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明报》用两个版面摘发了《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的附录(即三访赵紫阳).并说《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即将出版,还简要介绍了这本书的内容和作者的情况.
11月28日,美国之音用很长的篇幅转发了《明报》这两个版的内容.特别突出了”杨继绳三访赵紫阳”的内容.
当天,博讯网,万维网,自由亚洲电台,法新社,路透社,法国广播电台,德国之声,中央社等数十家网站和媒体都转发了《明报》这篇报道和相关资料. (博讯 boxun.com)

中共中央宣传部为这本书多次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写报告
据一位中宣部的朋友说,中共中央宣传部看到香港报纸后,召开了小范围的紧急会议。又据一位朋友透露,中共中央宣传部为《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发了多次简报,已知的有三份。第一份大约是11月29日,即香港《明报》11月28日发表访问记摘要和出版消息以后,提到香港要出这本书,转述了外电的报道,指出作者杨继绳是《》的副社长,还说社长杜导正和赵紫阳关系密切。第二次简报是这本书出来以后,提出不批判、不扩散、不准进入内地等一系列封杀措施。第三次简报是赵逝世后,说杨没有遵守不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承诺,三次接待外国记者采访,此事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中宣部说我接受多少次外记者采访,说明他们对我的行动进行了监视。实际我只接受了两次采访,一次是《明报》,另一次是法广,接受明报采访我和曾向王海征打过招乎,说“只谈经济”王说“只谈经济”。法广多次来电话要采访我都被我谢绝,最后一次我只讲了几句话。后来法广有7分钟的华语广播,广播中只有我的三句敷衍的话,其余都是转述我书中前言的内容。

新华社派人来家谈话
11月29日下午四点,经济参考报党委书记韩战辉打电话:社老干部局领导和王海征等要到你家找你,请你在家等着。我说:好,我等着。我知道他们来干什么.
4点半,他们一行四人来我家:新华社老干部局副局长史春生、副局长岳**、经济参考报总编辑王海征和党委书记韩战辉。
进门寒喧片刻,谈话直入主题。韩战辉说:“新华社党组把我们找去,委托我们找你谈话。田聪明社长有批示。”韩问:你是不是在香港要出一本书?
我说:是,这本书快出来了。是《邓小平时代》一书中删下来的内容,我又作了些补充就成了这本书。有什么问题吗?这本书没有泄密的问题。我把稿子给两位学者看过,专门就保密问题请他们把关,他们都说没有问题。至于三访赵紫阳,1997年香港的《中国时报》就发表了,不是我拿出去的,为此我还生气了一阵子。除《中国时报》以外,听说《亚洲周刊》也发过。我没有看到《亚洲周刊》,但《中国时报》我复印下来了。我向他们展示了1997年11月2日的《中国时报》的复印件。此外,宗凤鸣的《理想.信念.追求》(新风出版社,2004年5月)一书中也大量披露了访问赵紫阳的内容。所以,赵紫阳访谈录已经不是什么新内容了。我不是第一次公布的,没有保密问题。当然,书中看法和领导人的看法可能不一致。但我觉得在我们国家有一点不同的声音不是坏事。
史副局长:你这本书涉及到“六四”和赵紫阳问题,这两个问题中央已有决议。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有责任维护中央的决议。
我说:作一名记者,宣传有纪律。这在我当记者时已经做到了。我已退休多年,现在我不是记者,而是一名学者。作为一名学者,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科学的态度,真实地记录历史,认真地总结经验。这是作为一名学者的职责,也是一名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
史副局长:你能不能从香港把书稿撤回来?
我说:10多天以前,我曾向《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同志谈到我即将在香港要出这本书,老杜建议我晚一点出这本书。为此我跟香港打了电话,香港回答说:“我们已经投入了,再也不能推迟了。香港这样的书很多,你这本书算什么?”
史副局长:最好不要出,他们有投入,我们可以考虑经济补偿。你能不能再跟香港联系?
我说:我可以再试一试。不过,我想书既已付印,估计很难收回了。香港有香港的法律,我没有权力干涉他们的出版自由。
史副局长还是让我给香港打电话联系不要出版,并将联系情况随时向他们通报。
谈话半小时,他们没有什么可说了,就告辞。我送他们到电梯口。

