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现在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发表对中国问题的看法,这说明中国的问题引起西方的关注。西方的学者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呢?那是因为中国的发展与他们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利益(国家与个人)相关自然不能漠视,但由于所站角度不一样,每位学者发表的观点或有不同。不同观点的交锋,可以使我们事物的各个面相,有多方面的了解,以利我们对事物做一个较为完整的判断和把握。

虽然有很多西方学者发表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但我的“每周一推”在此之前只推了一篇林培瑞先生的文章。这就是说,很多西方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我并不认为切合中国的实际情形。当他们论述中国外交特别是与自己国家利益的时候,他们的清醒程度和深度都比较高。但在论述中国内部事务时候,都比较隔,这是因为他们的确难以避免隔岸观火。隔岸固然可以让人有清醒的态度,但观火之细微,却要有对该制度的深入体察;若是到了熊熊大火,也要善体其火源何在。只有这样,才可能对中国的内部事务分析得比较透彻。特里尔这篇文章在论述目前中国的傲慢外交时,清醒地看到中国军方对外交事务的干涉,看出了爆发户的不得体,但他还是没有看到中国外交是内政困局的具体体现。中国外交是为了党的利益和统治集团的利益而做出的因应,并非国家和国民利益,不意识到这一点,你很难理解如今中国外交的快速强硬转向。其实中国外交的傲慢,是在保护独裁政权的道路上,所做出的快捷因应。因为强硬的民族主义外交,既可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也可以满足被变态的民族主义愚弄了六十年的国民。一言以蔽之,中国外交的傲慢转换,是对党和独裁之利益忠诚的必然结果。

其次说到特里尔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分析,他这篇文章强过了很多人。比如他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批评,就可谓一语中的。同时,他提出的中国四个可能崩溃的触点,也算是棋高一着。中国不走上民主自由之路,其统治特性决定了其必然对周围国家特别是小国家带来威胁,因为打战而转视国内民生视线,历来被证明是独裁者的救命稻草,因为变态的民族主义是独裁者最好的敌人。所以说亚洲周边国家对中国的不信任,并非毫无因由。中国不民主不自由,不符合中国国内民众的利益,也不符合周边国家包括世界上许多民主自由国家的利益,中国不可能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威胁,在目前制度没有改进的情况下,永远不可能超过美国,但可以给美国带来麻烦。历史事实充分证明,社会主义独裁国家从总体上讲,与民主国家相比,根本没有抗衡力量,因为他在应对外面压力的时候,国内并不平静。

概言之,特里尔这篇文章告诉我们,中国颟顸的外交,与国内的高压,构成未来中国的巨大问题。崩溃或许是过于恐惧的说法,但说中国问题多到令人不安,那绝非危言耸听。中国如今处于变革前的临界点上,是向好的方面转化,还是向坏的方面加速,端看这个政府是否真的有极好的反省和自我修正能力。就我的判断而言,出现恶化的概率较高。2010年11月14日11:03分于成都

可能引发中国崩溃的四个触点——中国选择性失败的可能情景

作者:罗斯•特里尔 译者: 孟渔/译 索萨/校

70年前,蒋介石为他夫人的著作《中国将重新站起》一书作序时写道:”一个民族若要复兴,当具备某些必要因素。其中之一是要历经忧患。”蒋介石在1941年写下这段话时,中国已经遭受了一个世纪的动荡,之后还有更多的忧患。要考虑中国的未来,我们应当记住,她在近代史上经历了众多的失败。中国人自己当然没有忘记。1911年清王朝瓦解之前的数十年里,中国一直为外国入侵和农民起义所困扰。中华民国成立后,又历经军阀割据、日本入侵、内战、40年代末蒋介石政权垮台以及毛泽东政府时期四分之一世纪的不稳定统治(1949年到   1976年)。

