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所有的作品,都源于对美与爱、希望与自由的渴望

本刊记者 特约撰稿 沙然

北京的798位于城市东北角的废弃工厂区,打着艺术的旗号经营多年,时至今日,商铺栉比,画廊林立,业已成为京城喧腾热闹的时尚艺术旅游区、餐馆和婚纱外景拍摄点。7年前,高兟、高强兄弟将工作室搬到了798的尤

仑斯画廊对面,并选中了离工作室不远的两棵蹿天大杨树,依照树的长势设计了规划草图,盖起了一间咖啡厅,又模仿卡尔维诺的小说题目,曰“树上咖啡”。

2010年北京的秋天风清云淡,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穿过咖啡厅生长的杨树,一眼望不到顶,树叶薄绿透亮,如翡翠摇曳。

苏珊·桑塔格1975年评述说,“中国和苏联这些国家的官方艺术致力于阐述和强化一种乌托邦式的道德……”而30多年后,高氏兄弟等一批中国先锋艺术家则对此进行了一种彻底反动。评论家保罗·塞菲蒂 (Paul Serfaty)认为,“高氏兄弟作品的一个标志就是诚实,他们试图将过去和现实中最好的和最糟糕的结合在一起。毛小姐的孩子气就是一种对善的向往。”

1985年,高氏兄弟开始对艺术媒介进行最大可能性的探索,包括雕塑、绘画、摄影、数码影像、装置艺术、行为艺术以及一种被高氏兄弟称作“发生艺术”的新兴艺术形式。

从2006年到2010年,他们一方面继续做一些行为、摄影作品,在世界范围推广《拥抱》行为艺术计划,创作了《剩下的是骷髅》、《永不完工的大厦4号》、《建筑乌托邦》等行为与摄影作品,另一方面,他们的兴趣从行为、摄影逐渐转向雕塑和绘画,创作了一系列雕塑、绘画作品——《毛小姐系列》、《枪决基督》、《抓小姐》、《肖像系列》等。他们在巴黎、纽约、莫斯科、柏林等地的画廊和博物馆举办了十几次个展,作品被蓬皮杜当代艺术中心等多家艺术馆收藏。

上访的人

许多年后,53岁的艺术家高兟依然记得,1979年北京冬日的早晨,沿着那条狭长的街道,第一次走进国务院信访接待站的情形。位于陶然亭附近的 “上访街”在他的回忆里是这样的,“街道两旁是上访者搭建的低矮的窝棚,旁边堆积着破烂不堪的杂物,衣衫褴褛的上访者在窝棚前支起简陋的灶具生火做饭。满脸污垢的孩子们在那个狭小的世界里钻来钻去。”

1968年10月1日,高氏兄弟的父亲,济南消防器械厂的一名职员,在“清队”运动中被隔离审查。也是从那一天开始,12岁的高兟就感觉到,父亲可能永远不能回来了。

25天后,兄弟六人收到了父亲因为“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而“畏罪自杀”的消息。

高兟至今还为父亲去世而自责。当年12岁的高兟想,“如果我回来见父亲,我父亲可能就死不了了,因为我觉得也许我会用个人的办法,能让他不去那里,或者让他逃走。”

1979年,23岁的高兟带着为父伸冤的上诉材料以及母亲和兄弟们的重托,只身登上了进京上访的火车。

“我们家在京城还算是有人的。当时在国务院内务部工作的姑姑告诉我,上访者数不胜数,有些人已经在这里住了好几年了,可能从来没被接待过。”高兟目睹了那些绝望的脸,他难以克制地流下眼泪。”

一名工作人员对他说,“你还是回去,在这实际上是没有用的。”一张 “转山东省信访办处理”的信函、一张返回济南的免费火车票就打发了他。“我搭上回济南的火车,发现整个车厢里满满的全是上访的人。我听到了各种方言讲述的各种各样的奇闻冤案,有的是游击队的队长,被认为是叛徒,有的从事地下工作,有的是地主,总之是反正各种各样的人。”那是一辆少见的慢车,似乎是因为满车的冤屈过于沉重,火车开得很慢很慢。

“我们上访了十几年,因为不相信父亲有罪。”

高父最终得以“平反”,是在1980年前后,最高当局下达对文革冤案“全面落实政策”的文件。“一条人命,十几年的上访,最终得到的是三千多块钱的‘抚恤金’。”

25年后,高氏兄弟和一个作家再次来到北京的信访办。当年那些简陋的窝棚早已无影无踪,信访处的大门紧闭着。一些上访者,或站,或蹲,三五成群地聚在门前闲聊。一个独自面壁坐在墙角地上的老年妇女,“穿一件油乎乎脏兮兮的黄棉袄,腰间扎着一根细绳,头发灰白,戴着老花镜,握着一根浅绿色的圆珠笔,聚精会神地写着材料。她像一尊被遗忘的雕像,当我们拍她的照片,她没有一丝一毫惊动。那是一种具有超强意志,或绝对神经麻木的人,才可能有的沉着与专注……”而不远处的永定门火车站,让人有一种时空倒流的感觉:来来往往的乘客、警察、车夫、乞丐、商贩以及那些小姐、皮条客……欢迎来到真实又虚幻的现实世界。

80年代

兄弟俩有相似的面容、接近的发型,姿态和说话语气也相仿。哥哥高兟,生于1956年,与五弟高甡是双生子,而和他一起以“”的名义做艺术的高强,却是最小的六弟,出生于1962年。

按照高氏兄弟的回忆,母亲是他们对艺术的直接启蒙者。

“母亲的剪纸功夫非常好,尽管父亲惨死给我们家带来灭顶之灾,我们时常担心母亲会自杀,但母亲以常人无法比拟的坚韧把我们抚养成人。她常常信手拈来,随便将一张废纸三下两下剪出一些很有现代感的人体或是舞蹈着的少女和动物虫鱼。我们兄弟的艺术细胞来自我们的母亲是一定的。 ”