新华社派人第二次来家谈话情况
11月30日,上午11点多,韩战辉来电话:下午你在家等着,老干部局和我要到你家。我说:下午3点我有参加一个会。
他问:什么会?
我说:关于经济方面的。
他说:那我们三点钟来。
我说:我两点就出发,要来就1点半来吧。
下午1点25分,史春生和韩战辉两人来了。
史春生说:今天上午我们向社党组汇报了昨天到你这里来的情况,田聪明和马胜荣两位领导听的汇报,社党组很重视。当我们汇报到你同意和香港出版社联系时,他们问联系得怎么样,那边有什么情况?我们今天来就是问联系结果的。
我说:书已经印出来了。
他们问:你是怎样联系的?他们答应不卖吗?
我说:我只问了一下出版进度,没有说你们对我施加压力的情况。我怕外界一旦知道社领导向我施加压力不让出书,媒体一定会大做文章,说三道四,说内地压制知识分子出书等很不好听的话,影响我党形象,所以我只问了一下进度。你们昨天表达的意思即把稿子撤回,经济损失新华社可以补偿的话我还没有向对方说。如果你们认为可以说的话,我再打电话告诉他们。
我正要拿起电话,史春生急忙说,这我们得请示社领导。他又问:是哪个出版社?
我答:是香港卓越文化出版公司。
是香港三联介绍的吗?
我说:是。是三联的一位编辑介绍的。这本书稿先是给三联的(我曾在队们那里出过两本书),他们觉得不好出,他们的一位职工拿走了,这位职工有一个出版社,就是卓越公司。
史春生:上午社领导又强调了一下,让我们来了解你和香港联系的情况。社里让我们来转达。组织上还是这个意思:不要出, 撤回稿子,你自己撤回书稿。另外,你个人保存的书稿,或通过其它途径保存的书稿,都交给田聪明同志。
你虽然退下来了,还是新华社的人,田聪明同志是新华社的法人代表。无论是个人保留的书稿,还是香港保存的,都要交给田聪明同志,社领导很重视。
我问:昨天你们说田聪明同志有批示,能不能传达一下?
史:就是我昨天说的:“六四”和赵紫阳问题,中央有决议。作为共产党员,必须和中央保持一致,必须维护中央的决议。不管在境内或境外,都不能发表与中央决议不同的意见。
韩战辉:如果印来了,通知香港书商不要发行,把稿子送到田聪明同志那里。
我说:我和香港出版社是有合同的。社里的意思是让我单方面终止合同?如果硬要我终止合同,我只能说“不可抗力”。合同中我的责任是按期交稿,我已经履行了,现在只剩他履行合同的事了。我没有权力要求他终止合同。他是按香港的法律出书,我们不能用大陆的法律要求他。何况社领导的指示也不是大陆的法律。我可以向香港转达社领导的要求,但我想转达也是没有用的。
史春生:你就以你个人名义要求撤稿,不要以社里的名义。社领导的意思就是撤稿,就是不要出书。
韩战辉:你的书稿什么时候交给田聪明同志?
我说:我没有书稿,只有电子版。
韩:能不能用光盘拷贝下来?
我说:我不会,等我儿子回来让他帮我刻个光盘给你们。他出差了,过两天就回来。
韩:你随时和我们联系.我们留下电话:63074410(史);63074987(韩)
下午两点了,他们要走,我说,我开会已经晚了,搭你们的车走一段。我搭他们的车到军博,车上没说什么。