起初,毛泽东同苏维埃阵营结盟,但”永恒”的中苏友谊在二十年内便荡然无存。这是一次失败。60年代中期摆脱了苏联的怀抱后,毛泽东宣布了中国的”复兴”.文化大革命既批判帝国主义(美国),又批判倒退的社会主义(苏联),并许诺将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中国式革命。但是全球的”农村”(第三世界)并未像毛预期的那样包围”城市”(发达国家),文化大革命以失败而告终。这是又一次的失败。之后,中国从毛主义中清醒过来,这重新让西方感到莫大欣慰。

1978年起,邓小平以毛主义的失败为契机,摒弃阶级斗争,转而以经济发展为中国的第一要事。一些西方人夸大了中国资本主义化的程度,认为中国会”和我们一样”欣然接受那些中国没有参与制定的国际安排。1989年事件警告我们,邓小平同毛泽东一样,玩的仍然是列宁主义政治。但很快,美国重新对中国寄予希望。这一向如此。

中国有可能再次令我们失望。她的经济复苏可能只是所谓”始于日本的增长链”的一环,这话是瑞士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若干年前说的。这条增长链当年举起了亚洲四小龙,现在又在拥抱中国——不过未来它可能转向印度次大陆。然而中国最近的兴起似乎深植于其近代史。问题是,邓小平、江泽民、现在是胡锦涛领导的新路线将把中国引向何方:中国仅仅是想摆脱毛主义,还是兼而怀有同美国争夺世界领导权的意图?1997年邓小平逝世之后,这一方向就变得模糊起来。

一些观察家认为北京的新路线已经取得了胜利,他们敦促美国接受中国即将主导世界的事实。记者马丁。雅克将他的新书题名为《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终结与全球新秩序的诞生》;专栏作家法里德。扎卡利亚认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后美国时代”的世界;奥巴马总统本人则赞成美国从唯一的超级大国转变为几个平等的大国之一。

克林顿的国家安全顾问桑迪。伯杰2007年抨击了小布什对北京的”强势姿态”,他写道:”如果中国可以在未来几年取得成功,这将使中国、亚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发生转型,而这种转型符合我们的长期利益”.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和大卫。M.兰普顿也持同样论调,认为胡锦涛政府治下的威权主义中国很有希望成为新的亚洲中心。他们提出了两点主张:中国的现有发展路线将会继续;中国的繁荣对西方更加有利。但中国也有可能跌倒,而如果几经努力,中国真的跌倒了,难道不正令人快慰吗?

未来二三十年,中国成败与否将取决于四个方面:

一、中国能否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的大多数民众仍然贫穷,在世界银行的人均GDP 排名中仅列第124位。

二、中国能否维持其广褒的多民族的领土完整(其领土面积几乎是明朝统治时期的两倍,远远大于中国汉唐时期的疆土)。

三、中国共产党能否保持对政治权力的垄断。

四、中国能否盖过美国在亚洲以外地区的影响。

在前两个领域,中国很有可能取得成功,但后两个方面则不大可能。

为什么要欢迎一个令我们的盟友日本望尘莫及、在贸易问题上同我们争吵不休的中国?

有哪些因素可能招致中国的挫败,从而影响其在一个或多个领域的表现呢?最大的可能是邓-江-胡政府的发展模式(廉价劳动力、出口导向和追随西方技术)衰竭引发长期的经济衰退。这不仅会打击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的信心,而且会威胁到共产党的地位。对中国来说,某种程度的经济衰退几成定局。这并不一定会危害美国的利益。为什么我们要欢迎一个令我们的盟友日本都望尘莫及的中国?一个富裕到足以买卖其弱小邻国的中国?一个在贸易问题上同欧美争吵不休的中国?美国国内的重要政治选民——无论是左派的劳工,右派的商界看到中国的年增长率减半,降至4%~5,都会感到快慰的。

