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风起云涌的贪腐,所以有疾风暴雨般的查处,而“全军覆没”的结局,与其说是重在胜利,不如说是收拾残局。
  我说的是湖南耒阳市矿产品税费征收管理办公室的腐败窝案,这个科级机关单位达到770多人,逾百人涉嫌贪污受贿,从主任、副主任、党组成员,到下属各站点站长、班长,各级干部几无脱免。
  报道并没有透露这个科级单位大概制造了多大的腐败数额,但根据报道所说的情况,如果真的“疏而不漏”,我都担心这个科级单位是不是还能够有人完全与贪贿无关。报道说,在这里,腐败成为一种“集体决策”,分配规则是每次非法所得7成由站内员工私分,3 成给领导上贡,光是一个收费站,一个端午节收到红包就有100多万元。而在窝案查处之后,耒阳市在煤炭无增产的情况下,矿产品税费征收增长150万吨位,2009年11月至2010年10月间,煤炭税费收入猛增1亿元以上。

 

  这个案件之所以可以说是风起云涌,不只是涉及人多,而且在耒阳绝非秘密。当地流行的说法是“进了‘矿征办’,不发财都难”。长达5年的时间,那么多运煤车辆向“矿征办”缴费,大开大合的受贿通关行为,想要不造成社会影响,应当也是很难。
  反腐开关迟迟没有开启,接到举报的部门每次查处都是不了了之。直到2009年6月,湖南省纪委接到举报,纪委主要领导批示查处,幸而有了这样的批示,这个科级单位的集体贪腐案件才被查处。反腐开关是否开启取决于一张批示,幸而如此,不幸如彼,难道不也在两可之间?

 

  多少年来,这个社会似乎一直纠结于“有效监督权力”的问题,纠结貌似深重,苦恼貌似真诚。重重艰难之后,权力约束总算不得不成为一种共识,然而权力约束没有直接交还社会,而是一猛子扎回权力体系自身。
  在耒阳矿征办这家科级单位,我们看到权力单位内部的沆瀣一气,同时看到权力监督部门的软弱无力,社会的监督的途径则仍然只能是民间社会的抱怨和击鼓鸣冤似的举报。矿征办内部贪污受贿上下同心,分配有规则,一团和气;矿征办吸纳了大量当地官宦子弟,使得掌权者形成集团利益。这是报道已经说明的,报道还说矿征办主任罗喣龙以善于“照顾”各种关系闻名,也使人留下猜想,这是否对他在一座公然自肥的金山上能够坐得稳妥起到了作用?我们没有读到更多的材料,不知他能够长期不受查处,除了广泛吸纳官宦子弟,是否还有掌握其官运的人对他特加青眼,或者在他面前直不起腰来。

 

  一种不着要害的说法,是权力要公开透明。问题已不是权力运作必须透明公开的问题,尽管权力运作连透明公开也没有做到。我们知道,哪怕在王朝时代,那些以清俭自命的官员,也是讲“事无不可对人言”的,也是完全不怕“透明公开”的。而王朝时代的权力往往走向了另一种公开和透明,那就是公开的掠夺,透明的贪贿,“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光天化日,并没有太多遮掩。像耒阳矿征办这样,赃财广进,坐地分钱,下有“不发财也难”的民谣,上有举报信迭至,中有官宦子弟充塞机关,难道不也是大摇大摆地掠夺侵占?耒阳矿征办在今日又岂可谓孤例,权力违法、权力自肥,哪一样不是私密可为,公行也无惧呢?

 

  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耒阳市矿征办成了一个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监督盲区”。那么多官宦子弟奔竟而入,岂是盲目;有权监责者任其混账,岂是老眼昏花?人人心里明白,监督者则是选择性失明,佯作“没有发现问题”,无所谓“水泼不进,针插不进”,水在同流合污,针也没有真想去插过。

 

  一个根本的问题是,如果民众只能道论于巷闾、鸣冤于朝堂,而不能直接或者通过真正的代表决事于市政厅,伸言于媒体,抗辩于法庭,乃至聚议于街头,靠权力的叠床架屋来自行约束,作用可能不过增加分肥的员额而已。这样的道理很难理解吗,大道俱在,权力约束的苦恼与纠结何为何来?
                            2010.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