新华社派人第三次来家谈话情况
12月1日上午,我向《炎黄春秋》社委会汇报了新华社就这本书出版找我谈话的情况。杜导正说。原则要坚持,方法要讲究,尽可能在缓和的气氛中解决。
10点钟,史春生打我的手机,问书稿光盘什么时候可以给。我说,今天我儿子回来,请他帮助刻,明天给你。
11点我回家。我用软盘拷了一份,没想到一张软盘就够了。我正想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来取软盘,王海征来电话,说:“我们带一个活动硬盘来拷行吗?我们还有些话要对你说。”我说可以,我已把软盘拷好了,你们下午3点来吧。
下午3点多一点,史春生和王海征来了。我把软盘给了他们,并在电脑了打开看了看。
王海征说:社里的意见是书稿不要再给别人,版权不要再转让,不要接受采访。.
我说:最近几天有两家国外媒体要采访我,被我婉拒了。明天有一家媒体让我谈经济问题,我想只要不谈书,谈经济问题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就同意了。
王海征:对,只谈经济问题,不要谈与书有关的内容,也不要在公共场合谈这件事。王问我:你现在对这本书的内容怎么看?你觉得有什么错误的地方?作为一名党员,发表违背中央决议的言论,是严重的违纪行为。田社长还问我:当时他采访赵紫阳你知道吗?我说:当时我还没有到经参呢。
我想,王海征让我谈这本书中的错误,这是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自己下台阶。但是我不能在原则上让步。我说:这是一本学术著作。从学术标准看,我不认为有什么错误。如果我知道有错误,我不会拿出去出版。书中的观点是我多年研究的结果。书中的材料是经过核实的。当然,书中的看法也是我一家之言,几年以后我的认识发展了,也可能认为有错误,到那时我会修订再版。现在我不认为有什么错误。
我还说:你是知道的,这些年我不仅当记者,还搞研究。如“权力不能进入市场”是我最早在经参上发表的,后来成为全社会接受的看法。“市场经济不需要红顶商人”也是我最早发表的,现在也成为全社会接受的看法。但是,有些研究成果在新闻媒体上发表有点超前,可能被认为是错误的观点。如1990年我在半月谈上发表的《推进改革和长治久安》一文,王忍之和徐惟诚两位部长就批评过。历史已经证明他们批得不对。1993年我访问俄罗斯的文章丁关根部长也批评过,现在是非也很清楚了,真理并不在丁部长那里。.我的《邓小平时代》刘云山部长也批评过,现在学术界都公认这是一部好书。总之,不能用政治标准来衡量学术著作。不分清两种标准,用政治标准来衡量学术问题,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
史春生:我们只是转达领导的意思,你是一名党员,对中央已有决议的东西,要自觉地和中央保持一致。
我说:我知道你们是奉命行事,我们过去是很好的同事。
他们笑着说:你理解就好了。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找《炎黄春秋》杂志
12月1日上午12点钟,,《炎黄春秋》杂志社办公室接到国家新闻总署的电话,通知《炎黄春秋》杂志社派一负责人去国家新闻总署,有要事相谈。老杜让常务副社长徐孔去了。徐孔两点就到了那里。
下午两点,杜导正接到国家新闻总署副主任石峰的秘书的电话,说今天下午4点石峰同志要到杜导正家谈事。
原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宣部长刘云山对香港出这本书都有批示。根据中央领导人的指示精神,今天上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召开了紧急党组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决定采取上述两个行动。
徐孔回来传达说:报刊司余司长说, 我要说的这件事情要明确一下,目前还处在保密状态,今天就我们几个人在谈,谈完后可向杜老汇报一下,对其他的同志不要扩散。不要向其他人说,该做得就做好。我们的一位副社长杨继绳,他是新华社的记者,是我们的党员,他95、96年采访赵紫阳之后,写了《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这本书,他把书稿送到香港,由香港一家出版社出版。通过赵紫阳的口述,把“六四”风波前后的情况(约3万字)写下来,这个书,现在我们和其他的一些相关部门正在采取了一些措施,严防进入内地并且流传。因作者是我们杂志社的副社长,所以我们首先要求杂志社不得以任何方式对此书报道、炒作;更不能在我们的杂志上介绍这本书,包括:如果有内地或境外的媒体就这件事通过杂志社和杨继绳联系、采访,我们杂志社要注意。配合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把这作为一条纪律,现把情况通报给杂志社,在这件事上的观点,既要重视事情,又要在方式方法上把相关的工作做好,要求咱们共同把这件事做好。目前,香港的书已印出来了,正准备上市,要做好与香港的应对措施,既要做好事情,又要保密。防止我们因方式、方法不当,将此事扩散开来,反而造成不应有的影响,甚至成为炒作的题目。就这样,之所以临时通知你们过来,是因为总署今天上午开会,是小范围的。在这件事上,就咱们几位同志,每个人从各自的角度,都负起责来。
杜导正事后说:石峰下午四点多钟到我家来,谈话很客气,没有说这本书有什么错误,没有说这本书违法。只是说,现在国家出的事情太多,新的领导班子需要处理的事情太多,如果这本书传到内地来,涉及到一些人,可能给新的领导班子增加新的麻烦。希望杂志社给杨继绳做些工作,希望他今后注意一点。
杜导正对我说:人家对我们友善,我们也要回报人家以友善,不要把事情闹大。
当年杜导正当新闻出版总署的署长时,石峰还是一名副处级干部,是老杜把他提拔上来的。石峰对老杜当然客气。
有关部门发文件,阻止这本书从香港流入内地。
据国家有关部门派驻香港朋友说,中央有文件,严格禁止这本书进入内地。文件说,在口岸一旦查出,不仅没收,是党员的一律开除党籍。我的位朋友听过这个文件的传达。但是,这本书还是大量流入了内地。在北京一些高层知识分子和政界人物,很多都看过这本书。北京有三个单位复印后精心装订成册。盗本书每册 80元,还很难买到(一般盗版书只卖10元)。有人从网上下载后广为传播。

经济参考领导第四次见面.
12月7日,我因发烧、咳嗽住进了宣武医院。10日,经济参考报办公室副主任小郑打通了我的手机,说:“老杨,这几天你去哪里了,王海征到处找你找不到,很着急。”我说:“我生病住院了。”
下午,王海征和小郑到医院看我,很客气,还带来不少水果。王海征说:只是来看看,田社长希望你给他一本书。我说:书不让进来,至今我也无法看到。寒喧一会儿,他们走了.当时我正在输液,我估计他有些话没有说。

经济参考领导第五次见面.
12月15日,我病愈出院。出院后我没回家,直接到新华社,借找王海征签字报销住院费之机,问他:那天在医院里你是不是有些话没有说完?他说:没有。估计你这样事也就这样子了,可能不会有什么事了。

旧金山电视台请我做节目
11月30日晚7时,电话响了.对方是一个中年男音,讲普通话.他说:我是旧金山电视台的,明天下午3点钟,你能帮我们做一个节目吗?
我说:你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的?他说:为了这个电话,周折可大了.是安庆陈独秀研究会唐先生提供的.我说我不认识这位唐先生.
我说:你想做什么节目?
他说:你最近不是在香港出一本书吗?我们想就这本书和你个人的情况向您作些些采访.
我说:这本书我已经感受到压力.我不想再炒作了.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想写几本书.不要因为炒作使我失去了写书的条件.反正书快出来了,我要说的话书里都有.至于我个人的情况网上都有,我没有什么可谈的.
他说:我理解,我理解.
最后他介绍他叫史东,旧金山电视台(KTSS)话越地平线的主持人.1946年生,祖籍上海,16年前从台湾去美国.
在此期间,法国一家媒体要求对我采访,也被我婉拒.但香港明报提出只谈经济,不谈其它,我接受了采访.(12月6日,明报用一整版报道了这次采访)借此机会造成一种我在北京安然无事的印象.
接受法广采访
2004年12月20日北京时间晚9点,法国广播电台通过越洋电话,他们已经来电话多次,我无法推脱,只好讲了一些表面的话.我讲了一些写书经过,也讲了一点中国现在计划经济的上层建筑不适应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中国当前的种种社会问题盖出如此.没有讲什么实质性内容.12月28日,法广在”书香世界”节目中用7分钟时间广播了这次采访.广播中主要是转述”导言”中的内容.