第二个触发因素是自下而上的社会抗议。随着越来越多农民工追求与他们的实际生产力更匹配的工资,在广东和其他沿海省市发生的劳工骚乱将会增加。在农村,6亿中国人仍在田间辛劳,许多人对于乡村选举作弊、乱收税费以及地方政府为快速聚敛资金而通过项目开发攫取土地的行为感到愤怒。在城市和乡村都爆发了抗议活动,但这些抗议是自发的、未经组织的。如果借助互联网和手机建立起广泛的城乡联动网络,中国将会陷入麻烦。经济发展越是停滞不前,中共党内在应对路线方面的分歧就越严重。全国性的抗议活动与其中任何一种威胁相互作用都是可能的。但北京政府更为明智的政策将先发制人,阻止这种局面的爆发。

第三个触发因素可能是中国西半部爆发严重骚乱。这些地区历史上不属于汉族人聚居区,而是维吾尔、哈萨克、蒙古、西藏等民族聚居地方。尤其棘手的问题是西部边陲新疆地区爆发反政府骚乱的同时在香港发生民主运动或者更糟——台湾掀起新一轮独立运动。中国历来都害怕同时在亚洲内陆边疆和海上双面受敌。流亡的东突厥斯坦领导人阿不力克木数年前在伊斯坦布尔的话肯定让北京后背发凉:”如果大陆在凌晨四点攻打台湾,我们就会在三点暴动。”

不过,尽管新疆局势紧张,对汉族统治有所不满,但中国也不可能分裂。只要共产党内部不在应对政策上产生分歧,北京有经验,也有能力将其声名受损降至数年之内。但在此过程中,北京目前积极的外交政策将失去冲力——这对美国是有利的。

一些国家可能私下里乐见中国社会分崩和部分碎裂化。历史上中国的邻近大国日本和俄罗斯都曾利用中国的动荡和分裂。美国尽管也想这样做,却占不到天时地利。中国的脆弱曾先后增加了日本(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和苏联(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的影响力,而这两次美国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的混乱对美国的亚洲朋友来说是福祸相依的。贸易萎靡和难民潮可能是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损失;但是中国对越南、柬埔寨、老挝等较小的邻国的傲慢态度也可能因此而终结。一旦出现严重的分裂,华盛顿可能担心中国的核武库,美国的情报机构对其威力和踪迹都知之不详。

最后一个触发因素可能是中国在其五个侧翼上的军事冲突:东南亚、东北亚、中亚、南亚、以及西北方向的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中国面临的军事冲突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大国。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三十年里,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很小。俄罗斯和日本都有充分的理由避免同中国作战。北京也有足够的理性避免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开战。马英九在台北,奥巴马在华盛顿,中国看起来占据了地利人和,最近台海通商和开放自由旅行等都很成功。只要继续推进这些政策,大陆就可以将台湾这盘烧鹅装进统一的炉中。

但外部的冲突是否祸起萧墙——由经济增长放缓、有组织的社会抗议、或者党派斗争等国内紧张局势造成——则是另一个问题了。台北的领导人早已意识到大陆的一些派系会通过挑起台湾问题的争端来转移民众对国内困境的注意力。资源紧张引发武装冲突也不是不可能的,比如对南中国海富有石油资源的南沙和西沙群岛的领土争端(在此问题上,奥巴马总统迟钝地表态,拒绝了中国回避多边谈判的企图)。内蒙古地区所表达的不满引起了毗邻的蒙古共和国对中国的批评——这被北京政府称为”干涉内政”,这是另一种危险。新疆的叛乱也可能让一个或几个中亚国家牵涉其中——莫斯科则认为自己对这些国家有一种庇护利益,而在不安定的西藏的骚乱则可能使中印边界争端一触即发。

战争总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但实事求是地说,美国的利益不太可能因为中国同俄罗斯甚至日本发生冲突而受损。不过,台海战争,尽管开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令中国害怕的程度绝不会比美国和日本小。同样,三方也不愿意南中国海发生军事冲突。

