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鲁迅文学奖，一经发布就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而且争议、异议的声音，远远高过了附议、赞议。鲁迅文学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为失去轰动效应的文学，赢回一个短暂的轰动效应。这短暂的轰动，在文学与社会之间再划一道刻痕。
一位诗歌奖获奖人，有几首“零度抒情”之作广泛传布，并在网上被嘲讽性地命名为“羊羔体”，成为鲁迅文学奖争议的集中体现。相比之下，其他获奖人及获奖作品，未被强烈关注，但这种社会反应，与其说代表了人们的认可，不如说代表了人们的漠然。
在强烈非议与完全无视之间，后者更加真实地代表了人们对鲁迅文学奖的态度。对某一获奖人的强烈非议，并不表明对评奖的热切关注，那只是人们寻找了一个证据，表明自己对这一评奖采取完全无视的态度是多么合理。
客观地说，被非议的诗歌奖获奖人，其诗歌形象几乎被几首“零度抒情”之作定格，并不公允。鲁迅文学奖授予了获奖人的一本诗集，那里面并无“零度抒情”作品。获奖诗集的水平如何，比起另外几位诗歌获奖人的作品，以及其它体裁获奖作品来，是否有差距，没有人太有兴趣。
人们同样没有兴趣的是，鲁迅文学奖的评选是否代表了两年间中国文学的最重要收获。鲁迅文学奖，以鲁迅命名，以“中国具高荣誉的文学大奖之一”自命，沦落到如此境地，不仅未能被公众关注，也未能被作家普遍认可，某种程度上，可能反而成为公众远离中国文学的推力，作家写作时的镜鉴。什么叫事与愿违，这算是一个例证。
在人们的一般理解中，一个以鲁迅命名的文学奖项，对作品的选择应与鲁迅之所以为鲁迅的精神特质契合，这样，鲁迅作品中体现出的疼痛感、批判性、独立精神与思考深度，便成为人们对鲁迅文学奖的一种期待。
然而，从中国作协的“最高荣誉大奖”的评奖序列来看，并非如此。在中国作协的“最高荣誉”评奖序列中，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并列，这是体裁与题裁的区分，“用以鼓励优秀文学创作，推动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而未与特定的精神气质相联。
不过，即使按照中国作协的序列设置，“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几乎无一达到了被普遍认可的效果。评奖与获奖变成体系内参与者自身的娱乐，偶尔因为争议的出现成为人们的娱乐源泉，显示了文学奖与文学现实、与社会公众对文学的理解的疏离。
“最高荣誉”的文学大奖的集体沉陷，定然有评奖标准乃至一般评价标准中的共同原因。更宽泛地说，不仅文学，包括艺术、教育、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在内，一切涉及精神创造与观念养成的领域，可能呈现着共同的现象，包括评奖在内的许多意在繁荣与发展的措施，效果往往是被人视为华丽的反讽、昂贵的玩笑。
文学奖与人们的阅读，艺术奖与人们的观看，人文和社会科学奖与人们的精神现实，相距遥远，有时可能反道而行。评奖动机与标准，对作品的遴选，公众的阅读，可能对应着双向的否定机制。一个方向的否定，是评选对精神创造和精神现实的无视；与之相应的，是精神创造和精神现实对评选的无视。一个方向的否定，是评选体系的自我娱乐否定了公众与精神创造者的价值；与之相应的，是公众和精神创造者把评选体系变成了取乐的对象。
一份回顾性的资料标注了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作者身份，里面多有传媒官员、军中将领、杂志主编、作协主席。最新一届获奖者5人，三名为文学杂志编辑（其中两名主编副主编），一名文学院院长，一名党务官员。身份标注不足以否定任何获奖者的获奖能力，然而这样的获奖者名单，能够表明身份对加入评奖体系的影响。身份并非写作的前提或者障碍，但如果得奖者都具有特定身份，就表明写作不足以获奖，得奖是写作与特殊身份的组合。
作品应当成为评奖的必要并且充分条件的前提，这只是浅在的方面。深层的方面是颁授写作的“最高荣誉”应被公众认可为给经典文库新增作品，获奖者的精神气质被公众认可为时代的风向标，评奖体系被公众认可为最有价值的文本的发现者，评奖结果被公众认可为标示了这个时代精神价值的正当走向。
文学、艺术评奖活动，只是构造公共精神空间的一个环节。评奖问题，只是公共精神空间问题在一个环节上的显现。中国人的精神创造力何以壮大，这才是真实的问题；文学的品格、艺术的品格、人文社会科学的品格，这才是精神创造力的根基。显而易见的是，一切精神活动，发生在个体身上，整全为社会的精神活力。精神创造的生机，不在条例律则之中，不在宫禁库府的存货本上，而在自由个体和社会的无限创造之中。
2010.10.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