最近一段时间,网上不少介绍和评价这本书的报道和文章,如果全部收录不胜其繁,由于网络封锁,绝大部分只能看到题目,点不开,“德国之声”发表的一篇文章能够点开,现收录如下:
一本讲述中国政治改革的畅销书
本月初,香港出版了一本关注中国政治改革的畅销书,题为《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书作者,新华社的退休编辑杨继绳,他曾经两次就六四事件采访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
这本名叫《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的书的副标题为《赵紫阳亲述六四内幕》。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在访谈中,明确地将残忍镇压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门民运的责任,归咎于已故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赵紫阳认为,人民日报于4月26日发表的社论是引发学潮的导火线。在社论中,人民日报引用了前一天邓小平向李鹏等人传达的精神。赵紫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四月二十五日,、杨尚昆把常委会的情况向邓作了汇报。这个人对学潮一向采取强硬方针,认为学潮影响稳定。听了李鹏汇报以后,邓当即同意把学潮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提出「快刀斩乱麻」,加快解决。邓这个人有个特点,如果有另一种意见他也不会这样。我四月十九日到邓那里,我的看法他也是完全同意的,二十五日李鹏、杨尚昆一讲,又同意他们的看法了,因为这和他历来的主张一致。四月二十五日邓同李鹏等的讲话本是内部讲话,但当天夜里李鹏决定把邓的讲话向各级干部传达。四月二十六日又把这个讲话改写成《人民日报》社论发表,把学潮定性为「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动乱,其目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四·二六」社论大大激化了矛盾,使学潮规模急剧扩大。追悼会结束以后,学潮趋于缓和,只要进一步做工作,学潮可以平息。但「四·二六」社论一发表,情况立即发生了变化。学生被社论的言辞、「帽子」所激怒,主要有学生多年没听这种话,「反党反社会主义」、「有计划、有目的」甚么甚么,多年没听这种话,一下子被激怒了,情绪极为激动。原来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也激怒了,被推到激进的一边。”
写这本书的作者杨继绳曾经是新华社教授级的高级记者,也是共产党员。他主要研究中国的经济改革,曾经撰文批评过三任市委书记的工作和政策,在官场积怨很多。两届中宣部部长曾经批评过他的文章。在江泽民下台后,自「六四」事件后一直被软禁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命运再度受到各方的关注。在今年十月赵紫阳八十五岁生日这一天,他在北京富强胡同的寓所外聚集了不少人,希望为这位在「六四」事件中坚持自己的良知而被迫下台的老领导人祝寿。国际社会要求胡温释放赵紫阳的声音不绝于耳。杨继绳对赵紫阳的政治生涯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在这本书中,他以颇多第一手资料对毛泽东逝世后直到九十年代中共中央内部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明争暗斗,作了深入的报道和分析。赵紫阳在接受他采访时,反复强调了他在六四前对学生运动的观点。 “当时在中央常务委员会上我说,中央治丧,学生悼念我们不能不允许,不能说我们治丧,不让学生悼念,这没道理。因此那时我主张,除了打、砸、抢、烧、冲五种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以外,一般要采取保护手段,违法行为才依法处理。在追悼会结束以后,我提出了三条意见:第一,追悼活动已经结束,社会生活应进入正常轨道,对学生游行要进行劝阻,让他们复课。当时我觉得,学生游行是借悼念耀邦这个题目,现在追悼会已开了,你们也参加了,再没有题目闹了,要复课。第二,对学生要采取疏导方针,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各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征求意见,当时想是召开种种各样的会议,教师也好,学生也好,知识分子也好,都征求意见,有甚么意见都可以讲。第三,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是如果出现打、砸、抢、烧、冲等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以上我的这些意见当时李鹏和各位常委都接受了,并形成了文字。前面这些分析以及定的方针,都以文件形式通知了各地和各部门,有文件可查。”
书评家认为,《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是反思89年动乱珍贵的历史资料,并且会对平反六四,恢复赵紫阳的名誉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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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副社长徐锡安到家探访.
2005年1月17日赵紫阳逝世.当天下午,老干部局来电话:明天上午11时,副社长徐锡安要到你家看望.徐社会长是我在清华大学的同学,比我低几个年级.1991年他在北方交大任党委书记,正值我女儿考大学.我找他,北方交大作为女儿的第二志愿,望他兜底.但女儿被第一志愿(南开大学)录取.招生的人找我,说徐书记打了招呼,但已被南开录取,没帮上忙,表示遗憾.可见徐锡安的确帮忙. 徐锡安2001年12月从北京市委副书记任上调入新华社任副社长.他第一次和新华社局级干部见面时,说:”我在新华社认识两个人,一是杨继绳,二是高国英.”当时有几位局级干部向我转述了当时情况,建议我去看望徐社长.我说:“如果他不来新华社,我可以去看他,也应该看他。现在他是社长,我是他的部下, 我看他是趋炎赴势,他看我是礼贤下士,我不能看他,还是给他留一个礼贤下士的机会吧!”
徐锡安“礼贤下士”的机会终于来了.
18日11时10分,他和老干部局长老陈来了.进门作揖说:”拜见师兄!”真是礼贤下士。我只好说:“我这本书给社领导添麻烦了.”他说:我不是为这事来的,不谈这个.我今天来只说三句话: 拜见师兄;问身体好,祝吉祥如意.
徐锡安说他还去了李普家.也谈到戴煌出书的事.看来,新华社对李普、戴煌和我三人十分关注.
我们谈了清华大学一些人士的情况,算是叙旧.
老干部局长说:徐社长说的“吉祥如意”就就赵紫阳逝世后形势很复杂,希望你要会保护自己.不要参加有关活动,不要接受外国记者采访.
刘云山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批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1月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刘云山在会上作报告。他在报告中谈到形势时说,国外渗透,国内呼应,如有一本书,《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就是外呼应,泄密。(大概意思)
赵紫阳逝世前后,我谢绝多家媒体采访
赵紫阳逝世前后,要求采访我的外国记者很多.主要有: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路透社,英国广播电台,法新社,《产经新闻》,以及香港多家媒体。有的请我写文章,有的请我就赵紫阳逝世发表看法.有的请我喝咖啡。同于徐锡安的招呼在前,我对各种媒体的采访要求,一一谢绝。路透社驻京记者林先生三次来电话,我婉拒,后又从伦敦来电话,又被我老伴谢绝。那一段时间来电话老伴先接,凡是外国记者的电话,她都说我不在家。