北京如能保持其经济发展,可能有利于西方,但如果仍保持威权体制,则另当别论了。

美国应当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领土变迁持中立态度。北京如能保持其经济发展,对西方可能是有利的,但如果其威权政府经年累月地存在下去,就另当别论了。在某种程度上,中国避免重陷过去的分裂状态同样符合西方的利益。据说中国失去部分领土的可能性同将台湾和其他”失去的领土”纳入版图的可能性是相当的,而西方应当更希望看到前者。比如,”一个蒙古”运动,即把中国的内蒙地区同外蒙古统一起来,尽管不太可能,但是不会违背美国的利益;新疆独立或者成为西边的土耳其国家的一部分也是这样。

如果说中国保持经济增长和统一的前景尚且足够明朗,那么她在另外两项成败指标上的前景则不甚乐观。今后三十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力垄断将承受巨大的压力,而北京肯定无力排挤美国。何况在这两个方面,美国的利益都乐见中国的失败。

若干年前,中共中央党校请我将中国当前的改革同1880年代晚清政府的改革作比较。校方潜在的问题颇耐人寻味:改革在什么时候可以稳定一个制度,又在什么时候可以颠覆一个制度?清政府没能够适时改变,其改革姗姗来迟,结果很快崩溃了。

日本明治政府在几乎同一时期进行了改革,其王朝延续至今。党校中同我对话的年轻学者们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政治体制的本质同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之间存在矛盾。这种矛盾同当年晚清政府面临的矛盾是相似的。他们坦率地将19世纪末儒家世界观的破灭同毛泽东逝世后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丧失相比较。在哈佛大学和外交关系协会,在欧美主流报纸的专栏中,对中国的敬畏将对年轻的共产党精英来说真切的怀疑一扫而光。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走在上海外滩,突然意识到“我们即将走到500年来西方主导时代的尽头”。记者夏伟(Orville Schell)感觉到中国的“空气中有一种确信无误的活力和乐观”而美国则“苦乐参半地反思为什么他们自己的国家失去了再生的力量”。

这种过早地宣称的“中国成功论”似乎已经影响了公共舆论。最近的华尔街日报和美国NBC 民调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预计中国,而不是美国,将在二十年后成为世界领导国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是中国教育体制的拥趸,他告诉读者:“中国可能在本世纪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国家,一个原因是他们对人力资本的投入比我们多。”长期来看,他有可能是对的——一个世纪毕竟是很长的时间——但在等待竞争结果的同时,人们会惊奇地发现为什么数百万的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年轻人竟然傻得竞相申请学生签证,赴美国留学。

“中国人被教育成为同样的人”一位有眼光的上海时装设计师向华盛顿邮报抱怨说,他还说“这是一个问题”。这就是中国的高等教育不如我们的原因,而且只要这一特征继续存在,只要中国仍然缺少学术自由的氧气,其高等教育就永远无法同我们媲美。没有中国人能够在不离开中国的前提下获得诺贝尔奖,这也许不是意外。

中国威权主义的理论问题在于,家长式的共产主义统治正日渐失去其存在的理由。列宁主义统治的一个存在逻辑是资源的配置,而现在的中国,市场正在越来越多地起到这个作用。第二点是捍卫真理;然而在很多时候许多中国人都可能对官方的教条不敢苟同。党代会令中国的年轻人昏昏欲睡。政府面临的实际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力量日复一日地增长,而这似乎是以党的力量为代价的。一次摊牌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更为公正和稳定的政治体制。但也可能导致混乱。

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可能以多种形式终结。中共可以将“共产主义”从其名字中去掉,变为“中华党”或者“中国国家党”。这一结果可以实现胡锦涛构建“和谐社会”的希望,正如赫鲁晓夫希望的“全民的国家”,这一论调标志了苏联阶级斗争的终结。

在这种明智的转型中——赫鲁晓夫错过了这种转型——某种一党制国家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自由和民主也可能会碎步前进。正如上文所述的任何共识一样,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并不能带来长期的稳定,而在那种各利益团体可以在一种诸思想自由竞争的氛围中公开碰撞的社会反而可能带来长期的稳定。