1972年,高兟正式拜师学山水画,老师是有着亲戚关系的画家张登堂(现济南画院院长)。张登堂当时因创作《海河》、《黄河》组画在全国已经很有名气,高兟认真临摹了宋、元、明、清以及当代一些名家的大量山水画作,后来被齐白石的学生王天池老先生收为弟子。

在图书馆,他们接触到西方现代艺术,像梵高、高更、蒙克、达利、贝克曼、鲁奥这些画家的作品,当初一见就喜欢了。“与传统的国画相比,感觉西方现代艺术是一种更自由、更直接、更强烈的艺术表达方式。”后来对波伊斯感兴趣,他提出的“社会雕塑”的观念是一种终极性的大艺术概念,至今他们还是很感兴趣。

“80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年代,也是一个理想主义幻灭的年代。80年代的新潮美术实际上是80年代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一部分,当时无论是美术,还是文学,戏剧、电影等领域都出现了崇尚创作自由与先锋实验的新潮流。”

1989年,高氏兄弟第一次参加中国美术馆的展览,就是一个当代艺术展,由栗宪庭、高名潞等当代艺术领域重量级人物策划。展览现场人山人海,比现在任何一个双年展、艺博会的观众都要多。他们的充气装置《子夜的弥撒》,用探空气球为材质模拟性器官和乳房的形状。“有人愤怒,有人兴奋,人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艺术品,或者说从来没见过有这样亵渎艺术的。”这件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的作品得到了栗宪庭的大力支持,他说:“中国现代艺术到你们这儿有点原创性的东西了。”所以,在布展时被主办方有意识地安排在了美术馆一楼装置和行为展厅入口处。

多年以后,美国的艺术批评家苏珊· 黛维丝撰文说,“当时我完全没有想到在刚刚开始开放的中国会有这样的即使放在纽约也是同样具有先锋性的艺术作品。” “这在当时骇世惊俗,既没有许多中国先锋艺术作品通常有意为之的中国符号,也看不到拷贝西方艺术的影子。”这件富于隐喻性的装置作品使高氏兄弟一举成名,成为颇有争议性的先锋艺术家。

政治化的标签,精神性民主,反时尚,最具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的当代艺术家等等一系列分科归类式的评价,自1989年那次里程碑式的 “中国现代艺术展”始,就紧随其后。

“反抗是不得已为之”

他们20多年来一直“坚持文化批判的独立态度”(批评家程美信语),他们被公认为以“对于后毛时代中国的反思”而闻名(批评家保罗·塞菲蒂语),但兄弟俩始终认为,他们所有的作品,都源于对美与爱、希望与自由的渴望。

出于各种目的来艺术空间的宾朋过客,既有高官、投资商、巨贾、警察,又有知识分子、文化人、艺术家、作家、媒体、农民、妓女……若高若低,无有不纳。

2002年2月农历小年他们在济南街头向各路人士发出“你愿意与无家可归者共进晚餐吗?”的请柬,“有人暴富或者走向小康,还有人无家可归,但社会阶层的差异造成的交流障碍是有可能打破的。”

2003年春节前,山东某民工为讨薪自焚,高强把这则消息贴在某诗歌网站,而后有诗人发起签名、捐款。青年艺术家韩涛说,他与高兟买了营养品一起去医院探访烧伤民工,护士人手不够,他们俩就一起上前帮忙,韩涛一会儿就被腐肉和药混合的浓烈气味刺激地呕吐,退到一边,而高兟却不以为意,一直跟着忙活。

“艺术家有选择自己艺术方式的自由,要求每个艺术家都去关心底层既不现实,也没有道理。但‘底层’毕竟是我们现实社会中一个巨大而难言的存在,在贫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的今天,‘底层’作为一个不能回避的当代问题理应在当代艺术中有所反映……”。

雕塑“抓小姐”题材来源于网上广泛流传的图片——警方在“扫黄”行动中将一名街头拉客的妓女强行带走。相同题材的还有一系列绘画作品,描绘了妓女们接客过程中当场被抓时各类衣衫不整的情态。最近,一位穿着皮短裙的女人到艺术空间来找到兄弟俩,自称是“性工作者”,她说:“这个雕塑在我们圈里没人不知道,我想跟你们讲讲我的故事,或者和你们一起合作点什么。”高氏兄弟亦欣然应允,认真聆听。

2010年9月17日,“壮观与净化——高氏兄弟艺术展”在美国堪萨斯KEMPER当代艺术博物馆开幕。这是高氏兄弟在美国博物馆的第一个个展,展出了高氏兄弟近年来的绘画、雕塑和摄影等二十多件重要作品及部分文献和草稿,KEMPER当代艺术博物馆计划收藏高氏兄弟正在展出的巨型雕塑《列宁》作为永久公开陈列作品,与法国著名艺术家路易丝•布尔乔亚的《蜘蛛》并列为KEMPER当代艺术博物馆的标志性雕塑。

高兟偶然念起了阿波利奈尔的诗《蜜蜡波桥》,“让黑夜降临,让钟声吟诵,时光消逝了我没有移动”,你会忘掉他们是艺术家,忘掉他们身上的政治性,而会以为他们是诗人,体悟到带着血温的文学性。

傍晚时分,油画般的云彩低垂,他们停下来凝视那些云。高兟说:“生活便是应当听听鸟叫,看看风景和云彩,或者和可爱的女孩聊聊天。生活不应该总是和政治挂钩,我们做艺术不是为了反抗,反抗都是不得已而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