赵紫阳对《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的评价
1月27日:宗凤鸣电话中对我说:赵紫阳逝世前看完了你的这本书.赵说,这本书写得公允,我同意这本书的分析.但是第三次访问我是在别人家,是不不是会影响到别人,他为此有点担心.宗凤鸣说,这是赵紫阳一生中看的最后一本书.他家属担心他的身体,不让他看,他坚持要看,还是看完了.

1月27日,李锐在电话中对我说:这本书写得很好,我写了一篇文章,介绍了你这本书,稿子给香港了.

1月27日下午6点半,就参加遗体告别事,李欲晓告诉我王志华的手机电话:
我拨通了王志华的手机.王说,这是上面定的他们也没有办法.王还谈到赵紫阳认真看了我的书.他们拿到这本书很晚,家属看到书的部头太大,建议老人家现在不要看,等身体好一点再看,老人家不听,一直坚持看完了,老人家对这本书评价很高,说这本书份量很重,叙述公允.分析得也不错.但担心书中涉及到的人的安全。这是老人家看的最后的一本书.

2月28日,经宗凤鸣介绍,赵的秘书李树桥和我通了电话。李树桥在电话中对我说:赵是12月6日病重住到北京医院的。住院后家属从香港带回来这本书,意思是让他知道有这本书。没想到这本书引起了老人很大的兴趣,拿起来就看。家人多次劝阻,他不听。最终还是读完了这本书。读完后对女婿王志华说:“这本书的叙述是公允的。”“对我访问的记录是准确的。”“我担心的是对三次访问中涉及到的人的安全,如李普,会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1月初,杜导正去广东休假前对我说:田纪云看完了这本书,评价不错.但对其中写到请[炎黄春秋]社委会吃饭,说:我以后怎么支持你们.(定稿时我曾专门删去与[炎黄春秋]有关的内容,不知怎么没有删去)杜对此很不满意。杜还批评我不该把第三次访问的记录收入书中,说赵紫阳对此很有意见。杜批评时很严肃。

上面不让我参加赵紫阳的遗体告别
1月27日下午6点半,我和李欲晓(她是赵紫阳子女的朋友,最近在赵家帮忙处理后事)通电话.欲晓谈到赵家和中央达成协议的情况.星期六火化.还向我透露:中央认为有一些人不适合参加赵的遗体造别,阁下就是其中之一.这事你可以给王志华(赵的女婿)打电话问一问. 欲晓告诉我王志华的手机电话:
我拨通了王志华的手机.王说,这是上面定的,他们也没有办法。我说,我只是一介书生,难道还怕我?王说:他们怕你的笔。王还谈到赵紫阳认真看了我的书和老人对这本书的评价。

