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电台听得很清楚,他们的政治内容也最多,最‘反动’,老是报道大陆的负面消息,比如干部怎么霸道欺负人这样的事情,所以对他们的干扰也比较多些。他们常常换频率,换了频率,头几天干扰台跟不上,就听得清楚些。

日本的NHK广播电台收听质量则更高一些,“还有澳洲台政治性不那么强,常常有好听的文艺节目。”

“苏联的电台,除了‘莫斯科广播电台’,还能听到那个被批判成‘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王明手下人办的一个电台,叫做‘红旗广播电台’,记得里面的播音员,是一口的北京腔。”

那些“偷听敌台”的日子

本刊记者/黄艾禾

在那个闭塞的年代,人们对于来自外面的稍有一点新鲜的信息,哪怕只言片语,也抱着巨大的好奇和热情。

“敌台”的衰落:

“敌台”是文革时期的一个流行语,泛指中国以外的华语或者英语等广播电台,主要特指当时的“敌对”国家和地区的广播电台,如“美国之音”“BBC” “自由中国之声”()等。当时收听这些电台只能通过短波收听,并在夜里进行。如果缺乏耳机这样的设备,人们往往需要把音量调到最小,所以叫“偷听敌台 ”。一旦这种行为被发现,轻则收缴收音机,被停职、隔离审查、批斗、勒令检讨,给戴上“坏分子”帽子,重则被判刑。

文革时期的电波“诱惑”——我爱听敌台_中国新闻周刊_凤凰博报 - 子春 - 爱莲人

是不是无法抵御听敌台的好奇心,那么请看着毛主席的眼睛和语录,据说能防止用户犯错误。今天的ipad包装就没有印奥巴马语录。

国际广播很多是冷战时期的产物。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打了半个多世纪。美国国际广播电台“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对华广播均始于1941 年,当时是该国设在亚洲的对抗法西斯轴心的“宣传武器”,二战后一度缩小规模。但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来,西方国家就陆续在社会主义各国周边地区设置 几十座广播电台、发射台和转播台,推行反共冷战战略,当时对中国广播的规模和实力仅次于对苏联。为了抓住听众心理,这些“敌台”除意识形态宣传外,也举办 了吸引听众的文艺节目。于是,在思想禁锢、文艺刻板的文革岁月,冒着风险“偷听敌台”,成为一部分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满足求知欲望,甚至是娱乐渴望的特 殊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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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中苏发生的冲突,跟长波电台有关,苏联出7000万卢布,中国出4000万,共同使用这一电台,毛泽东认为这是伤害中国主权,要求中国出全部的钱,苏联付租金。长波电台是本地电台。听起来比短波敌台容易多了。

随着冷战时代的终结,一些担负宣传任务的国际广播开始寻求转型,回归到相对客观、追逐新闻的媒体本质。而在互联网日益普及、信息逐步开放的时代进步中,电台短波已经不再是人们获取外部信息的主要来源,“敌台”在中国的影响力每况愈下,“偷听敌台”的现象也渐渐销声匿迹。

1990年代以来,“偷听敌台”一词已经从人们的日常口头语言中消失。

1973年,陈京生19岁,在工厂里已经当了两年车工。记忆中,那一年的生活平淡无奇,只出了一件大事:朝鲜的万寿台艺术团来北京演出了,带来了歌剧《卖花姑娘》。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中苏发生的冲突,跟长波电台有关,苏联出7000万卢布,中国出4000万,共同使用这一电台,毛泽东认为这是伤害中国主权,要求中国出全部的钱,苏联付租金。长波电台是本地电台。听起来比短波敌台容易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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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花姑娘:朝鲜电影可是比韩剧苦情多了,韩剧最多是一个女主角得白血病,朝鲜电影要父母双亡,妹妹盲了、哥哥被关进大牢了……当年这部电影每个人都看了几十遍,一度是唯一的译制片了。

“台湾的电台听得很清楚,他们的政治内容也最多,最‘反动’,老是报道大陆的负面消息,比如干部怎么霸道欺负人这样的事情,所以对他们的干扰也比较多些。他们常常换频率,换了频率,头几天干扰台跟不上,就听得清楚些

那时的中国人,平日里除了几部样板戏再无其他节目可看,所以对于任何一个从境外来的文艺节目都有无比高涨的热情。朝鲜的电影和歌曲,就这样造就出了 粉丝无数。此前的一年,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先进入中国大陆,陈京生记得,她认识的所有工友基本都进了影院去看,传说是“男的要带一条手绢,女的要带两条 手绢”,因为这电影太“苦”,去看的人没有不哭的。奇妙的是,大家说起来的时候都兴致勃勃,似乎去电影院哭一场很是过瘾。在这气氛下,陈京生刚进影院坐 定,就已经暗暗想哭了。

《卖花姑娘》的歌篇儿,在电影放映不久后很快在民间流传。那都是喜爱音乐又会记谱的人,凭着记忆用简谱记下来的。陈京生记得她也勤奋地转抄了好多份,开始学唱。到今她仍能唱这些歌。

1973年时,人家《卖花姑娘》最正宗的原班人马来了,像陈京生这样的文艺爱好者怎能不激动?但是她搞不到票。听说是在人民大会堂演,但只有最有门路的人才能进得去。不过还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决定,整场歌剧从头到尾全部进行现场转播。

《卖花姑娘》演出的那天晚上,陈京生守在收音机旁,全身心倾听着歌剧,想象着大会堂的盛景,陶醉了一晚上。那时没有收听率调查,她不知道北京有多少 人像她一样守着听转播,还有全国的听众呢,更不知有多少。陈京生很感激家里这台红灯牌带短波的收音机,那时家里还没有电视,她的业余时间的文娱生活全靠它 了。

