幅度提高。更关键的是，对教育落后论反驳最有力的还是实践。这些年来，民主发展最迅速的恰恰是在教育落后的农村基层。那些没上过多少学的农民，只要告诉他们民主的规则，他们很快就学会了操作。
如果说治理混乱可以成为拖延民主的理由，那么这个理由可能永远成立。因为在某些人的眼里，只看得惯上面命令，下面服从的等级秩序，这种秩序一打破，他们就认为是混乱。民主所导致的治理混乱存不存在的呢?答案是肯定的。就像市场经济有好坏之分一样，民主也有好坏之分，导致混乱的民主是坏的民主。好的民主意味着人民对周围的公共生活有一种自主的控制感，这种自主控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让反映人民意见和利益的公共意志得以彰显，也就是需要一种集体决策过程。在那种混乱无治的状态中，民主的集体决策无法做出，或无法执行，那不是一种好的民主状态。问题是，中国发展民主，不是发展无治的民主，而是在法治的轨道上，让人民的力量和声音有序地进入治理过程，防止权力被少数人滥用，保证权力为人民做好事。那些担心民主导致混乱的人，如果是个真诚的好人，那么可以坐下来讨论一下：如何在推进民主的过程中，防止各种混乱现象的出现。对于那些心怀鬼胎的人，我们就必须予以揭露和驳斥。
如果说社会分裂可以成为拖延民主的理由，那么其相反的观点可能更容易成立，也就是不民主会加剧社会分裂。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分裂的危险来自三个方面，也就是民族的分裂、阶层的分裂和地区的分裂。民族分裂的危险是当今很多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跟民主没有多大关系。人类对此还没有太好的办法。一个好的民主国家会让这个问题进入某种温和理性的轨道，但不能保证有理想的解决方案。不想搞民主的国家一般会更多地运用强力解决这个问题，但那也只是短期的控制。如果中国发展更多的民主，大多数国民的国家统一要求只会更强，不会更弱。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能否带来民族问题的长期解决，还很难说，但决不是像少数反民主论者说的那样，一搞民主，西藏、新疆就独立出去了。阶层分裂的危险现在几成事实，这些年来，中国成了亚洲最不平等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少数国家之一。这是让每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感到痛心的事实。他们一辈子追求平等，现在却让自己的国家戴上了最不平等的帽子。有人强辩说，这是中国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其实，这些年贫富差距急剧拉大，不是发展的结果，而是掠夺的结果，是在国家暴力的支持下，疯狂侵占国民财富的结果。这种掠夺被GDP数字掩盖了，有人以为它是发展的一个原因，其实，它是发展中的毒瘤，最终会导致中国发展的不可持续。因掠夺财富而带来的不平等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负面的，只能造成双输的结果。民主不一定能根除这种毒瘤，但可以起某种限制作用。有的学者用统计数据说，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近年来的不平等在加剧，说明民主不能治疗不平等。其实，这种数据并不能得出这个结论。为什么呢?西方国家近些年来的不平等主要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方的权力相对上升，劳方的权力相对下降的结果，恰恰是不够民主的结果，怎么可能怪罪到民主的头上呢?如果西方不是有点民主制约的话，资方的权力会更加膨胀，不平等会更加严重。民主不是治疗不平等的唯一因素，但决不是相反的因素。地区分裂的危险是存在的，但没有上述两个危险那么严重。目前除了台湾这种特殊的地区分裂外，无非就是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分裂问题。这个主要是发展不平衡带来的。作为政府来说，可以通过包括财政转移政策在内的平衡化发展战略加以解决。这种战略在民主发展起来之后，只可能扩大，不可能缩水。沿海发达地区到了加大力度反哺内地的时候了。改革开放前期，中国为了促进沿海的发展，采取了杀贫济富的政策，也就是让有限的资金和资源流往这些地区，几乎举全国之力，造就了少数地区的繁荣，刻意养肥了几个孩子，而让大多数孩子勒紧被带，一直过着贫穷的生活。然而，人是容易忘本的，这些发达起来的地区，以为他们的富裕，完全是靠自己的本事，鄙视、排斥内地还很贫穷的兄弟。这是违背中国传统之大义的，也是违背民主之精神的。随着中国民主向前发展，内地的人民在要求政策优待的同时，也会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谋取快速的发展。总之，民主不一定能根除社会分裂，但社会分裂需要民主来治疗。
反民主论者只要让这个清单不断地延续下去，民主论者就要不断地反驳下去。这种工作已经不仅是学理性的工作，而且是公共性的努力。为了让周围的兄弟姐妹，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生活在一个更加安全，更为公正，更可持续的社会里，那些支持民主的人需要大声地呼喊。我们这个国家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已经显露出重大的危机，财富和权力以极不正常的方式被少数人攫取和运用。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还是自由主义的价值观，都无法为这种行为进行辩护。因此，在当前的中国，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只要你不心怀鬼胎，应该可以合作起来，为推进中国的民主而坐到同一条船上。
在这种局面下，中国第五代领导层，再也不能固守过去的治理思路，应该牢记第四代领导层发出的警告，大力推进他们想推进但没有来得及推进的民主事业。如果没有大的民主动作，执政党既可能失去右边人民的支持，也可能失去左边人民的支持。剩下的只有那些极右或极左的分子，他们将把中国引向一个疯狂的方向。
我们还难以确定第五代领导层的构成，但如果不出大的意外，习、李会正常接班，另外，在地方治理中有着不平常业绩的薄熙来也会在领导层中扮演关键角色。这样，在邓-陈体制、胡-赵体制、赵-李体制、江-李体制、江-朱体制、胡-温体制之后，改革开放后的领导层可能会出现真正的三驾马车，即习-李-薄体制。这种体制是民主发展的某个阶段所需要的。因为前面的那些体制都是在行政吸纳政治的格局下形成的，强调的是党政关系如何协调合作，共谋经济的发展。第五代有可能形成的体制则要让行政所吸纳的政治因素部分地释放出来，放到民主的管道中加以运行。在这种体制中，一个抓政党，一个抓政府，一个抓人大，从而形成谋求民生与民主双重发展的治理新格局。
中国已经脱离神秘化政治的时代，国家领导层的安排也不是什么个别人的锦囊妙计。广大民众和专家可以参与到这种讨论中来，我相信集体的智慧是无穷的。在广泛讨论和交流的基础上，国家领导层的决策肯定会更加英明。
当前的中国，民主需要有新的发展，国家需要有新的战略，治理需要有新的体制，高层需要有新的作为。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88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