北京市公安局宣武分局到家
1月28日晚9时,楼下保安按响了呼叫器,说派出所带了三个便衣要到你家.老伴很紧张.我想:是不是监控升级了?事先没有通知,一位警察带领导三个便衣来到家里.来的四位都是年轻人.一位便衣说:我们是宣武分局的.请问杨老明天参加不能加遗体告别.我想,明明是不让我参加,为什么还来假惺惺地问,我生气地说:”不参加!”老伴很不高兴,说:不就是写了一本书吗,警察还找到家里来了,真是岂有此理!”他们说:”我们不知道杨老写了书,只是上级让我们来的.”我也很生气,对他们说:”我知道你们是奉命而来的.但有些话我得要说,不是冲着你们的.我只是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外界反映很好,不仅是政治家反映好,学术界也反映很好.这本书讲的是真话.记录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这是作为一名学者应做的工作,也是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为什么要对我这样?电话被并机,出版社给我的书寄不进来. 今天又找到家里来了.窃听电话是特务行为,是侵犯公民的人权;书寄不进来是违反通信自由.都是违法的.对我的书有意见可以公开批判,为什么背后搞这么多非法的小动作?!你们查一查,我是一名学者,一名资深记者,中国国家图书馆里有我写的六本书,外面说我是著名学者.我不是地富反坏,为什么对一位著名学者要采取这样的非法行为?”几位年轻人连连说:对不起,请杨老原谅,我们是奉命来的,请多包函.!”我问:”你们还要采取什么措施?我还有自由吗?我可以离北京吗?”他们说:这我们不知道.

便衣警察门前监视
1月29日,星期六,今天早晨起得较晚,我9点钟下楼出门买早点和其它日用品.到一楼,昨天晚上到我家里来的主要谈话人从保安室出来,说:杨老, 您好!我说:你怎么又来了.他说:我来了好久了,怕打扰您家庭生活,所以没有上楼.保安说呼叫一下,我说,不用了,我就在这里等吧.
我问: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七八点钟吧.(事后我问保安这个人几点来的,保安说是七点半来的)
是不是对我全程监视?
不是,只是今天,今天不是遗体告别吗?你还是不去的对.今天警戒很严,想去也进不去.
我昨天不是答应你们不去吗?
还是不去的好.以大局为重,国家搞乱了,还是老百姓吃亏.
我说:我也不想搞乱,我还想长治久安.我的书提出为国家治久安之策.
你现在想去哪里?
买早点,还给小孙子买点治咳嗽药.
我往前走,他跟着我后面.
经交谈,才知道他是宣武分局治安科的,叫王铁.工资3000多元,按这样的工资水平,大概是科长吧.
他态度很谦和,一再说是执行任务,没有别的意思.
我问:今天你们一定很忙吧,是不是全体出动了?像我这样需要控制的人是不是很多?
没有多少,这里就是您老一人.
我说:我不就是写了一本书吗?为什么要对我这样?这本书讲的完全是真话,每一件事都是有根据的,也没有泄密.完全没有违法.我写这本书是出于一名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出于知识分子的良心.一个人没有良心,没有正义感,就不如一条狗(我说出这句话,看他脸上的笑容一阵消失了,但很快恢复了正常)
他说,我们来不知道您写书的事.昨天回去上网看到了书名,但打不开.
有网络警察把关你当然打不开.
我走到药店,他跟到药店,我从药店沿河边走到华强超市,他一直跟着.
在河边花园,一位老人的帽子被风吹走了,王铁拾了起来,送给了老人.
我说:你还是很有爱心的.尽管你是一位好人,但你还是国家的专政工具,用专政治工具来对会一位知识分子,是不应该的.你到国家图书馆里查一查,那里有我的六本专著. 你也可以在网上查一下我的情况,社会上认为我是著名学者.用专政工具来对待一位著名学者,更不应该.
他说:您昨天晚上的意见我向领导反映了.局长说:他不知道电话监听的事.
我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慌.你们这样做我一点也不怕,心里十分坦然.即使你们对我采取什么极端措施,也是为真量而献身嘛!但是,我老伴身体不好,女同志胆小,看到你在楼下守着,她一定很怕,吓出病来谁负责?所以,你要执行任务我支持,但不要让我老伴看到.
他说:不会,不会,我们今天就撤了.
我说:我这本书是记录历史的.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这个民族就站立不起来.
他说:是的,历史很重要.
我说:我们需要的是真实的历史,不是虚伪的历史.我们过去吃了虚伪的历史的大亏.(我说这句话后他沉默了一会儿).
我到华强超市买洗衣粉,他跟着进去.他帮我提洗衣粉.交费时我没有零钱,他要代付,我没让.
他说:春节到哪里过年?
我说:找一个清净地方休息几天.也是为了避外国记者.
去海南?
哪有那么多钱?就在北京附近找个地方吧.
他把我送到院里.说:我这就撤了.