“中央台”“北京台”之外的声音

上世纪70年代初期时,陈京生记得从收音机里可以听到中央台三套节目,北京台两套节目。中央台的节目,每天早上6点半的“新闻和首都报纸摘要”与晚 上8点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父母每天必听,陈京生小时候,“报摘”节目就是起床哨,每早被它吵醒;“联播”节目是熄灯号,每晚伴着它入眠。不过, 当时从广播里面能听到的文艺节目,又少又单调,除了样板戏和“毛主席语录歌”,基本听不到别的。

其他的信息来源就是看报纸了。全中国人民都看《人民日报》,不过《人民日报》都是在办公室看的,北京的老百姓在家就看《北京晚报》。一共四个版,全 家人每人每天都能从第一版仔仔细细读到最后一版。陈京生还记得常常跟着父亲到院里的传达室去取订阅的《参考消息》,那份16开的小报上,排满密密麻麻译成 中文的外电,一点也不讲究版式美观,却还是“内部订阅”,不是每人都看得到的。所以即使是美国的“阿波罗”飞船登月了,10亿中国人也压根不知道。

因此,像朝鲜的万寿台艺术团来演出这种事,陈京生无论是从报纸上还是从广播里,都没法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她那时也没有录音机,想再听这些歌,只有徒劳地一遍遍地慢慢旋转收音机调钮,希望什么时候能听到广播电台对这场节目的重播。

有一天,她打开了短波的波段。这里的噪音更大,但也可能有些她从来没听过的东西,她克制不住好奇,慢慢搜索——突然,她听到了那熟悉的《卖花姑娘》的歌声!

这是朝鲜的广播电台。声音虽然时大时小,但是能够完整听清,关键是,那绝对是《卖花姑娘》的原版歌声。这一下,陈京生一发不可收,她一有时间就在短波的各个频率间搜索,听过不少熟悉与不熟悉的朝鲜音乐,后来,她又搜到了“莫斯科广播电台”。

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开始曲宏伟又壮丽。它播送的节目,要么清楚得像是在北京发出的,要么嘈杂得什么也听不出来。每次听到这个台,陈京生的心都紧张得“砰砰”跳,要知道,这可是“敌台”啊。

当时似乎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是中国的敌对国。友好国家只有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寥寥几个。“苏修”同“美帝”一样,是主要的敌人,有一度,中苏 边境的武装冲突到一触即发的地步,据说人家的飞机只需7分钟就可飞临北京,让人感觉“苏修”比“美帝”更危险。如果有人知道了自己在听“苏修”的广播,会 意味着什么?陈京生不敢想象,她每次收听“敌台”,都是躲在被窝里进行。后来的岁月中,陈京生也听说过有人因“偷听敌台”被捕入狱,比如贵州的李志美后来 还被枪毙了。这说明她的小心不是神经过敏。

陈京生后来知道了有干扰台这个东西。也就是说,对付“敌台”,我们的广播电台有办法:建立强大的干扰台针对对方的频率发射巨大的噪音,把他们的节目 覆盖掉。可以想见,这事要花费巨大人力物力,但绝对政治上需要。很多年以后,陈京生去看望她的一个住在北京东郊的大学老师时,得知这位老师住在这里是享受 “辐射补贴”的,因为附近就建有一个功率强大的干扰发射台。她明白了,为什么“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声音一会儿那么清楚一会儿那么嘈杂——那是干扰台的电波 在“发功”呢。陈京生倒是从来没从广播里听到过“美国之音”或英国BBC电台的声音,后来才知道,专门有人还通过听这两个台学英语。当然,听的时候,你同 时得忍受巨大的噪音轰炸。

边疆知青的乐园

陈京生一向认为,无论如何,就算文革时自己对外界孤陋寡闻,但也总比在边疆下乡的哥哥强,怎么说自己也在国家的首都嘛。后来过了好多年知道,实际上 恰恰相反。哥哥当年在黑龙江下乡,正是因为身在边疆,他可以清楚地听到许多“敌台”——因为国家没那么大力量在边疆也修建那么多的干扰台。

2009年,由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一书出版,书中收录了阿城所写的《偷听敌台》一文,讲的是在云南下乡的知青怎样听境外广播的事情。阿城 在云南能听到的“敌台”,除了美国之音和莫斯科广播电台、英国BBC,还有澳洲台、香港的宗教台、台湾台——在当年的黑龙江,“敌台”差不多也有这么丰 富。

“台湾的电台听得很清楚,他们的政治内容也最多,最‘反动’,老是报道大陆的负面消息,比如干部怎么霸道欺负人这样的事情,所以对他们的干扰也比较多些。他们常常换频率,换了频率,头几天干扰台跟不上,就听得清楚些。”哥哥说。

相对“美国之音”,由于干扰不多,日本的NHK广播电台收听质量则更高一些,“还有澳洲台,这个台的好处是政治性不那么强,常常有好听的文艺节目。”

“苏联的电台,除了‘莫斯科广播电台’,还能听到那个被批判成‘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王明手下人办的一个电台,叫做‘红旗广播电台’,记得里面的播音员,是一口的北京腔。”

“你们这样听‘敌台’,难道没人管吗?”陈京生觉得不可思议。

“一开始农场干部也管,谁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公开听。但后来就越来越放松了,到了1976年以后,就再没人管了。”哥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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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偷听敌台的冲动就是为了她:丽君,永远的邓丽君。为了她,多少男青年冒险翻墙听海峡对岸的广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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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卫邓丽君而专门出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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