另一个可能是,中共可能在一次危机中分裂——非列宁主义者胜出,并组建一个社会民主党,掌握北京的政权。这将是自由和民主的巨大胜利。其他的情况,如军事接管等,则可能性较小。

中共的权力垄断结束之后并不能保证中国更加自由,但这样的中国无疑会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的产品将更好地进入中国市场,双方将开展真正的文化交流,在人权、互联网以及其他领域的紧张局势也将减少。华盛顿人士经常抱怨日本、德国、韩国等国家的政治方式,但在这些民主国家,选举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确保了最终的稳定。中国没有这样一个安全阀,只要中共把持政权,就不可能有这种安全阀。美国人乐见中共失败带来一个更加自由的中国。

最后,还有一个中国地缘政治抱负的问题。中国人仅仅是在“赶超”我们还是将自己定位为亚洲“不可或缺的力量”?一些西方观察家认为北京正在走上加入“国际共同体”的路上;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国正企图恢复它曾经的亚洲帝国地位,当年韩国、越南甚至日本都向中国纳贡。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北京远程战略的迹象。

中国敦促建立一个不包含美国的“东亚共同体”,这很快地取悦了许多亚非拉国家,他们同华盛顿糟糕的关系给中国的援助和贸易提供了机会,特别是那些为美国经济提供石油能源的国家。中国已经发展了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柴油潜艇和核潜艇,意在消除美国在东海和南海、特别是台湾海峡的军事存在。在上海合作组织中,中国否决了华盛顿即使是作为观察者的地位。上海合作组织通过共同安全条约将北京、莫斯科和中亚国家连结起来。中国海军宣布了“远洋防御”战略,使其在中东和太平洋的军事活动合法化,告别了中国长久以来致力于海岸防御的策略。这些措施令人担心。

然而到目前为止,北京一直行事审慎。它知道中国的前途成败系于美国是否决心保持世界第一;一个受到挑衅的美国和一个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同样是难以挑战的。而一旦具备了能力,中国就将超越“赶超”阶段。你可以将其称为“伺机霸权”。

数十年来,北京都热衷于关注美国的权力,验证中国落后美国多远,估计赶超的代价,并召集其他能够帮助抗衡美国的力量。例如1991年海湾战争使得中国军方重新评估了美国的实力,并推迟了称霸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人十分自觉地同美国进行假想的竞争,尽管美国(五角大楼除外)并不这么想。中国人从他们的窗口望出去,看到一座高峰——美国,和其他峻岭(、欧盟和俄罗斯)。而大多数美国人从他们的窗外只看到若干山丘,中国只是其中之一。

    畏首畏尾只会使美国将未来拱手让给中国

“衰退是一种选择”,专栏作家柯翰默(Charles Krauthammer )写道,而许多绝望的美国学者已然过早地选择了衰退,他们的草率令人遗憾。他们对美国在海外的自信表示激动,却又漠不关心地说中国将要接管世界。他们忽略了这一可能性:如果畏首畏尾,美国很可能将未来拱手让给中国。而一些左翼人士——幸运的是没有在奥巴马政府中占主流——则欢迎这种衰退,因为他们认为从道德上来说美国不适合充当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一些衰退主义者将世界领导权推给一个茫然的中国。一位中国外交部长助理曾就《纽约时报》关于中国崛起的问题回答说:“如果你说我们是一个大国,那我们就是。”诸等衰退主义者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他们无法应对一个简单的事实:旨在为取代美国治下的世界而设计的中国治下的世界是行不通的。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不仅来自其经济实力——这方面美国仍然远远超过中国——而且来自其他中国所没有的力量。

显而易见的是,尽管中国雄心勃勃地增加军备,人民解放军仍然不具备远程投送兵力能力。中国也没有吸引世界的信息,可以取代美国孕育的民主、自由市场、流行文化、几乎全球通用的语言、以及创新文化。北京的威权引领繁荣的模式也许适用于少数第三世界国家,但中国的民族主义根本不符合中国以外的其他世界的需要。在中东、拉美和非洲的工地上,有大量的中国工人和工程师在工作,但他们大多孤立于当地社会。在去年的中华人名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说“今天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正屹立于东方”。但,尤其是在东亚,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主导可能很难接受。