去天津过年半个月,实际是躲电话。躲外国记者和朋友的电话。因为朋友来电话也是问这件事,电话不方便谈。回京后比较清静。我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但媒体还抓住不放。3月3日,《华盛顿邮报》再一次来电话,说是该报驻中国社长要向我请教新闻采访问题,我婉拒。

最近一段时间,不少权威人士赞扬我的书。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早就拿到了书,并且仔细阅读了。有的约我面谈,如吴江,张显扬,华贻芳等。还有李锐、李普、、高放、苏双碧、保育钧等等。朋友告诉我,广东的老省委书记任仲夷、吴南生等也高度赞扬这本书。

让我在“保先”教育的党支部会上说道说道

3月29日,老干部局陈局长来电话,问我什么时候有空,请到他办公室坐坐。我说明天就有空,约定明天早8点到他办公室。31日早8点,我如约进了陈的办公室。先是闲聊了几句。老陈说:有一件事跟你商量一下,为了向上面有个交待,在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中,你能不能在党支部会上把你的事情说道说道。他说,最近上面问起新华社几件事(据我所知,除了我出书以外,还有李普、彭迪两位老领导在赵紫阳逝世后同外国记者的谈话和在网上发表了文章。但陈局长没有向我谈及这两位老人的事。),上面很重视,社领导对上面说:“这些事情都在保先教育中解决。”所以我认为还是说一说比较好。陈局长还透露:“社纪检组还接到中纪委的电话,问杨继绳出书的事立案没有?社纪检组找到我,我说,立什么案?你去问马胜荣副社长吧!”
如果你不说道道,恐怕事情完不了。
我说:我回去考虑一下。
回到《炎黄春秋》,我向杜导正讲起此事,老杜说:李普可以顶,他87岁了,你不能顶,你还嫩点。还是说一说,敷衍一下吧!

4月5日,党支部书记张继然(他是二支部的书记,因我们三支部书记托病不愿参加,老干局就让老张主持我们支部的会。老张离休前是新华社办公厅副主任,负责后勤工作。)找我,说后天支部会的发言你准备得怎么样?我说没问题。他问:你能不能把你的事归纳成几点错误?我说:这本书没有错误,是一本公认的好书。张说:没有错误的书为什么会挨批评?我说:老张, 你一直搞行政,这方面的事我没法跟你说清楚。他问:那你准备在会上讲什么?我说:第一,我不会讲假话,不会讲违心的话;第二,我不会让保护我的人下不了台。我的发言说是遵循这两条。

