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门在外，总有收获。
这是一个早晨，在青城外山一个苍翠四合、烟岚竞秀的亭子里，我与一个偶然相遇的佛教徒师兄在此喝茶。由于他来自少数民族地区，便聊及了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然而，他下面的一番话让我十分震惊：
“某些少数民族干部对汉族干部的不满，恰恰在于他们认为汉族干部对少数民族群众太好、太文明而对于某些少数民族群众而言，他们并不吃这一套。在他们某些人的脑子里，没有是非，只有强弱。你够狠，他们就服你；你对他们文明，他们反而把这视为软弱并总要寻衅滋事。他们知道，越寻衅滋事，他们就越会得到现实的好处。······那些闹“民主”的人是一些满脑子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的人，他们不知道，“民主”到了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其实就是怂恿寻衅滋事、怂恿流血冲突、怂恿弱肉强食的逻辑，替代文明的逻辑。也就是说，怂恿野蛮。”
我不知道这位学佛的师兄说的这种情况是否具有普遍性。即使具有普遍性，我也难以率尔得出“民主是个坏东西”的结论。不过我就我所感受到的我身边的众多的被认为更文明的、并非少数民族的人们脑子里所奉行的逻辑，其实也好不到哪儿去。
所谓“民主”，简单的说，就是大家伙儿坐下来，每个人都有说话讲理的权利。并且，有一套完整的制度设计支撑这一状况。但“民主”有一个大前提，就是大家伙都愿意讲理。———这是一个根本的前提。
但不幸的是，就我通过对我所处的社会的最基层———也就是身边的人和事———的观察，发现现在愿意坐下来讲理的人现在是越来越少了。而靠权力与金钱说话的、脑子里“没有是非只有强弱”的机会主义者却比比皆是。在我所遭遇的切近的生活中，那些比比皆是的机会主义者们在更多的时候或许显得并不专制，他们并不剥夺你说话的自由。当然，他们也认为自己拥有蔑视和无视理性和人性所发出的声音的自由。在更多的情形下，理性和人性的声音不一定受到立即的打压、却总会受到不失礼貌地蔑视和嘲笑的对待。总而言之，理性和人性在我们绝大多数的、占据着社会之主流的、机会主义的人们的逻辑里，不是个东西，而权力和金钱，才是他们实实在在奉为圭臬的东西。这不由得我不去假设：如果我眼中看到的这些为数甚多的人们如果手里有了选票，他们是用理性和人性的“大脑”去投票呢？还是用现实利益的“屁股”去投票？
当然，对眼下的社会现实（也就是所谓“国情”）最悲观的假定也不足以得出“专制的体制”就一定好过“民主的体制”的论断，就像我们不能替所有危重的病人作出“安乐死”就是最佳选择的决定一样。不过，当我们纠缠于“民主好还是不民主好”、“要全然的西式民主还是不要全然的西式民主”这些个虚假的问题时，我们是否想到：民主不过是政治/社会文明的副产品，而离开文明的政治/社会环境的民主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要不要民主”的问题不如置换成“要不要文明”的问题。
于是乎，一个更加真实的问题呈现出来了———什么是文明？
支撑我们这个时代（包括东西方在内的整个世界）的现代化文明的根本前提和动机是：人的物质欲望是正当的，人应该追求物质的欲望的满足，而整个的社会有机体之运作，皆当服务于人物质欲望之满足。而所谓优良的政治/社会制度就在于它最大限度的让更多的人享受了物质欲望之满足带来的快乐、而避免了物质欲望之不满足带来的痛苦。基于这样的前提假设，我们通常认为西方的政治/社会制度是“文明”的，因为它最大限度的让更多的人享受了物质欲望之满足带来的快乐、而避免了物质欲望之不满足带来的痛苦。而这一切有赖于“民主体制”的建立。
然而，我们却忘了追问：这个以满足人的物质欲望为目标的现代化文明的根本前提和动机是否有错？
在漫长的人类文明进程的多数时间里，满足人的物质欲望并不设定为人的根本动机，在很长的时间范围里，物质生活的匮乏不是一个问题，缺乏对神圣的存在的信仰、不能在神圣的自然与人文秩序中安顿身心才是一个问题。如果以这样的价值取向作为文明的绝对标准的话，我们会发现，推动我们的现代化世界的“前进”的那些逻辑，恰恰是野蛮的。它把人置于最大规模的物质利益的奴役之下，它把人变成了消费机器，并通过消费而彻底的消灭着人的固有的文明属性。那些被我们认为是为“文明的标准”的美式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恰恰是野蛮的，它拥有一个更合理的制度设计，却让消费主义的野蛮的逻辑推进得更有效率！
再回到前面那位学佛的师兄的话题上，来谈一谈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文明”与“野蛮”。汉人自认为自己较之少数民族更加地“文明”。可这是怎样的一种文明？这“文明”是汉人固有的那个以“尽性知天”为最高理想的孔孟之道的文明吗？不是。这是一个在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取得统治地位的语境中崇拜权力与金钱之最大占有的“文明”。并且，汉人在向少数民族推行着这样的“文明”。汉人把这叫做“跨越式发展”。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少数民族地区去促进那里的“经济发展”、并的确让少数民族中的一部分人过上了他们的先辈做梦也想不到的富有的物质生活。汉人为此颇有“德色”。
然而汉人似乎忘记了自己的老祖宗孔夫子的那句至理名言：“为天下国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人就是这样的一种古怪的动物，贫乏有时候恰恰会让人容易感到满足，而富有有时候恰恰会让人感到不满足。共同的贫乏让人更关心神圣和永恒的事情并相安于神圣；而失去神圣的个体的富足却让人因关心自己的富足而将贫穷的人贬损于一无是处的境地并使其满怀仇恨。这一点让我们回望我们的历史就可以获得明确的证据。在物质贫乏的年代，民族矛盾总的来说并不存在。少数民族并不恨汉人，因为汉人的物质生活并不比他们更好。但在少数民族相对富有而汉人更加富有的今天。民族矛盾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当财富不是人生活的焦点的时候，人们更容易把他人当做“人”来看待，当财富成了人生活的焦点，则人眼中的人，也就只有可嫉妒的“富人”和可蔑视的“穷人”了。财富，永远是在人类间制造仇恨和分裂的东西，这就叫做“财散而民聚，财聚而民散”。
职是之故，我认为少数民族地区的问题本质上不在于某些少数民族的脑子里那“没有是非只有强弱”的逻辑遇到了“文明”的汉人那“文明”的“安抚”，而恰恰在于汉人向少数民族地区输入的，恰恰是一种更精巧的“没有是非只有强弱”的逻辑，只是这逻辑巧妙的包装在“地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那看似宏大的叙事中而已。汉人用“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大规模地“谋杀”了自古以来支撑着少数民族的心灵的“神灵”们，却自以为自己在试图给他们带去“现代文明”，这才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野蛮！
孟子曰：“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也”。令人痛心的是：我们悠远深邃的华夏的文明的“尽性知天”的核心，在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横行世界的今天，被西方“工商文明”的“唯物质主义”的野蛮逻辑给彻底地置换了。而我们却把这野蛮当做高于我们固有文明的“文明”来接受，并将之推行于我们传统的“四夷”。我们不去追问这“工商文明”野蛮逻辑的前提假设之合法性，却为要不要从根本上而言服务于这“工商文明”之野蛮逻辑的“民主体制”这类的假问题而纠缠不清。呜呼，不亦悲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