东亚存在着一种隐性的东亚安全体系,只是其不寻常的特点使得其成就不能被完全认识。其中,美国是枢纽,它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以及其他国家的关系是辐条。其心照不宣的作用是保持日本和中国的平衡。

从1970年起,华盛顿同东京和北京都有务实的往来,中日之间的交往亦成果斐然。但如果中国的“成功”意味着对美国的削弱,并将其排除在东亚安全措施之外,那么这种成就就会被抹杀。地区隐性平衡的所有收益将会面临风险。中日关系的紧张局势将在一夜之间加剧。日本将伸展它的羽翼,这会令许多亚洲人感到沮丧。澳大利亚说,中国肯定会取代美国成为亚洲的守护者。而中国的小邻国则会俯首称臣。

要保持东亚现有的平衡并和平地避免出现一个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有两种可取的政策。首先,打造美国在东亚的联盟,使北京对日本、韩国和澳洲的实力和忠诚度不抱幻想,也不对美国的其他朋友,包括印度、印尼、泰国、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国抱有幻想。金钱和贸易是万能的,因此确定同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迫在眉睫,而奥巴马也不应当用他奉行的税收新政束缚美国跨国公司在亚洲的作为。第二,宣扬自由和民主,并毫不犹豫地将其称为美国价值观。这两种政策可以保持对北京施压,使其不会谋求霸权。

遗憾的是,奥巴马总统背离了这两项政策。他没有将民主国家同威权政府区别看待;在奥巴马的桌前,所有的国家都占有同样的席位。去年十一月,他表示“一个强大而繁荣的中国的崛起,将成为国际社会的力量源泉”。同他的前任小布什不同,他没有提到一个“自由”或“民主”的中国。但中国作为一个不自由的超级大国和一个民主的超级大国,这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奥巴马避开了这个问题。讽刺的是,到目前为止他获得的北京方面的合作比“牛仔”布什还要少。

美国历来迟于应对外国挑战,但一旦决心应对却又毫不留情。这一点不妨问问那些记得四十年代历史的日本人,问问英国人(他们在1940年觉得我们迟钝)或者德国人(他们随后见识了美国的力量)。多年来——实际上从天安门广场以来——盖洛普民调都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是“非常没好感”和“极其没好感”。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也发现,自2004年以来的每一项调查中,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都越来越消极。

北京的明智人士理解美国民族主义的潜在力量,以及中国向顶峰冲刺所面临的其他危险。他们敦促中国领导人坚持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原则。在中国的著名智库乃至一些政府部委里的谨慎人士不相信公众所谓的美国正“遏制中国”的鼓噪。相反,他们清楚地认识到,美国是中国复兴的动力来源——通过购买中国的出口产品,为中国的工业提供技术等。

二十世纪国家的成败起伏是惊人的——俄国、德国和日本都经历了兴衰巨变——这种起伏在短期内不太可能重现。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推进,一个大国的失败很难完全归咎于于其他许多国家基于私利而先发制人。但也正因为全球化,也很难再有国家像美国在二战之后那样戏剧性地“填补真空”,夺取世界霸权。

我希望中国的崛起“缓而稳”:其间保持经济发展和政治自由的平衡;努力使中国的文化同亚洲其他国家以及世界各国文化相互交融;认识到21世纪的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没有多少处女地可供新的霸权插上自己的旗帜;约束人民解放军军事将领,杜绝过盛的民族主义;对显然是蜃景的胜利保持审慎,因为美国比中国那些热血民族主义者和美国国内的悲观主义者所认为的都更有复原力。

文章链接网址(一):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org/ArtShow.aspx?AID=8871。(二):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org/ArtShow.aspx?AID=8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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