4月7日下午3点,我们三支部在红莲“老干部之家”召开党支部会。老干部局局长老陈亲临参加。张继然主持。老张说:今天的支部会有两件事,一是保先教育快结束了,有的支部落实了几条,如天津分社落实了8条,我们也得来几条。我请闵凡路起了个草,一共五条,如果大家同意就鼓掌通过。第二件事就是如果有的同志要发言,谈保先教育收获,今天就说。他念了五条(保持晚节,教育子女,邻里和睦,注意健康等)大家鼓掌通过。老张眼晴看着我,我就发言。
下面是我发言的基本内容:
去年年底,我在香港出了一本书,题为《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给社领导增加了不少麻烦。社会领导和老干部局最近一段时间对我十分关照。陈局长问我是不是在保先支部会上说道说道,我同意说道说道。我下面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书名为《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分八章,共36万字。还有一个前言,一个附录。(我用了5分钟时间,简要介绍了每一章的内容,大家听得很认真。)。
第二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发生了一场举世瞩目的伟大社会变革。我自始至终采访和研究了这场变革。作为一名记者,能够亲身经历和采访这一伟大的变革,是历史的幸运。当然,也有着重大的历史责任。我们一方面要用我们的笔推进这场变革,另一方面也有责任把这一段历史记录下来,供后人参考。这两方面我都认真地做了。
在推进改革方面,我除了发表大量的公开报道以外,还采写了大量的调研报告,其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上以上的领导人批示的就有36篇(其中胡耀邦批示的就有15篇)。由我的调研报告形成的中共中央文件一份,国务院办公厅文件3份,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联合文件一份。到经济参考报工作以后,我写的报道和评论对推进改革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如“权力不能进入市场”“市场经济不需要红顶商人”“买断工龄是对工人利益的侵犯”等等,都是我最先提出来的,这些看法当时在经济参考报上发表后,现在已经取得了全社会的公认。
一个民族不能忘记自己的历史。虽然说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但是,如果只用采写新闻的方式来工作,是不能留下全面而深刻的历史的。这必须用学者的工作方式。我是国内当代最早提出“做学者型记者”的人之一(商恺:《给青年记者的六十封信》,“做学者型记者”一节,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271页),我虽然做得不好,但我还是向这个方向努力的。我提出“调查,读书,思考”的三角形工作主式,以调查为基础,把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自上世纪末我就开始撰写《邓小平时代》一书。为了写好这本书我冒着政治风险三次采访软禁中的赵紫阳,多次采访如安志文、朱厚泽等数十位高层领导人,还采访了工厂、农村、商店、银行,采访了中国的东部和西部。1996年底,这部70万字的书写成了。中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但删去了政治部分,只剩下50万字。之后,香港三联书店也出版了,共55万字,政治部分也没有出。
2004年是邓小平诞晨100周年,不少人建议我把《邓小平时代》修订一次,争取出全本。我花了几个月时间修订完成,但国内由于政治原因,不能出版,香港因为篇幅太长,前几年又出过一次,怕不好卖,也不能出。出版界的一位朋友建议我把过去删去的内容扩充一下单独出一本。我认为这个主意很好。我又经过一段时间的采访,花了三个月时间,完成了这本书。
这本书是对中国改革的深刻反思。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改革出现了原来没有意料到的新情况。虽然经济蓬勃发展,但社会问题日益严重,腐败使社会难以承受,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矛盾空前尖锐。面对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作为一名长期研究和采访中国改革的记者来说,作为一名有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来说,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人们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这是回避不了的,是躲不过去的。不思考、不研究是不可能的。
我是经过长期的研究、思考写这本书的。为了剖析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我还出版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一书。
我同意保先教育。在那些方面保先?我觉得:
保先,要保持对党和人民的事业的密切关注的责任感;
保先,要保持对历史的反思与审视,从反思中吸取教训;
保先,要保持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批判精神;
保先,要保持对人类美好制度的不断追求。
当然,老张刚才说的邻里和睦,教育子女,身体健康等内容是必要的,但我觉得上述几条更为重要。
第三个问题:我对出版这本书的反思。
中央有关部门对我出版这本书十分重视,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中央指出这本书有哪些错误的文字材料。说李长春、刘云山有批示,我不知道他们是在什么材料上作的批示,也不知道批示的内容。如果上面有批评这本书的文字指示,我会针对这些批评作出检讨。我今天说反思,不说检讨,正是因为我不认为这本书的内容有什么错误。我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我不能说假话,我也听不得假话。这是一本学术著作,是经过我长期深思熟虑的,哪能刚出版自己就认为有错误?当然,经过学习,几年以后,我可能认为有错误,但那不是现在的事。到那时再修订嘛。
前些时,史春生副局长说:“中央对六四和赵紫阳已有结论,作为一名党员应当自觉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要维护这一结论,”史副局长这一说法原则上我是同意的,但是,中央十五年以前中央的结论现在已经有了变化。十五前以前说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动乱。”最近几年,中央再不用这一说法,而用“北京政治风波”取代之。我这本书就是客观地记录了这场政治风波。十五年以前,中央说赵紫阳“分裂党,支持动乱”,现在已改变了看法,肯定赵紫阳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只说赵“犯了严重错误”。和中央保持一致也要与时俱进,不能只死守十五年以前的结论而不顾中央现在新的提法。
尽管如此,我觉得还有三点需要反思,需要检讨:
第一点反思是,我没有估计到这本书出版后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我觉得这本书讲的都是事实,说的都是实情。其中的看法在知识界相当多的人当中形成了共识,我只不过把这些共识用文字表达出来。但是,这本书刚一出版,就在全世界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我简单介绍了世界各大媒体对这本书的关注情况)这些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其中消极的、负面的影响可能对党的工作带来一定的不利。我像一个小孩玩爆竹一样,没想到这不是一个小爆竹,响声太大了。可能吓着一些人,也可能伤着人。我这里对吓着的和伤着的表示歉疚。
第二点反思是,出版时机的选择,如果晚出版几年,可能更好一些。半夜鸡叫,总是不受欢迎的。新闻出版总署的领导同志说:现在中央新班子面对的事情很多,你这本书写了那么多人,那么多老同志,万一他们出来说话,会给中央增加麻烦。我同意他们的看法。
第三点,不是反思,而是诚恳地检查,这就是这本书中有不少错别字,还有些事实错误,如,把周总理身边的罗青长写成了罗长青,《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党校稿的执笔者是孙长江,我写成吴江,在介绍十二出六中全会上的争论的一处,我把胡启立写志了胡耀邦,等等。对这些错误,作为作者,是十分遗憾的,也是十分痛心的。我在这里向我的读者作诚挚的检查,再版时一定改正。

我的发言一完,就有人鼓掌。几个人的发言都没有批评我。有的反而提出了一些尖锐的政治问题,如有人提出要清算毛泽东的错误。一位有60多年党龄的老编辑发言婉转地支持我。国际部和出版社的两位老同志说他们手中有很多资料,但不敢写。他们这么说可能是规劝我不该写这本书为好。有人说,不写好;有人说,这些资料是人民的财富,不写材料烂在肚子里,太可惜。陈局长没有评论我的发言,说了一些没有新意的话,会议结束。
散会后在回家的电梯里,有人说:“其实,你的出版时机是最好的时机。”电梯里一片笑声。

老干部局向机关党委写报告。
5月23日下午,新华社老干部局党委刘 来电话说:根据上面的指示,你上次支部会上的发言,我们要整理报新华社机关党委。现在我们整理了一个材料,你是来老干部局看一看,还是我在电话里念一念?
我说:就在电话里念一念吧。
他念了一下,文字不长。有三点内容:一是出版地点不对。二是出版时机不对。三是有错别字和某些事实错误。
我听了以后想:他们要向上级交待,完全按我在支部会上说的写肯定不行,但也不能太歪曲我的原意。我说:能不能把“出版地点不对”这句话删掉。香港也是中国的领土,很多人都在香港出书,其中不少老革命,老知识分子。这样写不仅是我的自我批评,也批评了很多在香港出书的人。
对方电话里说:老干部局对你这件事的态度你是知道的(意思是保护我的),还是早点上报早点了结好。你不要太计较了。
我想:我不能让保护我的人为难,我再坚持他们也不会接受,只好说:那就这样吧。
不知这次是否能了结。 _(博讯记者:中国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